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敦煌”一名是何含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即“盛大辉煌”之意。对于这一解释不少学者持有异议，认为敦煌是一个小地方，人口不多(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人口仅三万八千多)，又地处偏远，何以言大，何以言盛？于是有些学者寻求另外的解读和释义，但迄今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西汉建郡前敦煌及河西走廊被匈奴统治，“敦煌”一名应来自于匈奴语的译音，或匈奴之前居于这一带古民族的译音。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中认为，“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ra)的译音，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刘光华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就出现了，应是当地土著民族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至于其原意早在东汉就无从知道了。(1)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总第3辑，1983年，第33-43页。

王宗维认为，“敦煌”为族名，源自《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2记载的“敦薨”。敦薨人的活动范围包括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说明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2)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72页。李正宇亦认为，“敦薨”与“敦煌”同音互通，“敦薨”应属月氏语，至于其含义有待来贤达诂。(3)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论“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78-82页。

岑仲勉《释桃花石(Taugas)》一文则提出，东罗马作家Simocatta以“Taugas”称我国，昆莫河诸碑亦以“Tapgac”称我国，《长春真人西游记》云：“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因而认为“桃花石”为城名；从历史上看，敦煌不仅是东西交通之咽喉，而且是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它“握北门之锁钥者最少可六百载，其历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关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为称，渐乃变成国号，固自然而然之事实矣。”岑先生因之认为“Tapgas”为“敦煌”之对音，至于“敦煌”这个译名究竟本自何种语言，已不可考。(4)岑仲勉《释桃花石(Taugas)》，《东方杂志》第33卷第21号，1936年，第63-73页。

海风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音的译音，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文献记载中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人世居于敦煌。可见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5)海风《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7日，第4版。王冀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则认为，海风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错误，即将Scythians人当作希腊人的一支，而Scythians人是晚至公元七世纪起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或塞种人，这支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他们既不与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因而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人也绝非希腊人，“敦煌”一名与希腊人无关。(6)王冀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地名知识》1987年第4期，第41页。

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为羌语译音。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写道，河西走廊的庄浪(今永登)藏语意为野牛沟，张掖的原意是野牛之乡，“敦煌”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其对音为“朵航”，这在现代藏语为“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7)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86-89页。

除上而外，对于“敦煌”名称的解读还有一些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笔者以为，上述这些看法尽管均有所据，但限于史料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于推测，很难将此问题“打死”。

谭世保(宝)《燉(焞、敦)煌考释》则别具新意，否定了燉(焞、敦)煌为胡语音译各说，认为“燉煌”完全是按照汉文的这两个字的本义组合而成的专有名词，绝非胡语音译。应以“燉”为正体字，“焞”为其异体字，“敦”为其俗体字，燉煌之取义大盛，并非实指其时郡治之城市规模的大盛，而是用以象征汉朝的文明道德犹如日月之光辉一样大盛，故其首字应以从火的燉或焞为正，无火字旁的敦为俗写假借。(8)谭世保《燉(焞、敦)煌考释》，《文史》第37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5-64页。谭先生考证细致，其说颇有道理，笔者赞同。然而此问题尚未说透，人们不免会产生进一步的疑问，为什么单单在这个地方取用“燉煌”一名，而不在全国其它地方取用此名呢？汉朝文明道德的光辉难道在全国其它地方“不盛”吗？显然，“敦煌”的得名还应有其更深层次的谜团有待揭开。

探究“敦煌”一名的准确本义，我们还是应回到对其原始资料《汉书》等有关记载的准确解读上来。对于东汉应劭所言“敦，大也；煌，盛也”这一解释，诚如谭先生所言，是现存汉朝人最早也是唯一的“燉煌”的正确释义。笔者发现，今天一些学者对于应劭“敦煌”释义产生置疑，其实不仅仅是在今天，早在唐代或更早的时代这种置疑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然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了。为之唐代著名舆地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敦煌县”条中，就此专门作出应答和解释：“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意思是说由于敦煌在开辟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所以才赋予了它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可见，“盛大辉煌”或曰“汉朝的文德大盛”所指并不限于敦煌本身，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广开西域”的作用和功业，西域难道不大吗？开拓西域的业绩难道不盛吗？正是由于“敦煌”与开拓西域的辉煌创举紧密相连，因而才有了这样一个熠熠生辉、光耀古今的盛名，这块地方才配得上称之为“燉煌”。开拓西域也就意味着开通丝绸之路，意味着“凿空”壮举，可见敦煌从其建郡得名伊始就与开拓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可以说敦煌得名的“原生性”即在于西域的开拓及丝绸之路的开辟。

翻检史册，敦煌对于开拓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胜枚举。就拿汉代来说，两汉经营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有如一幕幕历史活剧，而敦煌即是汉王朝导演活剧的后台，也是汉室决策西域的耳目。汉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与匈奴争车师，远征康居等等，凡征战敦煌又是前线重要的物质、人员补给基地和大军出发地，并且在应对和支撑西域危局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例如，据《后汉书》卷77《班勇传》等史料记载，东汉明帝永平末年(75)，为抵御北匈奴对西域的攻击，在敦煌设置中郎将，“使护西域”；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汉罢西域都护，元初七年(120)又置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西域副校尉就长驻敦煌，“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9)[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卷47《班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9页。，担负着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重任，敦煌又一度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畅通的大本营。有学者认为，若将东汉在西域稳定统治的时间下限定于安帝永初元年汉廷征还段禧、自此不复置都护算起，则河西尤其是敦煌极大延续了东汉对西域此后七十年的统治。(10)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汉书·西域传》记，两汉时期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三国志·魏书》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曹魏时增至三道。隋代通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1)[唐]魏徵等撰《隋书》卷67《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580页。。笔者考得，唐代以敦煌为中心曾在不同时期辟有5条大道通往西域，即北通伊州(今哈密)的矟竿道、西北通高昌(今吐鲁番)的大海道、西通焉耆、龟兹(今库车)的大碛道、西南通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的于阗道，以及敦煌东面瓜州(今锁阳城遗址)西北通伊州的第五道(莫贺延碛道)；此外敦煌还有南通青藏高原吐谷浑和吐蕃的道路。(12)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1-71页。由此可见敦煌对于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对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密不可分的关系及重大意义。

因之笔者拙见，研究“敦煌”的得名，不应单就“敦煌”二字本身去寻觅追究，由于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应站在汉王朝经营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大背景的高度上去探讨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