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展安

一、引 言

“古今中西之争”是晚清以来中国所置身的基本历史境域，而围绕此境域的思考与把握构成晚清以来志士仁人的思想使命。就这种境域的深隐性而言，此一使命可谓之“天命”。丁耘新著《道体学引论》可谓是自觉秉承这一“天命”的思想结晶。与同样试图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乃至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同，丁耘此作从一种更具内在性与根源性的角度来对中西思想同时加以判摄，这一角度即“道体”。就其对既有哲学成立前提的剖析与追问而言，“道体学”与冯契在《智慧说三篇》中对“智慧”的探索更为接近。“古今中西之争”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有畸轻畸重之别，“古今”是时间问题，“中西”是空间问题。在20世纪大部分时段里，空间性的中西问题引导、统摄时间性的古今问题。但近20年来，古今问题渐渐压倒中西问题而凸显出来。这里的古今问题不仅表现为在中学领域中古典学术思想的复起，也表现为西学领域中对古典学术思想的重视。《道体学引论》从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分析入手，以对《庄子》《易传》《中庸》等的阐释为进路来构造道体学，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当前时代的脉动。

“道体”一词其来有自。古之二程、朱熹，今之刘咸炘、牟宗三等对之均有论述。在现代哲学领域的一般阐释中，“道体”是作为一种“义理”而存在的，“道体”与“理”“性”“心”“气”等并置。但这并非《道体学引论》的理路。对《道体学引论》来说，“道体”不是对本体论的一种具体表述，不是统摄于本体论，而是要将本体论对象化，反思本体论概念存在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