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吴宗辉

引 言

历史上东亚地区存在一条“书籍之路”，尤其在中日两国之间，有诸多中国典籍通过直接的人员商贸往来或者经由朝鲜半岛等地流入日本，又有不少中土佚书和域外著述通过书籍之路传进中国，《国语》便是这条书路的重点对象。早在9世纪末期成书的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收有韦昭注《春秋外传国语》廿一卷，后来日本学者林罗山（名信胜，法名道春，1583—1657）以明万历间刘怀恕刻穆文熙辑评《国语评苑》二十一卷为据，首开江户时期训点《国语》全书的先河。清嘉庆五年（1800）黄丕烈重刊明道本《国语》并附《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简称黄刊明道本和黄丕烈《札记》），第三年即由商船载抵日本，日本文化元年（1804）葛氏上善堂遂加翻刻，随后日本学者秦鼎所刻《春秋外传国语定本》除了参校明卢之颐《国语》九卷、闵齐伋《国语裁注》等明刻本，便已利用了日本翻刻的明道本。其实，在黄刊明道本东传之前，已有相关版本传至朝鲜、日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正统五年（1440）朝鲜活字本《国语》二十一卷（简称正统本）是其实物。

按《国语》传世的版本可分为公序本和明道本两大系统：公序本为北宋宋庠校刊之本，因庠字公序，故称。公序本附有宋庠在唐人《旧音》基础上增益的《国语补音》三卷，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三卷（简称宋元递修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宋印本《国语补音》三卷，分别为现存公序本《国语》本文和《补音》的最早印本，较各明刻本更接近公序本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