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

一、吴宓与胡适

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赔付9.8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后来美国退还了多出的白银。1911年，清政府利用这笔庚款，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

受惠于此的中国学生，要么前往日本，要么留学美国。他们大部分人会以振兴实业为目的，而择选理工学院，研习技术。剩余的人，在长辈的几番劝阻之下，仍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性情，投入到文科类的学习中。他们当时自觉担负重责，像是一群启明星，未来要在中国的各大领域施展拳脚。有一批人受到了美国生活的影响，难忍家乡的败破，誓必要革新，要创制。中国往后的学术界对这一批人十分尊崇。

這一批人中，有胡适，梅光迪，也有吴宓。1910年3月，胡适与梅光迪到达北京，一同参加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官费考试，只有胡适被保送赴美深造。1911年4月29日，吴宓录入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同年8月，梅光迪赴美。

1915年8月，在美留学的胡适开始与梅光迪、任叔永等讨论文学改良之事。梅光迪与胡适本为好友，因胡适破土而出，传扬新文化，要做策马军前，鞭挞驱鬼之人，而梅光迪本意保守传统，不愿太过激进，于是两人关系破裂，开始一场难以握手言和的“胡梅之争”。同年，梅光迪就读西北大学时就已经听闻了白璧德的声名，读完《法国现代批评家》，更为钦佩。于是梅光迪在秋天师事欧文·白璧德，是他最早的学生。那时，白璧德正担任哈佛大学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

1915年暑期，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广览实验主义的著作，待转入，马上追随杜威治哲学。胡适遴选了“论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两课，受杜威的启示，开始写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杜威不善辞令，但为人幽默，谈科学，少言宗教，逻辑清晰且又理性备至，胡适因此拜服，自认杜威对他影响最深最笃。

在美国，白璧德和杜威的学问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白璧德曾在1922年从都柏林捎信给吴宓，对他的工作关怀备至。那时，吴宓在国内经营《学衡》已逾八个月。白璧德叮嘱吴宓近期可在《学衡》上刊登约翰·杜威最后两卷的文章，可以向大众明示杜威那肤浅的哲思。杜威的进化论和科学主义弥漫美国，白璧德深疑中国难逃此外邦之祸。白璧德和杜威的分歧，更加注定了梅光迪、吴宓与胡适的分道扬镳。

1918年8月，吴宓抵达波士顿，到波士顿的剑桥城，访清华同级同班同学施济元，经同学推引，与梅光迪相识。梅光迪早已获得硕士学位，治文学批评，造诣极深。作为学业上的前辈，梅光迪深知胡适的运动将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摧毁，于是多次跟吴宓单独交谈。梅光迪当时慷慨流涕，极言中国古典文化之可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深邃，中国旧礼俗之优势。同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吴宓尤为动情。心怀国土的吴宓与梅光迪一拍即合，答应必当勉力追随梅光迪，就像诸葛亮之对刘先主。其后，经梅光迪引荐，在白璧德的寓宅，吴宓拜见其人，奉以为师。九月开学，吴宓转入哈佛大学本科。本年，白璧德开讲《卢梭及其影响》和《近世文学批评》。值此当头，正是白璧德批判卢梭，观点逐渐变得完整和透彻的时期。

吴宓来美之际，正是胡适回国之时。吴宓留美公费期限为五年。然而胡适已经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势不可挡。吴宓心急又犹豫：不回国，就没有一股力量可以阻挡运动的车轮;回国，那么必须提前舍弃在美进修的机会。

1918年像是一个预兆。胡适比吴宓大三岁。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没有爆发，吴宓就不会为了避战而逃出清华，入圣约翰大学，耽误一年时间。如果1916年吴宓没有因体育不及格，在清华多留了一年，也许吴宓会更早赴美，而不至于眼见胡适回国，抢占先机，掌控文化权，却无能为力。如果胡适没有把杜威等人的新哲学带回中国，如果……但也许，除了时机之外，还有更深的原因，注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二、吴宓与陈寅恪

旧日留美学生，梅光迪主攻文学批评，俞大维阐明佛学，陈寅恪谈学常能洞观全局，汤用彤研习印度文明，他们功底扎实，性气和爽。新来者，有林语堂等人，专习文学，为人聪慧，因沉溺于新文化运动，没能与吴宓成为同道。吴宓观察到，哈佛旧日中国学生，大多是老成温厚，静默积学的人，这次新来的人，则多数是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之流。国内的年轻学者，比如冯友兰，起初反对新文学，后来赞成。还有吴宓的好友吴芳吉，也渐渐倾向新文学。这些新旧人物各有思想转变。国外的留学生不出意外，都可能会回国任教，参与中国文化事业。吴宓因此担忧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

1918年的秋天，吴宓到波士顿城之后，认识了自费留美的学生俞大维。陈寅恪是俞大维的姑表兄。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从欧洲来美，由俞大维介绍，两人相识。

陈寅恪年长吴宓四岁，算是同辈人，不过，陈寅恪学问渊博，而且深悉中西政治和社会的内幕，这是吴宓对陈寅恪的初印象。自此以后，吴宓常常往访陈寅恪，聆听谈述，时时感叹，听陈寅恪论述学问，胜读十年书。

有一次，陈寅恪谈作诗需要多读，不可以凭空杂凑，又论述中国汉宋门户的底蕴，以及经史的源流派别。吴宓将此番谈论与习得的西学互证，深觉有相通一贯的乐趣。吴宓当时很不能理解，治学没有良师启示，只会闭塞难通，能看清中西门路，实属不易。年轻时的陈寅恪竟然能够做到打通中西学问，识力精到，议论透彻，难能可贵。吴宓打小读书孜孜不倦，仍然觉得没有摸透门路，陈寅恪貌似没有苦读，怎么这样博学？

当时的社会虽然新兴起了很多西学，但仍有私塾教育，较之更好的，是家学。陈寅恪生于名门望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自小就可以随意翻阅，加上亲朋好友多数是文士硕儒，陈寅恪耳濡目染，获益很深。陈寅恪又聪颖勤学，所以能够造诣出群。

其实吴宓也有家学，较之陈寅恪虽然逊色一些，但也从小受传统教育。比如九岁时，吴宓读世界地理和西洋史。十一岁时，吴宓已经读完“四书”全部，又读《春秋》《左传》，且多背诵。

气质相合，学识相当，志向相投的两个人来往越来越密。吴宓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与陈寅恪的交谈，串联起来像是美国新文化萌蘖的缩影。

1919年3月26日，吴宓出游了几天，回来很倦怠，但急切地想跟陈寅恪游谈。陈寅恪赠了一首《红楼梦新谈》给他，此后他们常常互赠诗作，晚上又简略地谈起婚姻的事情。当国内很多留学生要以婚姻殉情，与旧妻决裂，奔向自由的时候，陈寅恪看到，西洋的婚姻并非如传闻那般自由，贵族阶级仍有对婚姻的约束，“自由婚姻”本有流弊，宪法、民政也是如此。吴宓近来对宗教信仰也有心得，补充道，西人的婚姻观源于宗教，当夫妻都有信仰的时候，更能让家庭获得幸福。

1919年8月31日，吴宓与陈寅恪谈起法国大革命的事情。陈寅恪略谈中西政治并非完全不同，家族制度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十分相近。最近鼓励女学生参政的风气尤盛，这又是不好的征兆。历来政治的盛衰兴败，中西都是一致的。

1919年9月8日，陈寅恪谈起学者的独善其身。孔子曾经为委吏乘田，这些都是卑微的鄙事;顾亭林善经商，能够致富。学问可以修身治国，但不能依仗学问谋生，道德不能救济饥寒。无论如何，学者要从学问道德之外，求得谋生的办法。吴宓附议，那些以“爱国者”和“改良社会者”为名头的人，不免有用学问求名利的嫌疑。

吴宓和陈寅恪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优异，也深知西学特点，因而深知那些新文化运动者的激进和肤浅。当他们眼见同侪思想的转变、美国习俗的革新时，他们知道，他们迎来了一个与传统决裂的新世界。在胡适和陈独秀眼中，这个新世界就像是天堂降临在人间的征兆。

然而，物质文明的兴盛，带来古昔未见的事件，并非預告了天堂的降临。比如造纸术的发明，让读书的人更多了，但并没有影响人们对生活的种种看法，人们不过是在新的技术之中，保持着传统文明沉淀下来的生活思想;又如历史学界常言，中国历史的朝代虽然多更替，但治国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再者，战争死亡，水火盗贼，从古至今，都是常态。吴宓曾在文章里痛心：“今之西洋，今之世界，实处千古希见之一大变局。”（《吴宓诗话》）此大变局不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在战争四起，也不在朝政更替，而在于这是一场文化变局，人们的思维、生活态度、为人处事，全都变了。

吴宓和陈寅恪谈诗，谈社会风气，谈政治，都是在忧虑世道人心，忧虑这个新世界将会把人变成与先辈完全不同的新物种，这不是一场政治危机，也不是经济危机，比它们更严重的，是一场文化危机将会到来。

三、吴宓与白璧德

梁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庸言》杂志，吴宓青年时细读每期每篇。那时，梁任公的行事和文章，对吴宓的思想影响最深且巨。然而，等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吴宓开始对信奉为尊的梁任公失望，眼见梁任公步趋他人，传扬西方的政治哲学，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虽然深深惋惜，吴宓仍然由心称赞梁任公为博大宏通的先辈，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

出国前和回国后，吴宓对梁任公的态度那么不同，这一切都是因为吴宓遇到了他的师尊欧文·白璧德。

1895年，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白璧德首次批评了浪漫主义运动，严词责备卢梭，认为这位18世纪的哲学家对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破坏力十足。《什么是人文主义》是白璧德阐述人文思想的第一篇演讲，也是他应对美国新潮流的开始。克拉斯·G.林曾在《欧文·白璧德：一则介绍》中说：“他的核心学说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驰。”白璧德因“背道而驰”声名鹊起。

与外界的评论相反，在吴宓和梅光迪眼中，白璧德是这样的一位老先生：他可以判断事情的对错，毫无掩饰自己的严厉，他时常被攻击，要是这个时代放开了处决权和杀伐令，他一定是最先被放在绞刑架上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表现出热情，那膨胀的精力让他走在年轻人中间也熠熠生辉，让年轻人也惭愧不已。他跟他们常常谈起某些古典的伟人，那种心向往之的言语，那种文质彬彬的高贵，让他们的眼里闪烁出了同样的惊奇。当他说起“这个时代应该由德行兼备的伟人掌管精神的航向”时，他那英雄一般的目光变得更为笃定。年轻人虽然不知道如何理解这种笃定背后对伟大的古典文明的认识，但是他们仿佛跟着有了一种回忆，那种远离现代带来的诱惑和回忆。他还批评现代的很多知识，对此，他毫不讳言，一些头脑越来越简单的人统领了这个世界，着迷权力的人又变得无限骄傲，他们背对着最伟大的文明妄想创造新世界，他们口若悬河以为成了金字塔上永远不朽的砖石。他说，他们只是在制造废墟，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看看这片废墟，如果谁声称要回望过去的一切，谁就是历史的罪人。他机敏而幽默，年轻人很少对他做出什么反驳，但又从这些俏皮话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是的，是这个时代早就忘记了的严厉。

吴宓就是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被白璧德的严厉和博学深深吸引。在当时，白璧德和吴宓处境是相似的。白璧德被本国的新思想者攻击，吴宓被新文化运动者斥责。吴宓在白璧德的影响下，决心以保守传统为志业。

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有一篇论文《The Birth of a Chinese Cultural Movement： Letters Between Babbitt and Wu Mi》（姑且译为《中国文化运动的诞生：白璧德与吴宓的来信》），发表在《Humanitas》（《人文主义》）杂志上，收录了几篇白璧德写给吴宓的信。

白璧德身在远洋，十分关心中国局势，向来看重吴宓。1921年6月30日，白璧德写信给吴宓，自信吴宓可以有效地拯救中国传统文化中令人钦佩和明智的精粹（what is admirable and wise in the traditions of your country）。

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称为“新思想运动”，胡适更喜欢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因为它与欧洲的运动相似，人们使用新文字和新语言，并且得到了自由和权利。胡适因此感到了荣耀，这实在是彻彻底底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北大教授发行了《新潮》杂志，英文刊名即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

然而，白璧德判断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不明智的革新（unintelligent innovation）”。这看似重蹈文艺复兴的道路，创造一场属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一场搬运西方现代文化的激进运动。白璧德分析，今日在中国已开始的新旧之争，正是循着在西方所习见的故辙从反传统走向激进，与东方固有的文化不大相干。相对抗者，一方为旧有的故习，另一方为革新的中国青年。中国的新旧之争模仿西方，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也不是横空出世。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中国思想史的顶峰，把白话文学看成是文学史上的最高点，未免有些不合适。

1922年9月17日，白璧德再一次很急切地写信给吴宓。白璧德最为感兴趣的是中国儒家传统和其中所蕴藏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一传统需要适应新的社会情况。那些新文化的激进者将之完全打碎，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场大灾祸，对其余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白璧德像是一位预言家。新文化运动者确实将那些传统完全打碎了。1922年，胡适写了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总结白话文与古文之争。1872年，曾国藩逝世，而《申报》面世，为古文兴盛时期。五十年过后，桐城派再难中兴，运命衰微。胡适判断，这五十年以来，古文学已经结束了朽命。天地之间遍及白话文，并以此为宗。

吴宓带着白璧德的期许回国，希望能成为阻挡洪水的堤坝，能用传统文化拯救这场决堤。

四、吴宓与《学衡》

吴宓尚在留学时，国内各种消息传来，吴宓最终缩短学年，于1921年回国，在美实为四年。吴宓没有到北京任教，梅光迪一手安排，不同意他前去北京，那里已是新文化的营地，他们难以施展，但叮嘱吴宓必须尽快到高等学校就职，以免将文化权全部拱手讓人。9月4日，吴宓奔赴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得到了副校长刘伯明的鼎力支持。由此，北京和南京成为当时两种不同文化的对垒之地。

同年，梅光迪马不停蹄发起创办《学衡》杂志，与中华书局订立契约，并主持筹办，力邀吴宓任此杂志的总编辑。南京鼓楼北，吴宓把“学衡杂志社”的油漆木牌，白底黑字，悬钉在自家宅门外。杂志社就这样简单又果决地成立了。有生之年，吴宓任《学衡》杂志（共出七十九期）总编辑十一年，又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共出三百一十三期）编辑六年。他们这群骨子里装着旧文化的西洋留学生，不曾料想，要与另一波维新留学生开启多年的文化之争。

林语堂由胡适资助在哈佛留学，与胡适关系很亲近。1920年4月13日，林语堂尚在美国，致信胡适，透露最近在上海风靡的《民心》杂志由哈佛部分留学生创刊维持。自己的同侪吴宓和梅光迪，其学问都来自白璧德。林语堂坦言，国内的新旧之争，梅光迪等人的观点未尝没有一点道理。

维新者很难像林语堂那样，可以略微中肯地分析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他们早就选择不与任何异议者做对谈。1917年4月9日，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对其言辞过激有所不安，询问是否应该平心静气，允许异议者批评。两天后，陈独秀断然：不容别人匡正。在此风气下，激进的运动势如破竹。

在南京的学衡派兴起之时，北京的维新者已经掌握文化实权。1920年2月12日，胡适已经在国内准备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新案。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时，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断言，《学衡》的各种言论不过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议论文学革命的过渡期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新文学的创造期。

那时维新者已经借助政治手段将新文化的观点变成现实。一些人把不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斥责为不爱国的宵小。政治为文化加权，导致他们在头脑里根植了一种流行思想，笃定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他们所认定的、唯一的救国正途。不过，吴宓却十分清楚这场运动所倡的文化有问题。

吴宓留美时，在日记中多次谈到这批维新者的学术思想不仅过激，且不通透。比如1919年11月12日，吴宓批评国中的《新潮》等杂志，称其妄言“白话文学”。1919年12月14日，吴宓斥责，今日盛倡的白话文学，流毒太多，此运动在德国、法国、英国等文学史上已为陈迹，并非特异横空的事情。1919年12月30日，吴宓称，只融通西学或中学的学士不会赞同新文化，兼通中西的学者最不赞成，直言维新者其实不通两方文化。维新者与学衡派对这场运动的认知和定位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势头正盛，在非拥趸者则忤逆者的氛围中，吴宓犀利提出，维新派对那些保守者的斥责，过于极端。保守者的心血，并非是没有择选地保守任何旧事物，那太过学究和陈腐，一条可行的正道应当是，保守最优质的文化，维新最必要的文化。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不是保守——维新的对立，而是保守——激进的对立。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不可以断言为笼统的攻击。这位老先生心心念念于辨析新文化运动所传扬的学说是否正确，所引入的内容是否有益。在维新派激进地彻底革新之时，学衡派强力杀出，要为国粹正名。学衡派既维新，也维旧，与维新者迥异之处在于，他们要慎重考虑怎样在维新之中，守住一条中正之道。

《学衡》杂志针对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阐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这是学衡派应对旧学新知的两种重要方式。

学衡派的“阐明国粹”与维新派的“整理国故”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整理国故”的最终意图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方式破掉“国故”，再用此类方式建立新文化。比如历史领域，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研究思路，重点在破“伪史”，却把许多问题带入了怀疑论的风气之中。“阐明国粹”者虽也要筛选一些陈腐的东西，舍弃之，但这不是重点，他们急需为被误解和歪曲的“国粹”正名。

杂志的“新知”，所刊发的大部分文章都与白璧德的思想有关。吴宓为白璧德的学说译介和传播提供了阵地，也是为数不多的对维新者提出异议的后盾之一。1924年8月，吴宓写信给白璧德，对《学衡》屡次摘译其作品之事表露心声：“《学衡》的创办宗旨就是要宣传您的思想理念和儒家学说”。杂志越到后期阶段，吴宓的索稿越为紧迫。远在美国的白璧德只要完成了自己的新作，立马就邮寄给吴宓。在《学衡》面世的前几年，直至白璧德去世，其文章一直是杂志版面的重头戏。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白璧德释人文主义》《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白璧德论今后诗之趋势》《白璧德论班达与法国思想》，是学衡派诸人翻译过来的七篇文章。它们谈论的范围很广阔，囊括了教育、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的问题。除了这些文章，他们还译介了白璧德常提及的西方作家及其经典作品。

1921-1923年，吴宓最重要的文章也面世了。《诗学总论》《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文学研究法》相继发表在《学衡》上。

《论新文化运动》是他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此文原本刊发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登出之后，附会新文化运动的邱昌渭写了驳文。1921年8月3日，吴宓正在游美回国的船上，写出《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君昌渭》。两篇长文合为一篇刊登面世，谈论了十多个问题。这是对新文化运动论述最详尽的文章。吴宓用白璧德的哲思回应了时代问题。

纵然《学衡》想要做一番努力，改变这种偏失一隅的状况，但事实是，杂志的处境一直处于下风，并日渐衰弱。

1923年7月6日，吴宓在写给白璧德的信中，谈到办《学衡》杂志的一些情况。吴宓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由历史和传统德性孕育的品性，在国人身上将要皮之不存。

1924年8月，吴宓赴奉天东北大学教英文，时已维持《学衡》三年。老友四散。1923年胡先骕第二次游美进修。梅光迪自第十三期起，不再作文。其次，《新青年》1915年创刊，1926年终结，影响力远比《学衡》的广远。《学衡》本就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兴起，加之遇上困境，举步维艰，影响力堪忧。吴宓责任重大，压力倍增。

1924年8月，吴宓再写信给白璧德时，对白璧德的语气，已经是失落激愤。吴宓写道，在中国，除了梅光迪、胡先骕和他，没有人翻译白璧德的著作。除了《学衡》，没有任何关于白璧德的思想的讨论，没有白璧德的名字，绝对没有。即便快付报酬，也无人响应。这是令人悲哀的真相。如果国内仍然有人译介白璧德的学说，无论翻译得多么糟糕，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物质和精神衰败的深渊。

字里行间弥漫的激愤口吻，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封学生写给老师的信。《学衡》的处境貌似已是螳臂当车。现实是，杜威、罗素等人在国内声名鹊起，开办讲座，做客大学。当时正值翻译热，他们的作品不仅快速译介到国内，而且还有很多个版本，所受待遇，与众不同。相较之下，白璧德没有来过中国，更不用提到大学里面讲学了。白璧德的译作，没有完全地翻译到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全集。

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7月终结，《学衡》一共刊发七十九期，译介外文八十多篇。《学衡》的终结，预示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与传统文化长久地背离了。

五、吴宓的诗

吴宓一生没有提出什么自己的观点，承续白璧德的学说和重申儒家学说，是他的全部做工。吴宓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者，更多是个继承者和诗人。

吴宓的诗学功力起于他的家学。1902年，吴宓九岁，继母雷孺人教他文章，并读唐诗。他的姑丈陈伯澜才气纵横，交游甚广，参加过保国会，是康南海先生的门人。吴宓幼时也学诗于陈伯澜。他们那一辈人，学诗功夫既在家学、诗外，也在小学，专于考据，博于多闻，并行不悖。

吴宓日渐成人，诗功臻熟，在同侪眼中，他以诗见长。刘朴是吴宓的同乡兼清华同学，称吴宓的诗直追“古人之志”。谦称不知诗的吴芳吉，将吴宓视为教他懂得诗为何物的贤师。二十出头时，吴宓与陈寅恪同留学美国，关系最好，经常互赠诗作。

吴宓在《刊印自序》中转述吴芳吉的论诗，略将诗人分为三等。其中最次的诗人，只是写自身经历，其次，可以同情别人，有所共情。《吴宓诗集》共二十卷。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到1973年，从《故园集》到《渝碚集》，时间不断变化，地点不断辗转，除了写日记，写诗是另一件吴宓坚守了终生的事情。吴宓谦称自己的诗集就是自传，写诗不过是“为自身的写照”。

1908年，吴宓开始写诗。随后一年，学校风潮闹得厉害，吴宓“未见成材器，时闻罢学声”，求学路上总是难遇太平。十六岁的少年，既是多情的人，写雨后郊游，禾苗新雨，萋萋芳草，又担心“岁月蹉跎”，汲汲于学问，“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故园集》）。

1911年，吴宓进入清华园学习，“相期毋负平生志”，然而遇上辛亥革命，一连写了八首《辛亥杂诗》，感叹“国难民殇叹两侵”。吴宓因战乱和自身原因仍在清华等待出国，感到“壮志竟蹉跌”，园内寂静，此时有“守株待兔误平生”的感觉（《清华集》）。

1917年，吴宓赴美时，“今来深快意，轻舟大海旋”，吴宓对日后的生活有很多期冀。留学美国的几年，吴宓很少写诗，却把陈寅恪偶然作成的诗背诵记下了。

1921-1924年三年中，是吴宓一生最精勤的时期。吴宓回国，“吾责斯文在，横流道可哀。人能为此语，何处觅奇才”，悲叹斯文在，道可哀，为了文化的命运，为了世道人心，办《学衡》，招揽人才和求取文章，诸事繁忙，“委屈求全意，操劳尽瘁身”。吴宓不仅编撰《学衡》，且杂志能每月定期出版，又东南大学教课，有闲暇读书，讲授学问，每年增开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声名鹊起。

1925年，吴宓赴清华，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课程涉及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的教授。吴宓的公务更多了，难有清闲，再见陈寅恪，“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京国集上》）。

吴宓写诗确实是自传，但又有很多超出个人情感的东西。新旧相交之际，新文化运动提倡新诗，不要“已死的”古文，要“活生的”白话文。当时的诗界运动要废格律，弃载道。新文化者给格律诗判了死刑，把模仿当成抄袭，把新奇当成创新，把载道看成是僵化，把道德看成是说教。吳宓写诗，并不提倡完全复古，泥古不化。他的诗里有很多新掌故、新事物，写个人的身世浮沉，写时代变迁的国势民情。吴宓写诗，还因为他知道诗能描绘和扶持个人的生活，能发所欲发的情感，能表所欲表的志向。诗还有严肃的作用，能制衡实际的政治权力，也能为人格和德性做功，甚至能让人在危亡之际产生托命之感。人的完整生活包括物质和智力生活，也包括道德和精神生活。一个诗人或作家，需要一般常识，比如古今中外政治及社会情况，也需要有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

习小学功夫，然后习格律作旧诗，这是诗艺。诗人有托命之感，这是诗道。吴宓作诗论诗所得，是一辈子的甘苦之言。

吴宓学诗的渊源，除去家学优渥，同侪如切如磋，自身辗转不停的经历，还离不开几位写诗论道的师长。1931年12月，吴宓编了一本集子，名为《空轩诗话》。他谈起几位师长，常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情。

比如静安先生以人间事写词，又有传世之作《人间词话》和《人间词》，为人敬仰。吴宓在清华谒见王静安，在此之后，在吴宓日记中，常有拜见静安先生的记录，来往密切。静安先生的诗作少而精，曾在民国元年写完《颐和园词》和《蜀道难》，吴宓得到手抄本阅读，直言可以与吴梅村价值最高的诗相当。

又如，近代诗学宗师黄节，把诗教、诗学、诗法融于一身，而且自己能够作诗。晚岁，黄节任北京大学教授十余年，有《汉魏乐府风笺》《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诗律》《阮步兵咏怀诗注》《曹子建诗注》。在吴宓的眼中，黄节一辈子的生活和作诗都是在深忧：“世变既亟，人心益坏。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这也完全是吴宓心中忧虑的事情。

黄节作诗没有芜词，又有诗道，为人情志中正，吴宓心向往之，常默诵黄节“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又有“人伦苟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

吴宓非常看重这几句诗，常用它们自勉自警，因为诗里的故事，是吴宓敬仰的故事，也是他终生甘心愿意去做的事情。

夫子三十五岁时，鲁昭公欲诛季氏，鲁国大乱，于是去鲁适齐。四十二岁，夫子回到鲁国，三家弄权，陪臣执政，转而修诗书礼乐，子路、颜渊、子贡、闵子骞就是这个时候来从学的。五十二岁，夫子在鲁当司寇，因季氏对他怀有疑怠之心，失位于鲁，于是五十五岁再次去鲁，又不安于卫，道路仆仆。

卫国西北境有一处仪城，掌封疆的官员知道夫子是贤者，要见他，面见之后，更加知道夫子虽然失位去国，但老天必把夫子当成木铎，可以施政教，警醒众民。

在卫国待了十个月之后，夫子向匡出发。匡人把夫子错看成被他们通缉的杨虎。夫子问天，文王既然已经不在人世，天是否要丧斯文？斯文便是礼乐。夫子知道自己身兼重任，要传礼乐于后世。如果天不曾想要丧斯文，那么自己必定不死。这就是“人伦苟不绝，天意必有寄”。

又有“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这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冬天的朽木和壮木都纷纷凋落，冬雪覆盖，白茫茫大地，束草留着千丝万缕的根盘在地下，寒柳的穗芽留待春分，看似枯死一片，没有未来，然而等到鸭知春水，鱼跃于渊，又是千红万紫，生机勃发。这是孟子所说的“守先待后”。

1918年，吴宓留美;1933年，《学衡》终结。短短的十五年，吴宓深受家学熏陶，不忘平生之志，从战事中成长求学，趁着时势，远赴美国，拜见良师，匆匆四年，心中有喜乐，有忧虑，有笃定，文化命途堪忧，回国道路仆仆，创办《学衡》，周旋教育和政事，为作者作嫁衣裳，为文化尽忠责。年轻的吴宓在这十五年，做了他这辈子最荣耀的事情，他在做抉择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夫子当年畏于匡的所言，一定想起了他的师父白璧德先生的嘱托，一定想起了王靜安先生“只欠一死”的临终遗言，一定想起了后代那些不认识的人。这位老先生已经尽力做到了“束草低根留性在”，他也许相信春分的时刻终将到来;也许，那些“千秋魂魄”也在担忧，寸稊寒柳是否能够等到春分？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