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萍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河西虽历经五凉割据纷争却基本保持了稳定繁荣的局面，史载“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6《张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2、2225页)。大量流民及避难河西的中原大族的迁入带来了充足劳动力，使这一时期河西“人口增长最为显著”(王育民《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78页)，也促进了河西文教和农耕生产的长足进步。此外，当时的河西分布着汉族与匈奴、鲜卑、羌、氐等游牧民族，各民族间犬牙交错的杂居状态引起了“民族间经济模式的趋同”(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页)。即汉族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吸引了各游牧民族的效仿与实践，一旦其掌握政权，便很注重效法汉人，大力推行劝课农桑政策，使这一时期的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进步的态势。除前凉、西凉两个汉族政权外，后凉、北凉、南凉的游牧民族政权同样重视农桑生产，并将其视作维持政权存续的重要经济举措，因此政府经常发布倡导蚕桑生产的政令，意在加强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监督和指导，以充分调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和布帛的产量，可以将这一阶段视为古代河西蚕桑业发展兴盛的关键时期。

一、五凉政权的重农政策

前凉奠基人张轨鉴于羌人起义及“鲜卑反叛”所导致的“河西荒废”局面(《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1、2226页)，在其凉州刺史任上将“课农桑、拔贤才”(崔鸿撰，汤球辑补，聂微萌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一》，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82页)作为限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昌明文教，恢复经济生产的基础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