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斌 岳 涛

在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中，暴力是人类社会中的正常现象，常被用作表达的手段、交流的媒介、表演的主题。(1)参见[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就20世纪而言，列宁曾预测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2)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7页。，在林同济眼中是战国时代的重演(3)参见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4页。，而在费孝通看来则是世界范围的战国时代(4)参见费孝通：《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与先秦“不灭国”或“灭国不灭祀”等讲究武德的做法不同，20世纪的暴力活动不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针对平民的灭绝行动(5)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页。，而且作为文明对立面的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校园霸凌亦成为青少年头顶上空挥之不去的阴云，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参见新馨：《校园暴力》，《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先秦时期对于暴力问题的诸多讨论，至今仍具启发性。孔子将其概况为“文武之道”，并由秦始皇从社会层面开启“禁武”之先河，使得传统中国在总体上呈现出“偃闭武术，阐扬文令”之气象。就长时段的视野来看，“文武之道”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暴力治理传统，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7)韩非：《韩非子》卷十九，高华平等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