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福强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引言

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贵族阶层与士阶层对政治社会等议题多有议论辩难，孔子和老子对此虽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但并不热衷于与人辩论。到了战国中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游士阶层崛起，众说横生，辩论成风。孟子与庄子不得不诉诸辩论以回应同时代的纷纭众说(1)孟子的辩论研究，可参见张蕾：《孟子言“辩”的历史文化特点及其逻辑意义》，《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99-104页。庄子的辩论研究，可参见于雪棠：《从战国公共理性看〈庄子〉的思想方法与话语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第130-155页。关于孟子与庄子辩论的比较研究，可参见尹旖：《〈孟子〉和〈庄子〉论辩艺术比较》，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14-37页。上述三篇文章主要着眼于孟、庄的辩论方式，而较少探究二子对辩论本身的反思和观点产生与接受机制的问题。，不过他们所分别绍继的孔子与老子之学说，却也让他们对辩论本身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姿态。孟、庄的善辩及对辩论的警惕，构成了二子辩论观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孟、庄不仅仅将辩论作为批评其他学说的手段，而且在此基础上考察辩论本身，进而深入到语言与沟通层面的反思。事实上，战国诸子的“言”并不全然是价值中立的语言哲学。孟子的“知言”，庄子的“大言”“小言”，都涉及价值判断于其中。此外，孟子在辩驳告子“不动心”的语境中提出“知言”说，庄子在论述中也多次并提“言”“辩”。在孟、庄看来，辩论其实涉及更深层次的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