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泉

引 言

术语的有效运用有利于建构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1]术语的得体有效运用有助于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理论话语的体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的基本单元是术语(含表达“新概念”的新术语)，话语是语言有效运用的结果，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书面语语篇又可称为“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本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1]术语修辞是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一项尝试。

《共产党宣言》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都是经典理论话语。《共产党宣言》是“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的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2]，《共产党宣言》的理论话语品质自不待言。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也是最新的最重要的理论话语，诚如《求是》杂志编辑部所言：“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重大观点、重大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3]

一、“中国特色理论话语”和“术语修辞”的内涵

中国特色理论话语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科学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去把握：“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4]人们在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涵时即已同时明确了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谢伏瞻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文中认为：“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这里所说的“概念”，主要通过术语表达。

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内涵十分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前文已述及，一些学者阐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某些内涵。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指出：“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5]张异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认为：“让理论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计。”[6]类似地，王学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路径期成》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以中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来阐明理论学术问题，……不断扩大受众面，提升话语影响力。”[7]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宏观的宏伟目标，还需落实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上面。术语修辞是落实好、建设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直接、具体、基本的机制、手段。一定意义上说，术语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石。术语修辞，简单地说，是术语的有效生成或适用(适当使用)。概括地说，术语修辞，包括消极术语修辞和积极术语修辞。消极术语修辞，是指术语的合常规适用，也指术语的一般生成(常规造语)。积极术语修辞，是指术语的超常规适用，亦指术语的临时生成或其他形式与方式的修辞造语。术语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有效生成、建构、调整、传播术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现代汉语术语修辞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手段、必要途径、表现形式、形成机制。完善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优化术语修辞的理想语境，是现代汉语术语修辞的重要旨归，也是术语修辞的资源库、动力源。因此，完善和优化术语修辞，加强术语修辞研究势在必行。总体上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还需相对明确地界定“术语修辞”，把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还有必要夯实术语学和修辞学的学科基础，加强术语修辞理据探索，推动术语修辞动因、过程与效果一体化系统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注重将“术语”和“修辞”有机结合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应用，形成“术语修辞+”模式，而不仅仅停留在“术语+修辞”层面。“术语修辞+”模式可就某一个领域某一种语篇做相对全面系统的考察，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隅。我们坚持本体研究与实践应用研究相结合，不仅仅研究“术语+修辞”，还探究“术语修辞+”，将“术语修辞”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性的语篇分析结合起来，考察多方(领域)互动。

在我们看来，着眼于术语及术语修辞，以中国特色哲学理论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如何充分激活完善术语修辞机制，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如何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语境下，优化术语修辞。在理论上可助推术语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进展，有助于术语修辞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实践上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众哲学社会科学素养。

如前所述，《共产党宣言》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前者是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某种起点，后者是最新的中国特色经典理论话语，其术语值得考据，其术语修辞值得研究。本文《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语料主要来源于陈望道等译的《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8](中华书局，2011年版。因纪念版综合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诸多汉译版本，我们主要选取了分别问世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陈望道译本、博古译本、华岗译本，以下相应版本均简称为陈望道译本、博古译本、华岗译本)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9]、2014年版[10]，以下分别简称“1997年版”和“2014年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刊发于《求是》2021年第14期上的文本为蓝本，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简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二、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语境分布

术语的修辞语境，是指术语被有效使用时的语言环境，可以简单地分为上下文语境和社会语境。术语的修辞语境可“形塑”话语特色。《共产党宣言》不同译本对于同一个对象语言(术语)常常有不同元语言作出的翻译，这些元语言在语符组合形式上往往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体现了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语境分布。例如：

(1)我们如果废去家庭教育，建设社会教育，你们总以为破坏了最神圣的关系。(陈望道译本，载《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第39页。本文首先列出的《共产党宣言》语例均引自陈望道译本，以下为行文简便，所引直接随文简注为“陈望道译本，第×页”)

博古译本中对应的语句是：“当我们拿社会教育去代替家庭教育时，我们就想消灭对于人最宝贵的关系。”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破坏了最神圣的关系”对应的是“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与“废去家庭教育，建设社会教育”对应的是“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以上各个译本都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个术语，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个术语出现的语境不太一样，陈望道译本是两个并列的动宾结构，两个术语分别作动语的宾语，“2014年版”则是“用社会教育”这个介宾结构作状语。

(2)这种结合底方法，和翻译外国语差不多。(陈望道译本，第53页)

博古译本中与之对应的语句是：“这个领会，正如一般地领会外国语一样是经过翻译的。”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之对应的是：“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上例“翻译”和“外国语”在不同版本中的组合形式不同，在陈望道译本中“翻译”直接和“外国语”组合，形成动宾结构，在“2014年版”中“翻译”和“外国语”分开，“翻译”与“通过”直接组合，形成介宾结构；“外国语”与“掌握”直接组合，形成动宾结构。

(3)在法兰西历史的评论上面，他们加上些“行为底哲学”“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底哲学的基础”等称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望道译本，第54页)

博古译本中与“行为底哲学”对应的是“行动底哲学”，与“真社会主义”对应的是“真实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德国科学”对应的是“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社会主义底哲学的基础”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底哲学论证”。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法兰西历史的评论上面”对应的是“法国人的论述下面”，与“行为底哲学”对应的是“行动的哲学”，与“真社会主义”对应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德国科学”对应的是“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社会主义底哲学的基础”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上例“哲学”和“社会主义”对应的各版本的上下文语境不同，语序不同。

(4)比这种社会主义格外实际而且更无系统的第二种资本家社会主义，他们要叫劳动者眼中轻视一切革命运动，所以说由经济关系产出的物质现状若不变化，政治的改革是无济于事。(陈望道译本，第58页)

博古译本中相应的地方没有与“资本家社会主义”对应的语词。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政治的改革”对应的是“政治改革”，与“劳动者”对应的是“工人阶级”，与“由经济关系产出的物质现状”对应的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不难看出，上例“经济关系”的上下文语境在各版本中不尽相同，陈望道译本中“经济关系”作介词“由”的宾语，“2014年版”中“经济关系”作判断动词“即”的宾语。

(5)这种手段，从经济方面看去，似乎不充足而且薄弱，但运动继续下去，必能强盛起来，对于旧社会组织再加以一大打击，结果就成了生产方法革命不可避的手段。(陈望道译本，第44页)

博古译本中没有与“社会组织”对应的语词，与“革命”对应的是“革新”，与“生产方法”对应的是“生产方式”。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基本相同。陈望道译本中的“充足”，在华岗译本中为“充分”。“2014年版”与“生产方法革命不可避的手段”对应的是“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上例“生产”在各版本中的语境显然不同，陈望道译本中“生产”及其后的“手段”整体作“成了”的宾语，而“2014年版”中“生产”及相关相应成分作“是必不可少的”的主语。

(6)“真”社会主义(German or “true” Socialism)(陈望道译本，第52页)

博古译本对应的是“德国的或‘真实的’社会主义”。华岗译本对应是 “德国的或‘真的’社会主义”。“2014年版”对应的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上例各版本“社会主义”前的定语不同，“真正”作为双音节形式更凸显现代汉语的词汇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术语也有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分布，语境对术语的认知语义进行补充、凸显。例如：

(7)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该例“病毒”在上下文语境中体现的是其比喻义。

(8)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此例中“谱系”已不再是典型的植物学术语，在此上下文语境中体现的是引申义。

社会语境与术语的得体使用也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术语的运用需适应特定社会语境，另一方面，术语的有效运用也会生成营造相应的社会语境。例如：

(9)他们的结论是：制造业该有同行组合，(Guild)农业该有家长的关系。(陈望道译本，第52页)

博古译本中与“结论”对应的是“这便是它的最后一语”，与“制造业”对应的是“工业”，与“同行组合”对应的是“行会”。华岗译本中与“同行组合”对应是“同行组织”。“1997年版”与“他们”对应的是“它”，与“制造业”对应的是“工业”，与“同行组合”对应的是“工会组织”，与“家长的关系”对应的是“宗法经济”。“2014年版”与“制造业”对应的是“工场手工业”，其他则与“1997年版”同。这里的“行会”“宗法”和“工场手工业”自身即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烙印。

(10)他们既使乡村屈服于都市，又同样使野蛮和半开化的国民屈服于文明国民，农业国民屈服于资本国民，东洋屈服于西洋。(陈望道译本，第17页)

博古译本中与“国民”对应的是“国度”，与“农业国民”对应的是“农民的人民”，与“资本国民”对应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民”，与“东洋”“西洋”对应的是“东方” “西方”。华岗译本同陈望道译本。“2014年版”与“乡村”对应的是“农村”，与“都市”对应的是“城市”，与“野蛮”对应的是“未开化”，与“国民”对应的是“国家”，与“农业国民”对应的是“农民的民族”，与“资本国民”对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与“东洋”对应的是“东方”，与“西洋”对应的是“西方”。“东洋”相对于“东方”而言附加的社会语境因素更为明显，时代的痕迹比较明显，“东方”是当代的概念术语。“西洋”与之类似。

(1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就是圣西门(St.Simon)，福利耶(Fourler)，阿温(Owen)等人底学说，像前面曾说过，这都是在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争斗还没有发达的时代发生的。(陈望道译本，第60页)

博古译本中与“学说”对应的是“体系”。华岗译本中与“福利耶”对应的是“傅立叶”，与“阿温”对应的是“欧文”，与“资本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2014年版”与“学说”对应的是“体系”，与“福利耶”对应的是“傅立叶”，与“阿温”对应的是“欧文”，与“资本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与“时代”对应的是“时期”。以上音译最初的书写形式和后来通行的写法不一样，也可显示一定的时代特征。意译的“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有初期引入时和后来通行时的时代差异。

(12)于是他们想找出新的社会科学，新的社会法律，好造出这种状况。(陈望道译本，第61页)

博古译本中与“社会法律”对应的是“社会规律”。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社会法律”对应的是“社会规律”。现今“法律”是一个专门领域的术语，与“规律”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术语也可体现出特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例如：

(13)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这里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适用都适应了特定社会语境，也有效营造出一定的社会语境。

(14)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该例中“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赶考之路”直接组合，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同时也非常接地气。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建构合适有效的术语修辞语境，可谓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必要环节。术语的修辞语境可以是现实国情，也可以是历史条件。“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1]从这个意义上看，术语的修辞语境体现和凸显了中国特色。此外，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语境分布广泛且灵活多样，同时还表明术语的功能(尤指语法功能)强大、认知语义(附加义，通过社会语境凸显或生成营造的)丰富，这为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建构、术语的修辞模式特征形成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动因理据。

三、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与建构

如果说术语的修辞语境主要是立足于术语修辞的宏观视角予以考察，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或建构则主要是着眼于术语修辞的微观视角进行考察。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与建构有精准的消极修辞和生动的积极修辞两大类。

精准的消极修辞，即术语自身的名称形式和语义内容对应严整，名称符合规范化要求，表意明确。《共产党宣言》文本中同一对象语言(术语)往往有不尽相同的汉译，这些汉译作为元语言，实际上是在进行修辞生成与建构。这些汉译之间的差异如前所述值得关注，是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建构的重要前提与表现。或者不宜说哪一种汉译一定是最“好”的，但在当时语境下，一定有一种可能是最有效的、合适的、得体的。例如：

(15)他们把经济学者所造伪善的辩解驳斥得非常明显。他们把机器和分工所产出的恶结果，像资本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过度和恐慌等事，论证得非常有力。他们把小资本家和农民底必然零落，无产者底悲惨，生产界底无政府状态，财富底分配不平等，国家间相角逐的产业战争，旧道德旧家庭关系旧国粹底崩颓，都明白指示出来了。(陈望道译本，第51页)

博古译本中与“经济学者”对应的是“经济学家”，与“资本和土地”对应的是“土地与资本”，与“生产过度”对应的是“生产过剩”，与“恐慌”对应的是“危机”，与“论证”对应的是“证明”，与“小资本家”对应的是“小资产者”，与“无产者”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与“生产界”对应的是“生产”，与“国家”对应的是“民族”，与“国粹”对应的是“民族性”。华岗译本中与“他们”对应的是“它”，余则与陈望道译本高度一致。“2014年版”与“经济学者”对应的是“经济学家”，与“土地”对应的是“地产”，与“生产过度”对应的是“生产过剩”，与“恐慌”对应的是“危机”，与“论证”对应的是“证明”，与“小资本家”对应的是“小资产者”，与“农民”对应的是“小农”，与“无产者”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与“生产界”对应的是“生产”，与“不平等”对应的是“极不平均”，与“国家”对应的是“民族”，与“产业战争”对应的是“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与“道德”对应的是“风尚”，与“国粹”对应的是“民族性”。

(16)有产阶级，既急激的改良了生产机关，又不断的开拓了交通机关，于是一切国民，连极野蛮的，也尽数迁入文明队里。(陈望道译本，第17页)

博古译本中与“有产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与“生产机关”对应的是“生产工具”，与“交通机关”对应的是“交通工具”，与“国民”对应的是“民族”。华岗译本中与“生产机关”对应的是“生产手段”，与“交通机关”对应的是“交通利器”。“2014年版”中与“有产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与“生产机关”对应的是“生产工具”，与“交通机关”对应的是“交通”，与“国民”对应的是“民族”。

(17)于是，自由竞争，便来代替了他们的地位，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陈望道译本，第19页)

博古译本中与“政治组织”对应的是“政治的制度”。华岗译本同陈望道译本。“2014年版”中与“有产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与“政治组织”对应的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对应的是“政治统治”。

(18)扩张国有工场及国有生产机关：开辟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适于共通计划。(陈望道译本，第45页)

博古译本对应的表述为：“根据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与生产工具的数量，开垦土地与改善土质。”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国家工场”对应的是“国家工厂”，与“国有生产机关”对应的是“生产工具”，与“一般土地”对应的是“土壤”。

(19)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想用小小的实验(其实是一定失败的实验)而且由这个例证的力量，为新社会的福音开辟道路。(陈望道译本，第62页)

博古译本中与“小小的实验”对应的是“小的实验”。陈望道译本中使用了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有体现出接近口语的某种倾向。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同。“2014年版”与“小小的”对应的是“小型的”，与“实验”对应的是“试验”，与“例证”对应的是“示范”。

以上诸例中的术语汉译在一定意义上是译者的修辞行为，针对同一个对象语言(所译之术语)使用不尽相同的元语言(译出的术语)，不同译者自身的认知语境不同，译出的术语(汉译)会在语形和语义(尤指附加义)上有出入，这在整体上是语词锤炼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不同译本中我们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之处，这大概是“有继承”的一个明证，而语形语义又不尽相同，则体现出某种创新。此外，《共产党宣言》术语的汉译总体上以意译为主，只有极少数专名(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是音译，这多少反映了术语汉译(术语修辞的一种)的本土化倾向，并体现了一定的民族性。

相对而言，《共产党宣言》在汉译术语(某种意义上的建构术语)时较少用到积极修辞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的术语，在其自身生成建构时则是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并用。需要说明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使用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不一定是在“七一”讲话中首次使用，但其自身的修辞生成及在当前语篇中的运用是合适的、得体的、有效的。例如：

(20)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这句话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自身建构和运用都十分得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言简意赅，“一带一路”是合理(造语理据)的缩略语，且自身是历史文化符号，运用了借代(转喻)辞格。以上术语的修辞生成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继承性、民族性。

四、可接受性：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模式特征

术语的修辞生成建构是修辞“造”语，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模式特征则是修辞“用”语的结果，是特定修辞语境中，术语综合运用的结果。术语的修辞模式可呈现为一定的修辞格。优化术语的修辞分布，有助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1]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理论话语的可接受性也就增强了。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术语的修辞模式特征也可通过不同版本的比照来考察。例如：

(21)无产阶级也因此得了知(方红影印本作“智”)识和进步底新种子。(陈望道译本，第26页)

博古译本对应的译文：“他们也给无产阶级输进了不少教育的成分。”这里博古译本也有一个注释：“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为‘教育的和进步的成分’。”华岗译本中与“知识”对应的是“智识”，与“种子”对应的是“要素”。“2014年版”与“知识和进步底新种子”对应的是“教育因素”。这里“种子”是比喻的说法。

(22)所以工银劳动者劳力所得的，只够维持和繁殖他们贫苦的生命。(陈望道译本，第34页)

博古译本中与“只够维持和繁殖他们贫苦的生命”对应的是“几乎不够维持其生活底再生产”。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基本相同。“2014年版”与“工银劳动者”对应的是“雇佣工人”，与“维持和繁殖他们贫苦的生命”对应的是“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里“繁殖”是拟物。

(23)至于宗教，哲学，及一般理想家，非难共产主义的话，是不值得严密讨论。(陈望道译本，第42页)

博古译本中无“一般理想家”语词，大致对应的是“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上”。华岗本与“一般理想家”对应的是“一般从观念形态的见地”。“2014年版”与“宗教，哲学，及一般理想家”对应的是“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意识形态”带有借喻辞格性质。

相对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更倾向于直接使用修辞格，理论话语中修辞模式特征更显著。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恰当地运用了关于术语的比喻、排比、回环等修辞格，体现出特定的生动模式，例如“中国梦”等有意义且有意思的术语。例如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讲到：

(24)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以上话语是对提出“中国梦”的社会语境的权威说明。“‘中国梦’一经提出，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用高度凝练、明白晓畅、特色浓郁的话语，来概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在这一伟大梦想的感召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社会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5]这一内涵十分丰富、意义非常重大的表述百姓乐于接受、易于理解，便于广泛传播。

(25)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此例中“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有效铺陈，排比递进，气势磅礴，表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26)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该例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也是四音节形式，符合普通大众的接受习惯，这种四言句式颇具中国理论话语特色。

(27)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此例运用了回环兼暗喻的修辞格解释“人民”这个政治术语，且“人民”反复呈现，通俗易懂，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可接受性强。

(28)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

此例也运用了暗喻(本体“马克思主义”，喻体“党的灵魂和旗帜”)阐释 “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29)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该例用“枪”借喻人民军队。

(30)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这里用“法宝”暗喻“爱国统一战线”，是经典理论话语的承续沿用。

以上各例，术语使用上都具有精当生动、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的特点，从而提升了理论话语的可接受度。

五、术语的修辞风格与中国特色理论话语建构

术语的修辞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术语的修辞“造”语和修辞“用”语的稳健综合。术语的修辞风格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话语风格。一般而言，术语往往带有领域风格特征，很少带有民族风格，但术语在特定语境中的综合运用则可能形成特定的民族风格，即通过有效的术语修辞，可形成中国特色。换言之，研究术语的修辞风格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1]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具体说来，术语修辞的个人风格是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的基础，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可表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例如：

(31)在近世文明十分发达的各国，又有一种小资本家的新阶级，辗转于劳动者和资本阶级之间，常常新陈代谢下去成了资本阶级的附属分子。(陈望道译本，第50页)

博古译本中与“近世文明”对应的是“现代文明”，与“劳动者”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博古译本中没有“新陈代谢”这个术语。华岗译本中与“近世”对应的是“近代”。“2014年版”中与“近世文明”对应的是“现代文明”，与“小资本家的新阶级”对应的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对应的是“资产阶级”，与“附属分子”对应的是“补充分子”，与“新陈代谢”对应的是“重新组成”。《共产党宣言》从陈望道译本开始，即在译文上十分讲究，总体上言简意赅，术语的使用得体有效，如“新陈代新”即用的是其比喻义。此外，术语的使用在同一个语篇一般保持同一，具有一贯性，例如“近世”(通行版对应的是“现代”)、“资本阶级”、“劳动者”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宜简单品评“2014年版”与陈望道译本孰优孰劣，因二者相距近100年，时代语境相去甚远，几无可比性；换一个角度看，二者可以也有必要进行对照，因为这种比照有助于我们了解二者各自的时代风格，进而把握理论话语风格与时代的关系。

(32)而且近世产业越发达，他们越失去近代社会上独立的地位，渐渐成了制造业，农业，商业的管理人，经理，事务员。(陈望道译本，第50页)

博古译本中与“近世产业”对应的是“大工业”，与“近代社会”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与“制造业”对应的是“工业”，与“管理人，经理，事务员”对应的是“监工与雇员”。华岗译本中与“近世”对应的是“近代”。“1997年版”中与“近世产业”对应的是“大工业”，与“近代社会”对应的是“现代社会”，与“制造业”对应的是“工业”，与“管理人，经理，事务员”对应的是“监工和雇员”。“2014年版”中“制造业”修改为“工场手工业”，此例余则均与“1997年版”同。“工场手工业”比“制造业”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语境(生产力水平等)。术语也是特定时代的一种镜像。

(33)德国底学者先生，非常热心得到这种著作；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法国底社会状态不曾同这些著作一同移来。所以这些法国底著作，对于德国底社会状况，全然失了眼前实行的意义，成了纯粹文学的景况。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学者看来，以为法国第一次革命底要求，不过是一般“普通的道理”底要求。(陈望道译本，第53页)

博古译本中与“学者先生”对应的是“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漂亮辞令底爱好者”，与“著作”对应的是“文献”，与“文学”对应的是“文献”，与“普通的道理”对应的是“实践理性”。华岗译本中，在“学者先生”对应的是“学者先生和假冒的学者先生们”，与“著作”对应的是“文献”，与“实行”对应的是“实践”。“2014年版”中与“学者先生”对应的是“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与“著作”对应的是“文献”，与“眼前实行”对应的是“直接实践”，与“纯粹文学”对应的是“纯粹文献”，与“普通的道理”对应的是“实践理性”。“实践”和“实践理性”都是哲学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到一定范围的标记，也是一种时代风格的标记。

(34)他们在法国底著作上面，附了些自己无意识的哲学论。譬如，在法国评论货币底经济的作用上面，他们加上些“人情离散”的议论；在法国评论资本阶级国家上面，他们加上些“将校部属底废止”的议论；等等。(陈望道译本，第53页)

博古译本中与“著作”对应的是“原稿”，与“无意识的哲学论”对应的是“哲学的昏话”，与“评论”对应的是“批判”，与“人情离散”对应的是“人性的抛弃”，与“将校部属底废止”对应的是“抽象=普遍的统治底废除”。华岗译本中与“著作”对应的是“原作”，余则与陈望道译本相同。“2014年版”中与“著作”对应的是“原著”，与“上面”对应的是“下面”，与“无意识的哲学论”对应的是“哲学胡说”。与“货币底经济的作用”对应的是“货币关系”，与“评论”对应的是“批判”，与“人情离散”对应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法国评论资本阶级国家”对应的是“法国人对资产阶级管家的批判”，与“将校部属底废止”对应的是“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后出的版本中术语相对更集中，理论色彩更浓厚一些，这与这一段话语的论题(“哲学论”)相对较为匹配，这大概是文本话语自带的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通过术语修辞体现出的话语风格特色鲜明，古今中外融合，文理贯通，言简意赅，气势磅礴而又平易近人，准确、鲜明、生动三者高度统一，代表了新时代理论话语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例如：

(3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该例中“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条理清晰，用词精当，意旨鲜明，节奏铿锵，便于干部群众理解，又平易近人，更富感染力。

(36)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此例与前一例类似，缩略语已经具备术语的功用。同时，再次展现并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话语风格。

(37)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公约数”和“同心圆”是较为典型的数学术语，用在这里准确、鲜明、生动。我们知道，“公约数”和“同心圆”本是数学术语，用于此属跨领域使用，同时也是借喻，“公约数”附带有“凝聚共识”的某种理性色彩，“同心圆”则十分形象；其前用两个“最大”修饰说明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深度和广度。

(38)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与前一例类似，“基因”的语义在此语境有适当扩大。“基因”本属于生命科学，是指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是与生俱来的属性，用在这里也是跨领域使用，强调“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内生性、稳固性、坚定性。

(39)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此例中“史诗”的语义在此语境下凸显的是其比喻义。

(40)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该例中，“小康社会”适应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是一个成熟的能代表特定民族风格的术语。“小平同志借用中国古代的术语，赋予其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来，进而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对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均作出系统部署，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5]该术语的历时适用(适当使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理论话语体现出(或具有)的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典型例证。

有些术语跨语域使用后还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如“工程”，常常可运用到非工程领域形成“-工程”，颇具特色，如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的“伟大工程”。此外，“语保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黑土地保护工程”“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菜篮子工程”等，也多见于理论话语。例如：“在治理整顿期间，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1988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11]

“小康社会”等术语的修辞生成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原创性、时代性。不难理解，以上以修辞方式生成的术语也可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系统性、专业性。

结 语

本文探讨了“术语修辞”和“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基本内涵，描述了理论话语中术语修辞的分布，讨论了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与建构，考察了基于可接受性的理论话语中术语的修辞模式、修辞风格等。术语的语境分布主要体现在较为宏观的组合关系，术语自身的修辞生成主要体现在相对微观的聚合关系，术语的修辞模式特征则主要是中观层面组合与聚合的综合。《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起点，而其中的术语专名则是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基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中国当代典型的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二者均十分重视术语修辞，在术语修辞的适用上是一脉相承的。毕竟，“术语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有效生成、建构、调整、传播术语。”[12]术语修辞凸显了理论话语的中国特色，强化了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提升了理论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总的说来，《共产党宣言》汉译本通过术语修辞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这与百年来译者们的远见卓识和艰辛探索及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则中国特色已经更为鲜明。这种富于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有助于进一步鲜明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有助于提升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与完善，有利于提升中国理论话语的国际语力。另一方面，修辞学和术语学亦应与时俱进，既可充分吸收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理论营养，又在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指导下，更充分的描写、阐述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事实，进而大幅推进修辞学和术语学等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