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明烜

近来，“制作”话题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该话题聚焦于“自然”与“发明”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古代思想家对“作”的理解，剖析前贤对器物生成机制的认识。这些思考在中国语境下的延伸，无论是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还是对中国哲学的总结拓展，都有重要意义。不过，现有讨论基本在“自然”与“人工”相对的视角下展开，主要关注前贤如何理解“所作之物”自隐而显或从无到有的“生成”机制。但要想把“制作”中的韵味充分打开，还应重视问题的另一面向：“制作”之后，对于“所作之物”的认识及使用如何开展。换言之，我们不仅要重视“制作”的发生，亦应重视其落实与继承。

与“制作”机制对应的另一面，本文将其总结为“利用”机制。《系辞传》言：“制而用之谓之法。”(1)[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制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使用，今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物的发明过程，但物之功能在使用中的落实、引导、变化、拓展则往往被忽略。这形塑了我们对制器的刻板印象——仿佛发明一旦发生，其定位就被固定下来。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虽然发明制作并不构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基于现有物的应机利用——针对具体情境、需要，随机应变地赋予其新功能——却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基于所造物的应机利用有时会返回而影响其功能定位，从而改变人们对该物的一般印象。这表明“利用”为“制作”不断赋能，应是我们理解“制作”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