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龙

摘要：《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当世之时，世衰道微，孔子作《春秋》以正社会风气，以明伦理纲常。“春秋笔法”，古有“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的美誉，讲究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

关键词：“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微言大义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2177（2021）18-0029-02

《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当世之时，世衰道微，诸侯混战，周天子地位与日俱下。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逐渐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甚至相继出现“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等种种乱象，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和礼乐被融入政治领域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孔子忧心这种状况，作《春秋》以正社会风气，以明伦理纲常。《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1 春秋笔法释义

春秋笔法，是孔子倡导的文章写法，意在文章记述中表现作者思想倾向。春秋笔法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特指《春秋》一书的“笔法”，广义还包括后世对《春秋》之“笔法”的应用发挥，本文特讨论《春秋》一书中的“笔法”。孔子把他一生的原则和主张，倾注于《春秋》一书，以期为后人所知。《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对于《春秋》之笔法，许多当代学者提出自己看法，江湄认为：“所谓史书‘义例，其实是史书撰述中史‘例和史‘义的结合。‘义例思想始于孔子著《春秋》。《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属辞就是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如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写法。这种固定的写法或许在上古史官记述史实时已经具备，而孔子则将‘褒贬之义即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史事作出的认识和评价贯彻其中，形成‘义例。对同一性质的史事的不同写法，其实是表现了不同的或是或非的价值判断（1）。”高希中指出：“中国史学的主要特征主要体现于《春秋》史观。所谓《春秋》史观，一曰记录史实，讲求信而有征;二曰倡言人伦价值，褒贬善恶，意在‘彰显人物不朽于青史之中……《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也并不仅仅在于善恶褒贬，而是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一种著史理念——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乃至一种信仰：‘坚信行善者即使生前有德而无福，多经苦难，也一定会获善报，会获历史褒扬;坚信作恶者即使生前无德而有福，多享富贵，也一定会遭恶报，会遭历史唾骂（2）。”

《春秋》笔法，深层次层面在于维持人类文明于不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无可厚非。为贤者讳，齐桓晋文，皆录其功，使人慕而心向往之，一定搜出秦桓晋文之过失而痛斥之，将天下之大，无可师法之人，世风之靡，岂可想象？以讦为直，发扬尊者之过失，痛斥亲者之微瑕，人心又岂能问？所以《春秋》书法褒贬之学，使中国史学到达一最高境界：维持人类文明，运载天地元气。史学之此而可发挥宗教性功能，令中华文明延续，人类文明发展，中华之“史”，通天地而不朽。孔子以后的中国史学家，大抵都能尊此“春秋笔法”不渝，历史之真价值，至此彰显。

2 《春秋》字字珠玑，讲究秉笔直书

《春秋》字字珠玑，“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左丘明认为《春秋》用词细密而词意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当为圣人所作：“《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字以成言。”孔颖达疏：“褒则书字，贬则称名。”晋范宁《春秋谷梁传序》给予“春秋笔法”高度评价：“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左传》记晋国史官董狐不畏权贵，坚持秉笔直书之事。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太史辛有的后裔。董狐为史官，不畏强权，在赵盾族弟赵穿弑晋灵公后，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董狐直笔”的典故。《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加以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指责赵盾做为执政大臣，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

此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崔杼杀害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崔杼杀害国君，一个“弑”字，定格崔杼的罪行。“杀”“诛”和“弑”字意义不同，“杀”，是指对方所加害的是无罪的人;“诛”，是具有绝对正义性和正当理由的，所消灭的是坏人;“弑”，则专指以下犯上的杀害君主或长辈的大逆不道行为。“杀”可指杀人，杀有罪之人，无罪之人，也可指杀动物。“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对象只能是人而不能是物。“诛”为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为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崔杼杀死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弑”，因而死了两人。太史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武子就没杀了。南史氏听说此事，手执照样写好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这才回去。太史兄弟付出三条性命，只为在史书写“崔杼弑其君”五字，彰显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

3 《春秋》惩恶劝善，讲究微言大义

《春秋》讲究微言大义，《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自见于后世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载：“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称“共叔段”为“段”，没有用全称，也没有用弟字，这是因为弟弟不尊重兄长，不遵守做弟弟本分，所以不提他乃庄公之弟，直呼其名以示批评;兄弟俩如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批评他没有尽到兄长责任，没有教育好弟弟，反而放纵然后精心安排，把弟弟推到造反的道路然后消灭。赶走共叔段出于郑庄公本意，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如此处理可见责难郑庄公。

又有《春秋》庄公九年载：“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传》曰：“九年春，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既，齐无君也。”讲的是齐国公子无知杀掉齐国的齐襄公，自己当上国君，庄公九年的春天，无知被大夫雍廪杀死。鲁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既地结盟，这是因为当时齐国没有国君。在这条记录中，孔子在无知的名字前没有冠以国名或公子的字样，表示这个人死有余辜。用“杀”而不用“弑”，则表示就算无知坐上齐国国君之位，也不被时人认可。

此外，《春秋》隐公十一年载：“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讲的是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鲁君。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同齐僖公、郑庄公一同攻入许国。这里讲齐、鲁、郑三军联合杀进许国的事。这里也有春秋笔法，使用郑伯、齐侯来称呼郑国国君姬寤生和齐国国君僖公，批评他们侵略别国。“入”字表示許国进行抵抗。

注释

（1）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J].中国史研究， 1996年第3期.

（2）高希中.道德标准于当今史学之意义[J].学术论坛，2007 年第2期.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