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无锐

这篇札记打算聊五本书：罗伯特·M·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张国辰译，重庆出版社2011年）、马修·克劳福德的《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Shop class as soulcraft：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work，粟之敦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和《工匠哲学》（The World Beyond Your Head，王文嘉译，湛卢文化2020年）、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张佩芬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漫游时代。董问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前面三本，在书店和电商的归类里，属于心理自助的畅销书。后面两本，早已是文学经典。一个偶然机缘，我发现它们之间有些共通之处。或许算不上什么发现，但我很想谈谈这件事。

歌德和黑塞读过很多遍。《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只是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偶然翻开。之所以要出门旅行，无非因为生活陷入了一点小小的忧郁。说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猜，很多以打字、造句为生的人，都会偶尔体会到类似的忧郁：你正在键盘上造句，你的房子和家具忽然罢工;洗衣机、下水道、天窗接连出事;你猛然发现对身边的生活懵懂无知束手无策;你继而怀疑自己在键盘上敲打的句子有何意义;接下去，就是整个生活的无力感、无意义感……生活就在此类神经质的胡思乱想中搁浅了。每次遇到搁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丢开一切，跑出去旅行。就是在旅途中，我翻开《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接着又想起了歌德和黑塞。我觉得，他们的写作都跟在忧郁中搁浅的生活有关。

一

《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讲了两场旅行。

一场旅行，“我”带着八岁的儿子，随同一对音乐家情侣，骑行在美国西部的高速公路上。另一场旅行，是一个名叫“斐德洛”的男子的精神历险。“我”在旅途中，渐次把“斐德洛”介绍给儿子和朋友。“我”和“斐德洛”都有苦闷的心灵。“我”的苦闷，来自旅途中的具体遭际。“斐德洛”的苦闷来自精神上的求索、困惑。一个在运动中走向远处，一个在内省中走向深处。看起来，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生命，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读到最后，读者才知道，“斐德洛”就是曾经的“我”，“我”就是现在的“斐德洛”。一个灵魂，分裂成两个面相，这是现代文学的常见手法。或许，分裂本身，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课题。《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是一本讲述旅行的书，也是一本讲述分裂的书。作者的意思，或许是想通过旅行呈现分裂，呈现分裂，才有可能治愈分裂。

“我”和“斐德洛”是同一个灵魂的分裂，他们又在各自的旅途中发现不同样式的精神分裂。

旅途开始不久，“我”就在摩托车圈子里发现了某种精神分裂。他和他的音乐家朋友都是骑行爱好者。但他们与摩托车的关系完全不同。“我”不只愿意使用摩托车，还愿意摆弄它，动手照料它。“我”的朋友只想骑车，骑到一个又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但热衷于骑车的朋友，却几乎不愿意触碰自己的车。每当摩托发生故障，朋友都烦躁不安。朋友的习惯做法是，对故障视而不见。似乎只要逃避得足够决绝，故障就会自动消失。“我”发现，朋友喜欢的不是摩托车，而是借助摩托车逃离充满工业和科技宰制的都市。而每次故障，哪怕只是小小的故障，都会逼迫朋友面对摩托车的内部结构。那些零件、线路、结构，正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现代都市。想要逃离工业和科技宰制的朋友终于发现，自己正被逃离的工具宰制着。这就是他愤怒的原因。“我”把朋友定义为“浪漫主义”的摩托车爱好者。“浪漫主义者”喜欢的是摩托车上的风驰电掣，但他们发自内心地厌烦摩托车。他们享受的是摩托车上的精彩瞬间，但他们不愿意给摩托车一点时间。

“我”还遇见过另外一种“人车关系”。他曾因为某个小故障，把车子送到维修店。维修工人熟悉摩托车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像专家那样检视车体，排查问题，做出诊断，收取佣金。问题是，他们的诊断每每似是而非。他们聲称解决了问题，可问题总是很快重新冒出来。他们比所有骑行者都了解摩托车的零件、构造，但他们从来也不关心骑行者，更不享受摩托车。他们不是骗子，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从来不愿意发现真正的问题。他们擅长的，就是把所有活生生的问题塞进他们早已熟知的几种套路当中。对他们而言，所谓摩托车，仅仅是机械图纸、操作手册里面规定好的东西。图纸、手册之外的，活生生的道路、驰骋、颠簸，他们从不关心。“我”把这种“人车关系”定义为“古典主义”。这个标签，或许会引起某些读者的不适。其实，“我”所谓的“古典主义”，只是强调对秩序、结构、数学关系的热衷。他口中的“古典主义者”，习惯于把世界理解成秩序、结构、数学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用秩序、结构、数学关系塑造世界。这种“古典主义”精神膨胀到病态而偏狭之时，它便断言：世界是且仅是秩序、结构、数学关系。

“我”用了两个标签来表达他所观察到的精神分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词语不重要，词语所表达的精神对立，特别重要。“古典主义者”把世界理解为秩序、结构、数学关系，甚至断言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浪漫主义者”厌恶结构、数字，他们钟情于那些只在瞬间呈现的美。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都市，差不多是在“古典主义”精神的统领之下建造的。所以，“浪漫主义者”厌恶都市，想要逃离都市。可笑又可怜的是，他们赖以逃离的工具，偏偏是摩托车这种精密的“古典主义”机器。他们把他们一心逃离的东西带在身边。离开他们讨厌的东西，他们就无法逃离讨厌的东西。这是“浪漫主义者”的悖论。“古典主义者”的处境并不更好。他们依照图纸、手册建造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世界只不过是图纸、手册的投影。他们依据图纸、手册建造世界、维系世界、统治世界，但他们不爱世界。他们自以为冷静，其实只是麻木。“浪漫主义者”不断逃离“古典主义者”宰制的世界。“古典主义者”不会逃离世界，但他们同样不在世界之中，因为除了数字和结构，他们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在摩托车圈子里发现的精神分裂。他所处的现代社会，正被这种精神分裂困扰着。摩托车修理工，很像韦伯意义上的无灵魂的专家。骑车逃离都市的音乐家，则是嬉皮精神的化身。现代生活也分裂成两极，一种生活，除宰制、服从无其他，另一种生活，除反抗、逃避无其他。

“我”既不像音乐家朋友那样讨厌机械，也不像摩托车修理工那样麻木不仁。他不认为两种“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可是，他不知道调和之道在哪里。他不可能劝音乐家对机械多些耐心，更不可能教育修理工对人多些共情。“古典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活在各自的惯性里。包裹着惯性的，则是对异己世界的敌意和麻木。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调和。真正的问题是：让两种偏狭的精神走出各自的偏狭;走出偏狭的前提是，人们想要治愈自己的偏狭。人们总得先意识到自己的病，才会渴望治愈自己的病。为此，人们得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精神历险。音乐家和修理工当然不愿踏上这样的旅程。但的确有人已经上路。那个人就是“斐德洛”。于是，“我”开始为朋友和儿子讲述“斐德洛”的故事。

稍有古典常识的读者都能想到：“斐德洛”是那个智者学派的学徒。柏拉图的《斐德洛篇》里，年轻的斐德洛被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教训了一顿。《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里的“斐德洛”，当然跟《斐德洛篇》里的智者学徒有关。

“我”口中的“斐德洛”曾经是一位学者，在大学里研究文学和修辞。依照“斐德洛”的理解，文学和修辞学，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好”的演说？可是，“斐德洛”发现，大学里的专家们，对何为“好”（原文为Quality，中译本译为“良质”。本文竟直写作“好”）不感兴趣，或者刻意回避。文学和修辞专家的学问，就是分析，只是分析。他们把文体分析成若干类，他们把命题分析成若干式。他们可以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一首诗、每一篇演说，但他们从来不愿告诉学生和读者，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好”演说。他们似乎不屑于谈论“好”，或许害怕谈论“好”。哪怕只是凭借那点近乎本能的热情，“斐德洛”也知道，这样谈论文学是不对的，甚至是荒诞的。但他没办法跟大学的教授们谈论那种荒诞感。他觉得荒诞的事情，正是教授们的荣耀所在。

“斐德洛”告诉教授：在所有的文体分析、修辞分析之前之上，一定有一个真实不欺的“好”。如果没有这个“好”，一切分析都将丧失意义。原因很简单：如果不知何者为“好”，擅长分析的专家们根本无法选定任何值得分析的文本。教授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么在意“好”，那么请你回答，你所在意的那个“好”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是客观的，你就该用一个公式、一道命题概括它，或者用仪器检测到它;如果是主观的，你就该承认，它只不过是你的感觉而已。

“斐德洛”发现，自己被教授带进了一个死胡同。教授的逻辑：凡是不可测量的，都是且只是私人感觉。教授的底层逻辑：私人感觉不值得谈论;不能被量化、公式化、命题化的东西，不值得谈论。教授的逻辑结论是：“斐德洛”关心的“好”，根本不值得谈论。

“斐德洛”继而发现，文学教授的逻辑，几乎是大学知识精英的通用逻辑。文学系的教授不愿谈论什么是“好”，伦理学教授同样不愿谈论什么是“好”。不关心什么是“好”文章的文学教授，似乎还无伤大雅。不关心什么是“好”行为的伦理学教授，可就大雅有亏了。事实是：大学里的伦理学教授们，真的对“好”没兴趣;尤其是对不能量化、公式化、命题化的“好”没兴趣;他们只对量值、公式、命题感兴趣。

“斐德洛”继而发现，现代大学的文学教授、伦理学教授，其实不过是现代科学精神的追随者。然而，现代科学精神追求的是什么呢？一名理想的科学家会说：科学追求“真”。一名活在实际科研生态里的科学家会说：能给我带来利益的只有两样东西，“创新”或“有用”，因为，“创新”和“有用”可以量化，“真”不可以量化。

“斐德洛”的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曾经承诺为“美”服务的学问，如今不再关心“美”，只因“美”不可量化，比如文学。曾经承诺为“善”服务的学问，如今不再关心“善”，只因“善”不可量化，比如伦理学。曾经承诺为“真”服务的学问，如今不再关心“真”，只因“真”不可量化，比如科学。“真”“善”“美”，本该有个共同的说法：“好”。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每种学问都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所有追求“好”的学问，都因为“好”的不可量化而贬黜自己，把自己贬黜为与“好”无关的事情。

“斐德洛”终于發现，为了捍卫他仅靠本能就知道的“好”，他得跟整个现代学术体系为敌。比跟现代学术体系为敌更可怕的是，他得跟现代心灵的基本假设为敌。现代心灵的基本假设是什么呢？那就是：凡不可以客观测量的，皆属主观虚妄。

非客观真实即主观虚妄，这是现代心灵的基本假设。现代心灵未必把它当成“假设”。更多的现代心灵，早在经验到世界之前，就把主客观二元对立视为真理。这种在经验之前就被预设了的真理，通常被称为“形而上学”。

“斐德洛”最后发现，文学教授对“好”的逃避，其实不是逃避。文学教授们只是被他们无条件接受的形而上学洗脑了。“斐德洛”意识到，要想摆脱形而上学洗脑，就必须从旧式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挣脱出来。

于是，在“我”的讲述里，“斐德洛”踏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的探险之路。他的探险成果是这样的：笼络着现代人头脑的那种“主体”“客体”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主体、客体之前，先有“好”。“好”，既不是现代心灵执意寻找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现代心灵又爱又恨的主观感受。人与他人相遇，与世界相遇，与神相遇。每场相遇，都是活生生的遇见。每一次活生生的遇见，人都遇见、领会某种活生生的“好”。正因是活生生的，所以那“好”不可言说。不可言说的“好”太重要了。正是因为它，人才渴望世界，相信世界。所以，人总有冲动，要去把握那不可言说的首要之事。为了把不可言说的事情说出来，人的精神便朝两个方向发起努力。一个方向，人们试图把“好”转译成某种确定不移的知识，甚至试图把“好”规定为一个公式、一件物体。另一个方向，人们试图把“好”理解成转瞬即逝的心理瞬间。于是，世界被划分成“客体”“主体”。于是，人的心灵也出现了偏好“客观”与偏好“主观”的对立。不知不觉中，偏好成了偏狭。人们不再关心当初那活生生的“好”，转而崇拜自己的知识。偏狭的客观爱好者，只相信测量、数据、结构、物体、公式。偏狭的主观爱好者，只热爱那些转瞬即逝的心理瞬间。如果不能体验那样的瞬间，他们就活在对瞬间的回味和期盼里。两种偏狭的精神都是如此地崇拜自己，都是如此地敌视对方。客观爱好者听到别人谈论心理感受，便会报以冷笑。主观爱好者则拼命逃避测量、数据、结构、物体、公式对美妙瞬间的亵渎。

先有“好”，人在世界里活生生遇见的“好”。为了把握和领会“好”，人们才不得不对世界做出“主体”“客体”的划分。这就是“斐德洛”在孤独的沉思中得出的属于他私人的形而上学。

紧接着，“斐德洛”拿自己的形而上学重估哲学史。他发现，人类的精神求索是由活生生的“好”激发，但越到晚近，人类越是忘记“好”，甚至仇视“好”，因为对世界的主、客二分法是如此偏狭、贫瘠，以至于容不下真正重要的“好”。“好”，发生于人与人、与世界、与神的活生生的遇见。偏狭的客观爱好者，眼睛紧盯着世界。但他们把世界理解成一堆死物，只配研究，不配遇见。偏狭的主观爱好者满怀激情地等着遇见某个神秘瞬间。但为了遇见，他们首先要从世界逃离出来，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早已被数据、公式托管的世界，会玷污他们的遇见。

这就是“斐德洛”的私人形而上学的惊人之处。他那些看似枯燥的概念辨析，最后指向了现代生活的荒诞：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人们自以为可以解释一切，却唯独忘了活生生的“好”。用公式、数据统治世界的人，不关心也不相信“好”。渴望在内心体验“好”的人，一心只想逃离世界，以为“好”在世界之外的某个别处。没人愿意走进活生生的世界，活生生地与“好”相遇，因为现代心灵早就在主、客二分的洗脑中排除了这个可能。

“斐德洛”想要告诉世人：一种未经省思的形而上学，不只是书斋里的错误，更可能导致生活的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把活生生的遇见从生活里彻底铲除。剩下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加上几个想要逃离却怎么也逃不出去的嬉皮士。

“我”口中的摩托修理工和音乐家朋友，就是那个世界的缩影。一个垄断着摩托车知识，却对车和骑车的人全无同情。另一个想靠摩托车逃离世界，却不愿朝车子多看一眼。“我”曾经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区分两个人。其实，他们都是未经省思的形而上学的囚徒。修理工和音乐家当然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是最可怜的囚徒。

“斐德洛”的私人形而上学，是捍卫活生生的遇见。为此，他从文学研究转向哲学研究。他跑到最有可能理解他的研究所去听课，却发现，根本没人理解他。他从哲学教授一直追溯到哲学史的源头。在他看来，整部西方哲学史恰恰就是对“活生生的遇见”的绞杀。在《斐德洛篇》里，苏格拉底用高妙的辩证法把那个名叫斐德洛的青年教训得哑口无言。“斐德洛”说，苏格拉底无非是想把活生生的“好”转译成某种确定的知识。这种冲动，正是所有西方哲学、科学的源头。可是，整部哲学史都忽略了一件事：任何转译都意味着对“好”的扭曲。当哲学家们欣赏、崇拜自己的精妙转译时，很可能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和苏格拉底相反，那个名叫斐德洛的青年倒是更关心活生生的“好”，而不是确定的知识。可惜，他的关心在苏格拉底的雄辩面前，哑然无声。

在现代大学里，“斐德洛”对“好”的关心，同样哑然无声。没人理解他，甚至没人愿意听听他的苦闷和忧伤。走到哪里，他都是异类、怪物。孤独之中，他感到世界的冷和敌意。终于有一天，他倒在街上。

“斐德洛”想要通过形而上学的反思捍卫活生生的遇见、活生生的“好”。他却因为这场精神探险而精神崩溃。他很像为了疗救世人遍尝草药的医者，为了对病更加了解，自己病得比谁都深。一心想着活生生的遇见的“斐德洛”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不再愿意遇见任何人，包括妻子、儿子。连他自己都明白：“我是如此热爱这个世界，怎么会疯呢？”

“斐德洛”的精神之旅的主要情节，是为了治愈而患病，而病得更深。接下来，是“我”的摩托车之旅。“我”就是“斐德洛”。“我”是“斐德洛”的病的继承人，也是“斐德洛”的药方的继承人。但“我”知道，必须更换一种生活，才能实践那个药方。“我”离开了大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钻“形而上学”的牛角尖。趁着情绪稳定，他骑上摩托带着儿子出发。

“斐德洛”要捍卫活生生的遇见，但一种捍卫活生生的遇见的哲学，未必能让人遇见。相反，过分孤独的哲学挣扎会把人同世界隔断开来。真正的活生生的遇见，唯有走进世界才会发生。“我”骑着摩托走进世界。他一边给朋友们讲述“斐德洛”的故事，一边给朋友们讲述摩托车修理之道。他不像那个修理店的修理工，也不像音乐家朋友。他说，修理摩托车，就是与摩托车遇见。即使象征着现代世界机械图景的摩托车，也不只是一堆物质、线路、结构、数据。当一个修理工真正面对摩托车时，他还能从物质、线路、结构、数据中看见别的什么。正是那个“别的什么”，让他更了解摩托车，从而也更了解自己。修理摩托车，不再只是控制摩托车，还是遇见车。每次活生生的遇见，都是活生生的自我教育，因为这样的遇见让人领会活生生的“好”。

《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没有写到旅途的终点。结尾的地方，“我”终于发现，不仅要在修理摩托车的过程中遇见摩托车，比这更重要的是：遇见近在身边的儿子。“近在身边”和“活生生的遇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就意味着，他不可以沉溺于“斐德洛”的历险，也不可以满足于摩托车修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遇見。这个发现，或许才是真正的治愈之旅的开端。

二

我在《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上面花了太多笔墨，不是因为它提供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反省生活的框架：要想治愈现代生活的忧郁，人竟需要亲自做一番形而上学探险，还需要建构自己的生活乌托邦。“斐德洛”的故事，把形而上学的探险演绎得惊心动魄。“斐德洛”离开大学，成为“我”，踏上骑行之旅，那是他的生活乌托邦。一边是形而上学，一边是乌托邦。这两件事，恰恰是忧郁的现代人不愿为之、不能为之、不敢为之的。正因如此，这本书不同于市面上流行的心理自助书。它根本不打算安慰现代人：只要悦纳自己，就会一切都好。相反，它想让现代人知道，要想治愈生活，得走多远的路。

生活、形而上学、乌托邦，这是我从《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里读出的精神结构。治愈生活是目的，形而上学探索、乌托邦建构是两条路。我从很多古老的书中，以及少数较新的书中，都读到过相似的结构。

《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的作者罗伯特·M·波西格，生于1928年，卒于2017年。他的生平，我不了解。能够肯定的只是，他该是个有很深的哲学教养、很强的生活渴欲的人。没有哲学教养，他不会意识到病态的生活竟然要追溯到病态的词语、病态的心智结构。没有生活渴欲，他不会意识到：哲学可以彰显生活之病、探究生活之病，但哲学不能治愈生活之病;能够治愈生活之病的，唯有走进活生生的生活。

偶然间发现另外两本跟摩托车有关的书，题目是《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作者是马修·克劳福德。书出版于2010年，作者比波西格年轻许多。两位作者有点儿像：都受过良好的哲学教育，都在最好的年纪放弃学院生活，都酷爱摩托车，都把摩托车维修当成具有治愈功能的现代生活乌托邦。虽然引用过波西格，但克劳福德的书不是对前辈的模仿和重述。他有他要面对的现代忧郁，有些地方，他走得比前辈更远。马修·克劳福德的第二本书叫《The World Beyond Your Head ：On Becoming an Individual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不知怎么，中文本翻译成有些烂俗的《工匠哲学》。两本书放到一起读，才能看清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要处理的现代忧郁，是让几乎所有现代人窒息的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的核心是：严格区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依照流俗的意见，这种工作伦理的弊端，只是贬抑体力劳动。克劳福德说，这没有切中要害。事实是，严格区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现代工作伦理，让所有的现代工作变得压抑，甚至文不对题。

现代的体力劳动，真的意味着使用身体吗？不。现代的体力劳动恰恰意味着不允许人充分运用自己的身体感知世界、改造世界、修缮世界。福特建造第一条生产流水线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而是半生不熟的学徒。这样的学徒，从未体会过手艺的乐趣，对他们来说，工作仅仅意味着收入，与成就、喜乐无关。流水线用高薪吸引没有手艺的生瓜蛋子，把为手艺而自豪的匠人逐出现代工业游戏。结果是，那些生瓜蛋子被制造成《摩登世界》里的螺丝工。他们不仅丧失了手艺，也会随时丧失他们的高薪。他们的身体被简化成某块肌肉，他们的肌肉被简化成某个动作。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像前辈工匠那样，靠双手、身体学习、成长。他们唯一的价值就在于不学习、不成长。他们只是效率低下的机器，随时会被更高效的机器取代。

现代的脑力劳动，真的意味着使用头脑吗？不。现代的脑力劳动恰恰意味着不允许人充分运用自己的头脑理解世界、认识生活、生成爱欲。现代的脑力工作者，跟体力工作面临同样的境遇：他们都要被制造成某道流水线上的熟练工。这意味着，脑力工作者的头脑，跟螺丝工的手腕肌肉没有太大区别。头脑和手腕肌肉的工业价值大体相近：在适当的时候产生条件反射。一个公司白领的头脑，主要用于对各类表格产生条件反射。一个大学教授的头脑，主要用于对学术八股和专业话术产生条件反射。无论公司白领还是大学教授，他们的工作也跟螺丝工一样，只能盯住生产线上的某个环节，他们的头脑和肌肉，只是为了这个环节才有存在的价值。只被允许盯住一点的头脑，没办法理解这一点的来龙去脉，没能力生成方向感、意义感。可是，这样的头脑还是头脑吗？它同样只是效率低下的机器，随时会被更高效的机器取代。

现代工作伦理的荒诞，根本不在贬抑体力劳动、抬高脑力劳动，而在于同时羞辱了人的身体和头脑。本来，身体和头脑既是人的工具，也是人的老师。人就是在用双手触摸世界的过程中变得更成熟、更睿智;人就是在用大脑感知世界、辨认方向、发现价值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壮、更灵巧。现在，头脑和身体都被卷进流水线，它们既不是人的老师，也不是人的工具，它们是资本和流水线的工具。

只要工作伦理不改变，现代人就不可能免除工作带来的压抑，以及压抑引发的忧郁。那么，现代工作伦理的根源在哪里呢？克劳福德说，恐怕要追溯到“自我”“自由”“个性”这些根本观念。现代人对这些大词有一套自信而未经省思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是现代忧郁的来源。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和《工匠哲学》就从人所共见人所共感的现代忧郁出发，开始形而上学探索。第二本书要比第一本书走得更远。《工匠哲学》里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题为“自由简史”。克劳福德提醒读者，现代人的“自我”“自由”“个性”观念，源自启蒙时代。启蒙时代留给后人的两项重要观念遗产是：摆脱权威、心物对立。摆脱权威的意思是说，成熟的人有责任依凭自己的心智对世界做出判断;如康德所说，依靠权威的人，把自己置身于咎由自取的蒙昧状态。心物对立的意思是说，外在的物质世界，只是等待心灵认识、剖析、取舍、改造的材料;人的心智要超然于物质世界之上，对物质世界做出判断。

摆脱权威、心物对立共同导致了一种怪诞的现代“自我”观念：理想的现代“自我”，必须超越权威也超越物质;这样的自我，是从一切生活情境里提纯出来的绝对自我;而一切生活里的具体情境，都是对绝对自我的妨害。为了获得这样的自我，人們在尚未学习之前就警惕老师权威的误导，在尚未劳作之前就鄙视用身体触摸世界的肮脏。人们不再相信权威和物质世界能教会自己什么，权威是用来推翻的，物质是用来使用的，仅此而已。人们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就可以在一片真空里找到那个最真实的自我。这种世俗念头的哲学表述，就是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

什么是现代人惦记的“自由”呢？就是那个真空中的“自我”行使独立判断的权利。什么是现代人惦记的“个性”呢？就是那个“真空自我”行使独立判断获得的效果。事实上，凡是渴望获得“真空自我”的人，很快就会相信自己已经获得，因为，没有任何权威、标准告诉他“你错了”。“我思故我在”的流俗版本，变成“我觉得我是故我是”。人一旦相信已经获得了“自我”，他就时时感到“自由”。因为那个“真空自我”十分勇敢，不屑于屈从权威，那个“真空自我”十分纯真，甚至都不知道还有权威。他以为他所做的一切判断都取决于他自己。这样的判断，不仅是“自由”的，而且肯定特别“个性”。

直到这里，从启蒙时代而来的“自我”“自由”“个性”似乎帮助现代人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乐观、自信。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克劳福德说，事实上，那种“真空自我”成了现代人的不可承受之轻。

“真空自我”不喜欢权威。这就是说，它的一切信念都该由它自己形成。这当然不可能。这不是超出了某些人的能力范围，这是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真空自我”如若真的只相信自我，它就不得不面对大面积的信念真空。而信念真空是难以承受的。于是，警惕权威的“自我”，把信任交给“公众”。它把公众的流行意见当成自己的信念。可怜的是，它还以为自己是在思考。除了警惕权威，“真空自我”还讨厌直面物质世界。于是，现代世界越来越虚拟化。人们用程序、影像、数据、符号、人造材料把自己同世界隔绝开来。人们相信自己凭借电脑、手机、生产线宰制世界，人们又千方百计避免触摸世界，与世界相遇。这样的“自我”真的“自由”吗？克劳福德说，它在追求“自由”过程中使自己陷入奴役。它警惕一切权威，却成了公众意见的奴隶。它躲避世界，却成了技术和虚拟世界的奴隶。它一心想着通过自由选择展现“个性”。而它的个性到头来不过是从两种公众意见里选择一种，从三款手机里选择一种，从五部游戏里选择一种。

克劳福德的意思是：启蒙以来深入人心的那些形而上学观念，让现代人空前自信。可是，当现代人沿着启蒙时代确立的方向去寻找理想“自我”时，却走到了始料未及的反面。想要“自我”，却让“自我”陷入真空。想要“自由”，却不知不觉习惯奴役。想要炫耀“个性”，却只不过抖搂出二选一、五选一的平庸。

克劳福德从启蒙观念推演到现代生活，这是一场类似于“斐德洛”的形而上学探险。这场探险跟他要谈的现代工作伦理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人看不起体力劳动，原因是觉得肮脏体力劳动里找不到自我。现代人对脑力劳动高看一眼，是因为他们以为寻找“自我”就只是发生在头脑里的事情。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现代世界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已被贬损成生产流水线上的熟练工种。现代人发现，在哪种工作里都找不到他们特别崇拜的那种“自我”。既然在工作中找不到“自我”，工作就使人忧郁。既然工作使人忧郁，现代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工作之外的休闲。现代人的休闲生活是什么样呢？手机、电视、政治八卦、娱乐新闻……所有这些方便的娱乐，都已经过包装、设计、操纵，留给休闲者的，只是在几个按钮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和“个性”。这与其叫作“自由”，不如叫作“舒适的奴役”。越是敏于寻求“自我”的人，越会从这“舒适的奴役”中感到压抑。所以，即使休闲生活，也是忧郁的。可是，还能怎样呢？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的出发点，是现代工作、休闲中无处不在的压抑、忧郁。《工匠哲学》的出发点，则是现代人无处不在的注意力涣散。克劳福德同样把注意力涣散追溯到未经省思的现代“自我”。

现代人像崇拜“真空自我”一样崇拜“注意力”。在工作中，现代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具属性，他们把“注意力”当成提升自己工具價值的装备。工作之外，现代人仍然想要追寻那个“真空自我”，他们同样把注意力当成找到“自我”的装备。可是，注意力之为物，并不会仅仅因为“我需要”而出现。因为，注意力不是装备，不是工具，它不会产生于真空之中，也不会产生于奴役之中。没有哪个奴隶，专注于接受奴役，没有哪个人，专注于扮演工具。同样，一个真空里的“自我”也不需要专注。真空里没什么值得专注的。崇拜“自我”却在哪里都找不到“自我”的现代人，同样崇拜“注意力”，同样在哪里都找不到“注意力”。

谈论注意力时，克劳福德反复提到西蒙娜·薇依。在薇依看来，专注，相当于灵性修行：

如果人们真正全神贯注地去解决一个几何习题，如果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比刚开始时更多的进展，然而，在这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里，在另一个更神秘的领域中还是取得了进展。这种努力，人们感觉不到，也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来并无结果，但它却给灵魂带来了更多光辉。它的成果有一天会出现在祈祷中（《在期待之中》）。

在薇依那里，灵性修行，就是对神的期待，甚至与神相遇。专注，恰恰是那种相遇中才会产生的心灵状态。而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发生的专注，则是为那神圣的遇见所做的准备和操练。

克劳福德不打算在神学层面阐释薇依的话。他关注的，是世俗生活的现代忧郁。即便针对世俗生活，薇依的话仍然有意义。她启示读者，专注只能发生在某种相遇里。人与神相遇，或与某件美好而可欲之事相遇，于是他走出偏狭的自我，全神贯注于那件可欲之事，这就是专注的奥秘。为了形容这个奥秘，克劳福德用了一个有趣的词：“注意力情欲”。注意力，是一件跟爱欲相似的事情。它不会产生于“我需要”，只能涌现于“我遇见”的那个时刻。

正是在这里，马修·克劳福德和罗伯特·M·波西格会合了。《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里，“斐德洛”同整部哲学史抗争，一直抗争到苏格拉底，就是为了捍卫活生生的遇见。唯有在活生生的遇见里，人才能领会什么是活生生的“好”。克劳福德的两本书，同样是要捍卫活生生的遇见。他从现代工作伦理追溯到启蒙哲学，目的是告诉读者：那种源自启蒙哲学的对“真空自我”的崇拜，使现代心灵日益傲慢、偏狭;傲慢和偏狭，让他们忘了到底什么是活生生的遇见。丧失了活生生的遇见，生活就只剩下压抑的工作、忧郁的休闲、涣散的精神。

还是那句话：哲学只能诊断病症，不能医治病症。真正的疗救，只能在生活之中。马修·克劳福德和罗伯特·M·波西格都放弃了学院生活，玩儿起了摩托车。波西格是摩托车骑手兼业余修理工。克劳福德则开起了摩托车修理店。对他们而言，摩托车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对真实生活的象喻。

摩托车修理，是他们选择的真实生活。通过修理摩托车，他们遇见朋友，遇见顾客，遇见车，遇见匪夷所思的故障，遇见好手艺、坏手艺，遇见好心情、坏心情。所有这些遇见，都不以“真空自我”的好恶为转移。相反，为了理解这些遇见，他们必须走出那个“真空自我”。走出“真空自我”的意思是，向那些不以自我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和事情学习，在理解和共处当中寻求解决之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品尝到了专注之乐。而专注，可以帮他们走出忧郁。他们发现，走出“自我”的结果，是让原先的真空里生长出真实的东西。耶稣说：“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克劳福德和波西格说：忘掉“真空自我”的，才能得着真正丰盈的自己。

摩托车修理，也是两位作者选择的对真实生活的象喻。《工匠哲学》里，克劳福德除了继续讲述摩托车修理的乐趣，还花了大量篇幅描述管风琴修理工的匠人生活。他给读者的实际建议是：为了摆脱“真空自我”的纠缠，为了活生生的遇见，现代人最好选择一种土壤深厚的技艺，作为对自己的自我教育。

所谓土壤深厚的技艺是说：这项技艺最好有较为长久的传承，有相当的难度，有稳定的标准，有丰富的品味，有公认的大师，有竞争且互助的兄弟团契。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件事：技艺，不是为所欲为;学习技艺的首要之事，是走出“真空自我”。

所谓自我教育是说：学习一门技艺，不仅意味着选择一项谋生手段。除了有助生存，技艺还是人能对自己施行的最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可以帮人们清洗学校教育制造的心灵毒素。正是学校教育，把大量未经省思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灌注到人们的头脑，比如主体、客体二分，比如对“真空自我”的崇拜。也正是这些陈词滥调，让人们几乎无法理解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斐德洛”心心念念的那个“好”，比如克劳福德常常提起的权威与自由、传统与创新。

当一个人真正进入一门手艺，他就会丢掉那些陈词滥调，因为他立刻发现，还有那么多真正值得学习的事情。如果他是真诚的学习者，就得首先抛弃自以为是。他得先学会敬畏、顺服，敬畏大师，顺服标准。他不会再幼稚地相信真空中的自我、自由、个性、创新。他的目光日渐敏锐，肌肉日渐结实，关节日渐灵巧，见闻日渐广博。到那时他会发现，所谓创新，不过是跟活生生的传统、活生生的团契进行对话。只有在对话中，他才领会什么是“好”。他在技艺里领会的“好”，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活生生的。当他领会了“好”，渴欲“好”，被“好”激励着去工作，他就会明白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区分是何等荒谬。因为他不再只是用头脑思考“自我”，他是用双手遇见活生生的世界，因此遇见自己的义务、局限、使命。明了义务、局限、使命的自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自我。

摩托车修理象征着现代机械丛林里的工匠生活。对两位作者而言，工匠生活能把人引向更真实的生活。可是，他们当然知道：对大多数现代读者而言，更真实的生活反而意味着更不可能的生活。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压抑、忧郁的现代工作伦理，不愿相信别的可能。辞职，开一间摩托车修理店，几乎是一个现代生活的乌托邦。

这就是两位作者的相似之处。为了治疗现代生活的忧郁，他们发展出一套与现代意见抗争的形而上学，继而描述出一种挑衅着现代工作伦理的生活乌托邦。他们的形而上学，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生活乌托邦，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模仿。他们本来也不打算让人相信、模仿。但他们这种写作至少有足够的冲击力，敦促饱受忧郁之苦的现代人认真想想忧郁的来龙去脉。

三

这篇札记的题目是《歌德、黑塞、摩托车》，我花了太多笔墨讲述三本关于摩托车的书，留给歌德和黑塞的篇幅实在不多了。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承认这个标题是故弄玄虚，因为我并非蓄意利用歌德、黑塞的名号吸引读者，我只是想借助他俩，向刚刚提到的两位作者致敬。

我从两位作者的书里读到了相似的精神框架：为了治愈生活，一方面进行形而上学探险，另一方面进行乌托邦建构。正是这个框架，让我想起了歌德和黑塞。在他们最伟大的著作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精神框架。

黑塞是王国维的同龄人。他的写作，或许可以以50岁的《荒原狼》为界。《荒原狼》之前，黑塞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人如何獲得个性。为了获得个性，人会遭受苦难，会自我放逐，会忍受无穷无尽扑朔迷离的亢奋、忧郁、悔恨、顿悟。50岁之前，黑塞的魅力，就在于描写姿态万千的亢奋、忧郁、悔恨、顿悟。即便是外表肃穆的《悉达多》，写的依然是一个人苦心孤诣寻求个性的故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是个过渡。它既像《悉达多》的续写，又像其后两本小说的先声。到了《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黑塞的主题彻底翻转。他的兴趣，从获得个性转向弃绝个性。“弃绝个性”，这样的表述会让很多现代读者反感，但这的确是黑塞留给现代世界的最重要建议。

无论寻求个性还是弃绝个性，黑塞都是在为现代生活寻求救济之道。《荒原狼》里，黑塞把人和现代生活的冲突讲述得声色俱厉。现代生活的典型象喻，便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生活，看起来秩序井然，体面优雅。可是秩序、体面之下，潜藏着麻木、阴郁、疯狂。阴郁的个人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疯狂的群体想要砸烂这样的生活。可是想要逃离的人终将发现，无处可逃，因为他讨厌的生活，就是他唯一习惯的生活。想要砸烂的人终将发现，砸烂之后只能用废墟重建一座更加不堪忍受的牢笼。越是敏感的人越忧郁，因为他们既不能专心过他们不满意的生活，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忧郁变成绝望。《荒原狼》里的哈勒，就是这种敏感而又绝望之人的典型，或者也是50岁的黑塞的化身。在《荒原狼》之前，黑塞的每部小说里都有一个忧郁程度不同的哈勒。他想借助哈勒们的痛苦解释生活之痛，也想借助哈勒们的探索寻求救济之道。

《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黑塞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哈勒式的人物身上，或者说，他不再把孤独的个性探险视为生活的出路。他转而反思：现代世界对“个性”的狂热执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玻璃球游戏》动笔于1931年，出版于1943年。那正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时代。黑塞把故事设定在20世纪之后的若干世纪。在那时，人们已经从苦难的废墟中建立起新的文明，但也因为习惯了新的文明而对曾经的苦难丧失理解，觉得陈年旧事与当下无关。《玻璃球游戏》的主体是两条线。一是对造成20世纪人类灾难的旧文化的反省;二是对未来时代那个新文明的描写和忧心。

《玻璃球游戏》所谓的制造灾难的旧文化，在20世纪人们的笔下，恰恰被称为“新文化”。这种文化。黑塞给了一个奇特的称呼：“副刊文化”。黑塞所谓的“副刊文化”是这样的：在19世纪、20世纪，人们把经济斗争、阶级仇恨、政治倾轧、毁灭性的战争当成首要大事，精神生活只能用来填充报纸的副刊版面，这是现代世界对精神生活的贬抑。紧接着而来的，是精神生活的自我贬抑——那些占据副刊版面的知识分子，把精神生活贬低成市井八卦。他们没完没了地研究巴赫的私生子、肖邦的性取向、康德的食谱、尼采的药方。他们把这种玩意儿当成学问，当成创新，当成获取大学教席、成为学术明星的资本。这样的知识分子控制了大学、中学、小学，甚至政府机构。他们是精神生活的代言人，但他们没有任何精神生活。相反，他们把整个文明的精神生活糟蹋得一片狼藉。黑塞说，一旦精神生活成了副刊上的小丑文字，人们就再也没有力量抵挡暴政的压迫。首先是知识分子，多半自愿成为暴政的奴仆。其次，原先秩序井然、体面优雅的市民生活无法维系本来的形状。所有人都被卷进国家机器之中。比没有人反抗更恐怖的，是没有人意识到应该反抗。因此，在《玻璃球游戏》里，副刊文化时代是腐败时代、暴政时代、屠杀时代的同义词。副刊文字呈现给人的，是精神麻木和无关痛痒。可正是精神麻木和无关痛痒，引发了亘古未有的血腥疯狂。那么，这种既滑稽又凶险的副刊文化的是从何处而来的呢？黑塞说，正是源于启蒙时期人们为了获得“自由”而发起的种种斗争。问题不在于争取“自由”，问题在于从启蒙时期起，人们就对“自由”充满误解。人们以为“自由”就是一个聪明的“自我”无所依傍的独立判断。这种“自由”崇拜，最终导致的不是精神独立，而是精神空虚。紧接着精神空虚而来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奴役。

对副刊文化的批判，主要出现在《玻璃球游戏》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部分，黑塞努力描写一种新生活的可能。他构想出一种新的精神生活组织，名曰卡斯塔里。这个机构的运作方式，是对基督教会的模仿。它的运转，依靠严密的官僚体系。它的精神传承和更新，则依靠工匠作坊式的师徒传授。它的使命，是从副刊文化的废墟中重建精神生活。重建精神生活的方式，不是鼓吹创新，而是提倡理解、复活。卡斯塔里人从来不被鼓励成为创新者。经历过副刊时代的人都知道，所谓“创新”代表着何等虚妄、阴森的野心。他们更多的以服务者自居。他们努力理解每一种曾经鲜活的古代文化，试图用自己的技艺重现往昔的鲜活。每个卡斯塔里的成员，从接受教育的那一刻起，也不被鼓励追求个性。从初级学生到最高领导，卡斯塔里人的生活原则，是服从和服务，在服從中获得技艺，在服务中砥砺精神。

说实话，《玻璃球游戏》不好读，主要原因不是它的晦涩，而是它在趣味上的反现代。黑塞是要刻意写一个反现代趣味的故事。现代人心心念念的是自由、个性、创新。黑塞却一边推演虚妄的自由崇拜、个性崇拜、创新崇拜暗藏的危机，一边想象一种治疗此种虚妄崇拜的新生活。在黑塞看来，治不好此种虚妄崇拜，人类就永远逃脱不了副刊文化的魔影。

《玻璃球游戏》的主角克乃西特大师，是卡斯塔里的精英。他的生活故事，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他跟黑塞的旧式人物完全不同。他从不把寻求个性当成人生大事。他是对启示和感召特别敏感的人。他向很多前辈大师学习，从前辈大师那里听到呼召，也在呼召中领悟使命。故事的最后，克乃西特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使命：不仅要服务卡斯塔里，还要服务更大的世界。要想服务世界，须先走进世界。于是，他离开精神母体，勇敢走入俗世。他的离开，在卡斯塔里人看来实属离经叛道。从不追求个性的克乃西特大师，似乎成了卡斯塔里最有个性的人。克乃西特的故事，可能是黑塞讲过的所有传奇里最索然无味的一个，却也可能是所有传奇里最伟大的一个：一个人，因服务而领悟生活使命，因弃绝个性而获得个性。

《玻璃球游戏》太复杂，我只想指出那个似曾相识的精神框架：为了治愈生活，必须同时进行形而上学探险，以及乌托邦建构。对副刊文化的批判，是黑塞的形而上学探险。对卡斯塔里生活的描写，是黑塞的乌托邦建构。比起《玻璃球游戏》，那几本关于摩托车的书要简单得多，但我觉得它们属于同一个伟大传统。

四

黑塞是歌德的精神苗裔，也曾是激烈的歌德批评者。《荒原狼》里，黑塞专门写了一场梦，就为向歌德发泄不满。《荒原狼》时期的黑塞，最不满意歌德的地方，就是他的乐观、平和，甚至近乎肤浅的励志。当时的黑塞，正处于个性与世俗对抗的亢奋阶段。他不明白，歌德明明早已看见市民社会的底层阴郁，却仍然用光明、昂扬、快乐包装自己，应付世人。他似乎是希望歌德这样的天才替自己宣泄苦闷。而在《玻璃球游戏》里，黑塞一下子变得静穆、克己。他的注意力不再是宣泄苦闷，因为救治苦闷的办法，绝对不是宣泄苦闷。苦闷的人，不可能顺着苦闷的自我获得救治。要想医治苦闷，他必须得首先承认，自己需要更好的教育。《荒原狼》里的哈勒，是个有教养的学者。但在理解生活这件事上，他毫无教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教养。《玻璃球游戏》恰恰是写给哈勒这样的现代社会的忧郁心灵。这样的心灵，饱受生活之苦，却不知这苦的源头在哪里，出路何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玻璃球游戏》是一部伟大的教育小说。他虚构了一个未来的乌托邦世界，其实只是要告诉现代心灵一点古老的道理：克己、敬畏、服务，以及最重要的，走出自我中心。而为了帮助现代心灵理解这点儿老道理，他必须得跟整个未经省思的现代形而上学对抗。

写《玻璃球游戏》的黑塞，成了歌德的真正继承人。他编织的枯燥故事里，也流露着歌德的那种乐观、平和，甚至近乎肤浅的励志。他跟歌德一样，都意识到现实生活的阴郁。对歌德而言，这种阴郁潜藏着疯狂。对黑塞而言，这种市民阴郁已经实实在在爆发为物种疯狂。可是，他们竟然都想要守住那一点乐观、平和，甚至近乎肤浅的励志。这不是他们的肤浅，而是他们的英雄气概。

黑塞的《玻璃球游戏》极其乏味，歌德的《迈斯特》（《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极其有趣。但它们几乎可以当作一部书去读。黑塞的卡斯塔里显然来自歌德的“教育省”。黑塞的克乃西特身上，也有浓厚的迈斯特的影子。这些姑且不谈。我要说的是，歌德的《迈斯特》也呈现出从形而上学探险到乌托邦建构的双重治愈框架。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迈斯特是个渴望寻求个性的人。为了获得个性，他求助于爱情、戏剧，但直至最后，他发现自己收获甚微。小说的结尾，迈斯特发现，自己一直被一个神秘的团契关注着，也被这个团契引导着、教育着。《漫游时代》里的迈斯特，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受教育时代。他带着儿子到处漫游。为了教育孩子，他重新认识何为教育。在旅途上，不断有人向他解释敬畏、信仰、服从，不断有人向他解释技艺的教育意义，不断有人告诉他未经教化的“个性”“自由”何等虚妄。这场教育何时才能告一段落呢？那就是迈斯特经由服从、服务获知自己使命的时候。第一部《迈斯特》的关键词是个性，第二部《迈斯特》的关键词是使命。迈斯特终于领会：作为使命副产品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个性。

教育省、兄弟会，是歌德构想的教育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使命，是对自以为懂得生活的人重新施以生活教育。而为了让这种教育得以实施，歌德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让迈斯特重新思考何为信仰、何为敬畏、何为基督、何为自由、何为个性。为了教育迈斯特，歌德早就想到，必须迫使迈斯特做一番形而上学探险。

在一篇札记里同时谈论歌德和黑塞，这几乎不可能，更何况，还是把他们当成另外几本书的背景，但我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

促使我冒险的不是某一本书，而是几本书共属的那个伟大传统。这个伟大传统，属于那些严肃地生活、严肃地受苦的人。为了理解生活的苦和忧郁，他们不得不启程前往远离生活的地方。形而上学和乌托邦，这些远离生活的地方，可能有关于生活的重要消息。

关于生活与形而上学，我想把波西格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我认为如果能够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形而上学就是好的，否则就忘掉它吧。”这样的形而上学，跟大学课堂里的形而上学，完全不同。

关于生活与乌托邦，我想把歌德的一段话抄在这里：“一个少年在海边散步，发现一个桨桩，他对此发生了兴趣，非要弄到一个桨不可，因为没有桨，桨桩还有什么用呢。但有了桨，还是没有什么用;他一心想得到一条小船，小船他也弄到了。但是并不能从小船、船桨和桨桩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他就去做船桅和船帆，一点一点地去制作快速平稳航行所需要的一切。由于目标明确，勤苦努力，他学到了一身技能和熟巧，这一成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他终于被视为一条较大的航船的主人和船长。”（《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歌德笔下的少年，像极了波西格、克劳福德笔下的摩托车修理师。他们的旅行，跟我的旅行，完全不同。

我就是在一次为了逃避修不好的洗衣机的旅行中读到了《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继而想起了歌德和黑塞。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