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璟剑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 200072）

一、资管业务基础法律关系的分歧

（一）监管与司法之间的分歧

资管新规后，关于资管业务的基础法律关系，监管部门已有明确认定：证监会在《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2018年10月22日实施，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出台时指出，各类私募资管产品均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银保监会亦在《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2018年12月2日实施）出台时指出，商业银行和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

对此，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对资管业务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虽有突破，认为根据资管新规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适用信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但笔者认为，该规定仍是语焉不详，并可能引发相关问题和争论：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可适用《信托法》，是否即意味着资管业务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仅限于信托关系？非金融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例如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契约型基金）是否就不构成信托？基于此，笔者理解，由于监管规定的效力层级问题，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范和指引市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有限，司法层面对资管业务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信托关系依然持审慎态度。

（二）业务实践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分歧

资管业务实践中，不同金融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与信托计划相比，除投资范围、具体操作细节存在不同外，二者在交易结构、资管合同条款安排等方面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