熊开万 桂 胜

一、礼化作为边疆治理的“王道”表征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礼化的社会治理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礼化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华夏与周边各族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传统中国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是在天下仪礼与“华夷一家”的架构下，将华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放置于“王者无外”的平等与共享的理念中进行实践。它不同于“以夷制夷”以及“修仁义以羁縻之”的统治技术，而是将礼仪作为人群区分的准则，“一准乎礼”，强调使用教化、典范、仪轨，通过“政教风化”与“教育感化”的方式推进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它反对民族歧视，强调民间自发的重要性，所谓“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疆治也”(1)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1831页。。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角度考察，礼化在历史上始终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是羁縻与土司制度之外极具“王道”意义的边疆治理方式。

礼化实践，是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国外研究者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等往往将边疆视为“文明”与“野蛮”的过渡地带，是与野蛮、边缘联系在一起的。(2)参见范可：《旧有的关怀与新的课题——全球化时代的宗族组织》，《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顺理成章地，礼化的过程及效果便被看作是华夏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政治手段，中央王朝对周边各族的“礼化”政策被说成是对少数民族的驯化政策，所谓“‘礼化’表示驯化蛮夷，意思是蛮夷之人本来行同禽兽，经此一化，归顺中国，然后成人”(3)[英]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