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健

引 言

近年来，关于集体化时期(1)集体化时期，亦称“集体化时代”，其具体时段界定不一，狭义上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结束；广义上则通常将其界定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体制结束。本文采取狭义层面的相关界定。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并由此对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大致看来，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秉持“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探讨集体化时期国家制度对于乡村社会的重要影响。认为人民公社制度使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弊端丛生的观点，无疑占了上风。(2)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2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64页。毛丹发现，人民公社制度推行时民众多表现出一种被动应付的态度。(3)参见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因为共同劳动，统一分配，难以调动农户个体积极性，从而普遍出现了出工不出力、劳动不积极的情况”(4)贺雪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以“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促进了水利、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对劳动者的积极性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