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俊美，陈 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0 引言

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伟大目标。然而，目前中国的基础研究依然处于跟随状态，议题选择、仪器设备对外依赖，研究成果在国外发表，这种 “两头在外”的模式让中国成为当今科学界最大的 “外包工”，转型成为当务之急[1]。

近年来，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和措施密集出台，创造了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020年3月3日，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颁布 《加强 “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从多个方面提出详细的工作指导方案；2020年科技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印发 《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指出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础研究的需求牵引和应用导向日益凸显。加强基础研究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基础研究的概念也不断融入时代特点。

1997年，美国学者提出，基础研究二维模型由纯粹基础研究 (玻尔象限)和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组成[2-3]，拓展了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对基础研究无目的性的解释，基础研究的象限模型融入科学研究商品化和契约式等特点后仍可进一步拓展[4]。中国一直把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5-6]，在区分基础研究与基础科学的过程中，将狭隘的 “基础科学研究”范畴打破，融入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为根本指向的研究活动[7]，也称为 “基础性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