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露晨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辞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我国辞书编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如《尔雅》后十六篇是百科辞书的雏形，《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的首部字典，《切韵》是现存最古老的韵书，等等。纵观古今中外的辞书编纂历史，释义一直是辞书编纂工作的核心环节，我国传统的辞书主要依靠传统训诂学来释义，“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一直把词义（义位）当作一个囫囵的整体”[1]54。传统训诂学为汉语词汇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传统词典主要是通过先搜集所有例句，然后进行概括的方式进行释义，是从宏观上对词义进行整体的概括，并未深入词义的微观结构，因此，这种释义方式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不利于人们理解词义和掌握词语用法。《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我国首部权威的规范型语文词典，目前已经修订和出版了7版，自1978年第1版问世以来，《现汉》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在海内外皆享有极高的声誉。受传统训诂学的影响，《现汉》仍然存在着释义方面的缺陷；同时，它也受到西方传入的义素理论的影响，处于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之中。

一、西方义素分析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与发展

“义素”概念的提出与三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及鲍狄埃（B.Pottier）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43年，丹麦语符学派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受“音位可分”原理的启发提出“词义可分”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区别性特征”音位分析方法，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认为语义中也存在“区别性和和非区别性”两大特征，同时期的法国语义学家鲍狄埃也提出类似的概念和以此辨别词义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