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海 魏 霞

引 言

继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后，党在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1]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社会治理相关研究日趋热烈。尤其随着全国人口流动的持续增强，“多民族互嵌”已成为城市社区常态，探讨多民族互嵌社区“五社联动”的实施机制，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路径参考，意义重大。

一、社区治理变迁与“五社联动”的提出

我国传统社区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个体置于血缘关系和邻里内部。一般在“某一空间与一个亲密的初级关系圈成为传统的社区意向”[3]191，居民间同质性强、初级关系占优势。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初期，城市社区以业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业缘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作用，在维系社区居民情感和日常互动的同时，降低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商品房时代来临，社区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先后断裂，“个体化”“异质性”“陌生化”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初级社会关系不再等同于邻里、同事，多元因素不断增加。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受限于血缘、地缘关系，开始获得与更大群体互动的机会，他们根据经济地位、兴趣爱好、文化符号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网络及利益群体、亚文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