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蕾

(柏林工业大学，德国 柏林 14055)

从查理大帝以来，德意志与斯拉夫邻国一直摩擦不断。基督教会借助世俗领主的力量打击异教徒，设立新教区；德意志君主也利用民众的宗教热情，开拓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由于12世纪西欧人口增长，加之天灾连年歉收，德意志亟需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成果使德意志人看到了希望，在教会的宣传下对第二次十字军行动充满信心。第二次十字军行动兵分三路，德意志人主要参加了东线和北线战争：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带领前往耶路撒冷的东线大军损失惨重、铩羽而归；由萨克森领主于公元1147年带领的文德十字军负责讨伐德意志东北部易北河—奥得河流域反复叛乱的斯拉夫异教徒，起到震慑作用。此后，文德地区陆续被纳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农民、手工业者迁往东部地区开垦植荒、定居生活，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德意志东扩运动。

国内外对十字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元1095—1291年前往耶路撒冷的东征，对其他地区的十字军行动研究较少。涉及到文德十字军主题的国外论著包括两类：1.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基督化进程及异教问题，例如：The Northern Crusades (Eric Christiansen, 1980)、Heidenfrage und Slawenfrage im deutschen Mittelalter(Hans-Dietrich Kahl, 2008)；2.从中世纪早期到近现代斯拉夫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Die Slawen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slawischen Stämme westlich von Oder und Neiäe (Joachim Herrmann, 1985)，Deutsche und Slawen im Mittelalter(Thomas Wünsch, 2008)。国内研究也多从欧洲史角度讨论十字军引起的波罗的海诸国政治与宗教力量变化，例如：《中世纪北方十字军初探》(李家莉，2006)，《东北德意志日耳曼化研究(12—14世纪)》(李鑫，2010)，《欧洲史域中文德十字军探析》(王云龙，2014)，《波罗的海十字军征服与东欧地区的社会变化(12—14世纪)》(刘巧月，2016)。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缺乏对“叙任权之争”(公元1076—1122年)后德意志内部权力相争作为时代背景的具体分析，文德十字军行动前夕基督教对“战争”和“暴力”的态度变化也值得讨论。

一、文德地区的早期传教

西斯拉夫人大约在公元7世纪迁移到德意志东北部地区定居并形成部落[1](P7-8)。7世纪法兰克编年史《弗雷德加》(Fredegar, IV/48)最早记述了分布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多瑙河中部地区的斯拉夫部落与阿瓦尔人的战斗：斯拉夫人不堪欺凌，在法兰克商人萨摩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建立起第一个斯拉夫王国“萨摩王国”[1](P7-8)。公元8世纪，分布在基尔湾和瓦诺河之间的奥博德利特部落曾协助查理大帝征服萨克森人；9世纪，《巴伐利亚地理志》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帝国东北部奥博德利特、威尔森、哈弗尔、索布等几个重要斯拉夫部落[1](P7-8)。这些部落分布在波罗的海以南、厄尔士山脉以北、奥得河和易北河/萨勒河之间的区域，没有形成政治、文化共同体，也没有统一的名称，被近现代研究称为“易北河斯拉夫人”(Elbslawen)或“文德人”(Wenden)(1)在7世纪《弗雷德加》编年史中，将法兰克帝国以东的斯拉夫人称作“Winedos”，即后来的“Wenden”。参见：Fredegarius: Die Chronik Fredegars und der Frankenkönige. Die Lebensbeschreibungen des Abtes Columban, der Bischöfe Arnulf, Leodegar und Eligius, der Königin Balthilde. 3. Auflage, trans by Otto Abel [M]. Leipzig: Verlag der Dyk'schen Buchhandlung, 1888, S. 26.(下文中“斯拉夫人”主要指“文德人”，“文德地区”即上述地理范围)[2](P66)。

公元843年《凡尔登协议》之后，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易北河是东法兰克帝国的东部边界，边界以东生活着斯拉夫人，以西为萨克森人，在之后的很长时间，该边界几乎没有变化。基督教领主更倾向于在德意志内部传教，而非这些异教徒生活的地区[3](P77)。公元9世纪之前，无论是法兰克帝国还是拜占庭帝国都没有设立针对斯拉夫人的战争计划或者具有政治目的的传教活动[3](P77)。

由于经常受到侵袭，萨克森领主亨利一世对易北河畔的斯拉夫地区进行武力攻击(928—929年)，并奴役斯拉夫人[4](P129)。奥托大帝也继承了该政策，他大力提高基督教的地位，利用教会加强自己在帝国的权势，以制衡地方诸侯。他平定与匈牙利的纷争后，攻打反复叛乱的斯拉夫地区，占领并摧毁东梅克伦堡[4](P117)。奥托设立教会机构，划分新主教区，哈弗尔贝格(946年)、勃兰登堡(948年)、梅尔斯堡(968年)、蔡茨(968年)、迈森(968年)五座副主教区相继成立，都属于马格德堡主教区(968年)；北部的汉堡和不莱梅大主教区、奥尔登堡主教区(948年)和南部的班贝格主教区(1007年)也相继成立[3](P92)。

政治压迫和基督教传教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没有世俗领主武装力量的支持，很难达到传教目的，因而斯拉夫人每次反叛必然针对基督教[5](P1-14)。公元983年卢蒂奇部落和易北河畔各部落联合进行大起义，不仅成功夺回大部分领地，还摧毁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的传教成果，恢复异教。此后，德意志将斯拉夫人视作“反叛的基督徒”，而非“异教徒”，也为后来动用武力提供了理由[3](P92)。

二、德意志君主与东北边境政策

12世纪中期之前，德意志东北部一直处于动荡状态。从公元789年查理大帝第一次攻打斯拉夫人到公元1157年巴巴罗萨的第一次波兰战役，期间总共进行了175次小规模战斗和冲突，但是由于军队庞大、队伍过长，德意志方面存在严重供给问题，一半的战斗都以德方失败告终[6](P22)。查理大帝曾在东部边境设置武装堡垒，一座在萨勒河边的哈勒附近，另一座在马格德堡，作为军事防御[7](P7-9)。亨利一世也于公元928年、929年分别摧毁斯拉夫人在勃兰登堡、耶拿的堡垒，并在攻打奥博德利特、卢蒂奇部落之后，在东部边境建立起一系列防御工事[7](P9-11)。然而德意志并未实际掌控这些地区，边境防线形同虚设。

此后，奥托王朝重新制定东方政策，继续向东扩张。奥托一世花费数十年平定东部局势，围绕蔡茨、梅尔森堡、迈森设置边境马克，任命赫尔曼·比隆、格洛担任马克伯爵[7](P12)，德意志边境从易北河推进到奥得河畔。公元965年，波兰公爵梅什科一世(Mieszko I)娶波西米亚公爵的女儿杜布拉夫卡(Dubravka)为妻，随妻子皈依基督教[3](P91-93)。随着波兰的基督化进程，德意志开始正式向东进军，并越过易北河—萨勒河边界，再次向斯拉夫人的领地进攻。奥托二世基本延续了父亲的政策，他去世后，奥托三世尚且年幼，意大利和东部边境都陷入动荡。公元983年斯拉夫部落大起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从吕贝克海岸到奥得河畔的广大地区都不受萨克森控制，直到洛泰尔三世当权才逐渐扭转局面[7](P40-41)。

洛泰尔三世1125年成为国王之后，德意志逐渐恢复对边境地区的掌控。他分别于1110年、1114年、1121年、1124—1125年四次攻打文德地区，并授予阿道尔夫一世在荷尔施坦因的伯爵爵位[6](P109)。经过11世纪以来的内部开垦，下莱茵地区、弗兰德、荷兰等地的居住者十分密集。格罗茨施的维布莱希特(Wiprecht von Groitzsch)在担任东部马克领主时，曾以签署雇佣合同的方式引入弗兰肯农民前往东部垦荒；公元1130年阿道夫二世(Adolf II. 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成为荷尔施坦因和斯托纳姆地区的伯爵，鉴于封地人口稀少，便向弗兰德、荷兰、乌特勒支、威斯特伐利亚、弗里斯兰等人员密集的地区派遣使者，呼吁缺地的农民携家属前来耕种土地、捕鱼畜牧[6](P110-111)。洛泰尔去世数年之后，外孙狮子亨利继承萨克森，从1147年开始相继收复叛乱的边境马克，仅剩吕根岛尚且独立。文德十字军行动之后，德意志在奥得河畔的势力范围已恢复到了两百年前的水平[7](P42)。

总体而言，虽然8—11世纪德意志君主多次将边界推向奥得河畔，但仅通过军事征服以达到向斯拉夫人索要赋税的目的，并通过大规模洗礼使其形式上皈依基督教，德意志农民、手工业者并未大规模定居下来。

三、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与文德十字军

与以往其他战争不同的是，十字军经过神圣宣誓，“为自己的灵魂减轻罪孽”是重要目的之一[8](P77-78)。公元1090年左右，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号召；1099年7月，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骑士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并屠杀当地居民，在近东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统治和殖民地。这次行动成为中世纪欧洲人“整体意识”的一个巅峰[9](P70)。

公元1144年埃德萨伯国被穆斯林占领，威胁到第一次十字军时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的政权，引发了第二次十字军行动。在东部基督教国家的求助下，1145年教皇尤金三世发布东征诏书，号召法兰西国王和贵族前去救援，路易七世同意带军前往圣地[10](P6)。因国内局势不稳，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犹豫不决，但第二次十字军行动的发起人之一圣伯纳德(St. Bernard von Clairvaux)能言善辩，不久就说服康拉德三世和众多德意志领主一起参加东征[11](P630)。公元1147年3月，康拉德三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大会，商讨东征事宜。在此次大会上，萨克森领主们对远征耶路撒冷并没有表现出兴趣，而是希望讨伐临近的斯拉夫人领地，这样既不违背当时社会各界都主张讨伐异教、保卫基督教的大趋势，也不必长途跋涉、冒着徒劳无功和内部失守的风险前往圣地[11](P624)。圣伯纳德虽然对萨克森领主们没有好感，但也支持对斯拉夫地区进行讨伐，防止该地区反复叛乱，阻碍十字军大部队前往圣地耶路撒冷[11](P659)。

第二次十字军兵分三路，一支前往东方圣地，一支前往西班牙，还有一支攻打德意志东北部的斯拉夫人。教会承认，三支队伍的地位同等重要，参加者的罪行都可得到赦免。早在第一次东征，教皇乌尔班二世就呼吁西班牙人就近收复塔拉戈纳大主教区，此次，尤金三世授权阿方索七世攻打阿尔梅里亚，同时，葡萄牙借助下莱茵、弗兰德和英格兰十字军战士收复了里斯本[10](P9)。攻打斯拉夫人的这支十字军队伍史称“文德十字军”，也被看作“北方十字军”的起始，即12—14世纪北欧基督教领主对波罗的海沿岸“异教”地区的军事占领和强行传教[10](P7-8)。

十字军布道在德意志掀起的反响比在法兰西更大。一方面，德意志人见识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功后的丰硕成果，普遍对第二次行动表示支持；另一方面，第一次东征时，法兰西骑士的冒险经历和英勇事迹在德意志广为流传，令德意志人民深受鼓舞，充满了对冒险的热情。在圣伯纳德十字军布道的宣传下，法兰西和德意志国内处处情绪激昂，多地又再次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12](P262)。下洛林和弗里斯兰的人口密集，洪水和歉收导致农民非常贫困。第二次十字军行动为希望冒险和投机的人提供了机会：既能通过讨伐异教徒为上帝服务，又有可能获得巨大利益。许多人不打算再返乡，也有人觉得自己可能阵亡，便将财产或变卖或赠予教会[12](P265)。在东方战线，由于十字军人数过多，拜占庭皇帝无法提供充足的军队补给，加之拜占庭皇帝对西欧军队的猜忌、十字军内部充满利益冲突，这场由教皇和圣伯纳德以上帝之名发起的浩大东征最终惨淡收场[12](P296)。

除萨克森部队外，由于丹麦南部经常受到斯拉夫人劫掠，丹麦也参与了对文德地区的讨伐，在马格德堡、勃兰登堡等地区的神职人员的多方配合下，军事行动进展顺利。第二次十字军启动之前，萨克森马克伯爵大熊阿尔布莱希特已统治了一部分文德地区；1147年6月，文德首领尼克罗特突然入侵瓦格里亚，破坏新定居点，并对这些地区宣示主权，随后，两支丹麦舰队和两支萨克森部队对尼克罗特发起猛烈攻击[8](P82)。丹麦队伍与不来梅大主教阿达尔贝罗、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共同钳制尼克罗特在多宾的前哨，另一支萨克森军队由安塞姆枢机主教率领，从马格德堡前往德明的柳提茨要塞，并且一直待在该地区，在斯拉夫人同意受洗之后才撤离[8](P82)。萨克森有意识地保护了这些地区，他们认为，这些地区向自己交税，破坏这些村庄就是损害自己的利益，这里的人民也是自己的人民，要避免杀人和过多的破坏[8](P82)。此后，尼克罗特受到控制，被允许留在原来的领地[8](P82)。此次文德十字军是有史以来德意志对文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短短几周内就完成任务，并且在国王康拉德带领的东线十字军返回之前就结束了。

四、教会对战争和武力的态度

在第一次十字军的宣传中，保卫基督国度是主要目标，而第二次十字军则把“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作为战斗目标[13](P49-56)。文德十字军的口号由圣伯纳德制定，即“死亡或受洗”(Tod oder Taufe)，这是基督教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以武力征服异教徒[11](P66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发生过多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但没有得到教会官方批准，受到广泛批评。按照当时的地理知识，圣伯纳德认为文德地区是从“易北河另一边通向世界尽头”，第二次十字军兵分三路，目的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异教问题，彻底消灭世界上的异教徒[11](P635-661)。圣伯纳德所说的消灭异教徒更多是指消灭异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使团体和精神不复存在，而非对其大肆屠杀，只要使其放弃异教信仰，便可与其达成协议[10](P16)；如果异教徒被杀死，并不是因为他不信仰基督教，而是因为他拿起武器对抗基督徒，破坏和平[10](P25)。

随着教会与世俗领主的联系更加紧密，教会对信徒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异教徒的态度逐渐宽松，在战争中杀人成了微不足道的罪过。按照公元868年沃尔姆斯宗教大会确定的教规，凡是因仇恨或贪婪而杀害犹太人或异教徒者，按杀人罪处罚；11世纪之后，该教规逐渐减弱，作为惩罚，杀害异教徒只需“在40天内只得吃面包和水”；到12世纪中期之后，因仇恨而杀害异教徒并抢夺其财物几乎不算作罪行[10](P22)。当基督徒杀死异教徒时，他杀死的不是人，而是“邪恶”和“仇恨”，是一项功绩[10](P23)。此外，那些被迫皈依基督教又恢复信仰异教的人，更需要被狠狠打击，因为他们是叛徒[14](P107-152)。

关于文德十字军的文字记载主要来源于当时教会神职人员的书信以及布绍的牧师赫尔莫尔德(Helmold von Bosau)的《斯拉夫编年史》(Chronica Slavorum)，他们对此次行动的结果普遍不满。赫尔莫尔德指责萨克森人敷衍了事，并非诚心打击异教徒，虽然文德人愿意再次皈依基督教，但并无诚意，待时机允许他们又会重新信仰异教[11](P669-670)。此外，施塔布罗和科尔维的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Wibald von Stablo und Corvey)也抱怨不已，他参加此次讨伐也是为了将吕根岛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11](P669-670)。萨克森不愿破坏自己的领地，也不愿教会在帝国新领土势力壮大，从而干涉自己的统治。因此，赫尔莫尔德站在教会立场，指责萨克森领主没有贯彻执行十字军目标“消灭异教徒”并非毫无道理。

五、文德十字军的影响

德意志东扩殖民运动与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不足有密切关联，德意志领主北征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其顺服，还在于占领其土地。公元1014—1089年之间，欧洲经历了一段潮湿寒冷的时期，一年之中冷热交替，人们时饱时饥[6](P11)。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人口约为四千二百万人；而到了1150年左右，人口则增长到了五千万人；德意志内部在亨利三世(公元1056年逝世)时期有五百至六百万人口，在巴巴罗萨(公元1190年逝世)时期增长到了七百至八百万人[6](P13)。第一次、第二次十字军之前都曾发生饥荒，人口激增、粮食歉收尤其使下层人民食不果腹，他们有时聚集成帮派，靠打劫养活自己[6](P14-15)。通过内部开垦和向东扩张，公元1100—1300年之间萨克森的人口增长到原来的十倍[6](P13)。

公元1147年文德十字军之后，萨克森恢复了对该地区的领主地位，被毁的主教区得以重建。1148年狮子亨利带军占领迪特玛尔森地区，随后帮助荷尔施坦因伯爵(Adolf II. von Schauenburg und Holstein)夺回荷尔施坦因[12](P304)；公元1150年大熊阿尔布莱希特接管勃兰登堡，并获得马格德堡的城市权和施滕达尔的集市权，他赋予施滕达尔居民在他领地内所有城市的免关税权，包括勃兰登堡、哈弗尔贝格、维尔本、阿贝尔堡等城市，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普利孟特瑞会也得以在哈弗尔贝格及其周边传教[12](P308)。由此，文德地区基本上完全被德意志掌控，狮子亨利和大熊阿尔布莱希特在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建立起强大政权，与帝国的关系越来越松散。12世纪后期，德意志逐渐扩张到南摩拉维亚、西波西米亚，13世纪东进运动拓展到苏德台、北摩拉维亚以及大、小波兰地区[15](P26-27)。向东迁移的德意志人渐渐与当地人同化，对波罗的海沿岸、中欧国家的文化、语言、城市体系、民族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2世纪德意志封建制度已较为发达，社会分层明显，形成了早期城市格局。12世纪下半叶，交通更加便捷，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涌入易北河—萨勒河—奥得河流域，希望在帝国新领土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有利的法律地位和市场[16](P378)。吕贝克新建之后，德意志商人的长途贸易更加活跃，几乎掌握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从下莱茵地区南至意大利，北至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6](P26)；手工匠人陆续建立行会，例如：1099年美因茨织工行会成立、1106—1107年沃尔姆斯渔业行会成立、1128年维尔茨堡鞋匠行会成立[6](P26-27)。贸易活动对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影响巨大，为后来汉萨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六、结语

通过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东扩过程，德意志人与周边的斯拉夫民族关联紧密。德意志东北部的斯拉夫人已转化为德意志人，并在德意志崛起中发挥了作用；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加利西亚的德意志人也融入斯拉夫文化，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既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也是双方贸易和政治外交的交汇点[15](P10)。基督教作为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础，12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统治了易北河以东的地区，西斯拉夫地区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国家的环绕下逐渐被瓦解，然而至今还有一些地名保留着斯拉夫人聚居生活的痕迹：“Windische Gasse”(文德巷)、“Windisches Tor”(文德门)、“Wendische Kirche”(文德教堂)[17](P44)。斯拉夫语言和方言在今天的德国和奥地利也未消失[17](P1)。

从洛泰尔时代到康拉德三世带领十字军东征，12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一直在跛行，帝国内部从未实现全面和平。罗马教廷一方面利用德意志君主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皇权过于强大而不易操纵。除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外，施陶芬与维尔夫两大家族的恩怨，也是德意志12世纪内部矛盾的根源之一。虽然帝国烽火四起，但市民阶级已相当活跃，并且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识。对文德地区的开拓使德意志人赢得了更多赖以生存的土地，狮子亨利甚至在纳粹期间被宣传为东出殖民的典范人物、“生存空间”(Lebensraum)政策的先驱者[18]。德意志人在十字军运动中与法兰西、希腊、阿拉伯世界接触，视野得到了拓宽，这也为此后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