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王美芬

类型比较是费孝通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基本模式，也是费孝通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根基。费孝通最重要的实证研究作品，包括早期和晚年的研究，无不透露出费孝通通过村村对比，从类型中找差异，从差异中求发展，尽显各村之美的用意。学界对类型比较法的质疑和由此引起的争论，以及费孝通的回应，加深了类型比较法代表其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印象。然而，如果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类型比较只是费孝通研究方法的一个层面，与之伴随而生的还有另一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路径，即文化观意义的理论洞见。本文试图通过对费孝通城乡研究作品的梳理，探索他提出和坚持类型比较方法的初衷，并分析其社会研究方法从类型比较到文化观的立体结构。

一、类型比较：一种方法论困境的反思

费孝通对类型比较法的理论构建是为了应对其人类学研究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受布朗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费孝通的早期作品发端于社区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特征的“典型”村落调查来达到对社会的整体认识，《江村经济》便是其中的典范。不同于此前人类学家调查的“原始”社区，江村来自中国富庶的太湖流域，是复杂的“文明社会”。因此，《江村经济》在成为人类学发展“里程碑”的同时，遭遇了方法论上的一个难题，即仅仅一个村落的案例，在复杂社会中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该书出版过程中，便可看到费孝通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他先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为题，出版社将之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来出中文版时，又改回了《江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