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拉蒙·迪亚斯·埃特罗维奇 孙新堂 译

夜色深沉

加蒂卡一边在心中默念那首波丽露的前面几句词时，一边观察着台下的面孔，幽暗的视野中闪现了一抹香烟尽头的火星，又很快隐没在手掌之后了。他感觉脚下的舞台仿佛在移动，比观众席最后一排还要更遥远的地方，能看到万家灯火渐渐融入深沉的夜色中。没有人鼓掌，他也并不期待。他只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某个人听到，并为之感动，从孤独的思索中解脱那么几分钟。他迟疑了一下，试着随便走了两步，只觉得更加无所适从。他的嘴唇一如十年前在蓬塔阿雷纳斯初次登台时那般颤抖——那是在一家俱乐部，老板是莱米吉奥·阿兰西比亚，当时为了宣传他的演出，老板还专门找人画了一张大海报，上面用粗大的红色字体写着：“加蒂卡——抚慰灵魂、叹为观止的声音。”——这句标语是常来捧他场的熟客们建议的，他们相信他的未来前途无量，并不仅仅因为他跟唱《与你遥远相伴》的明星同名，而是他的声音同样如天鹅绒般柔软，如泣如诉，情侣们听到会不由自主地对视彼此的双眸，仿佛自己已变成了波丽露中那场转瞬即逝的悲剧的主角。

加蒂卡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正是他让自己从小就迷上了那些甜美的词句，也让他只得以靠追忆审视人生，而波丽露中的往昔总是灰暗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嗓音沧桑的广播员，儿时的他总被父亲带去广播电台。电台会播放《波希米亚时光》，父亲让他听过各种彩色封面的唱片，里面有莱奥·马里尼、胡里奥·哈拉米洛和卢乔·加蒂卡的声音——这个加蒂卡不是他，而是那位大明星，父亲曾在华道夫剧场里听过他与罗贝托·英格莱斯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圣地亚哥巡演。去广播电台的日子里，当他还在兴致勃勃地研究播放仪器上的各种按钮和光点时，父亲会把唱片放进留声机里，命令他安静，认真听音乐中的留白。那丝绒一般的旋律流淌着，每个词都落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宛如一滴滴珍贵的甘露，半点都浪费不得。那些个午后对于此刻面对着观众冷眼的他来说，仿佛是别人的人生——观众们似乎因他和众多之前上场的歌手感到烦扰，因为他们在这个自己本该早已回到家中、远离绝望都市喧嚣的钟点，不得不被表演牵引着思绪——那些午后是幻想的开端，随后是电台的表演、社区弥撒、中央广场的漫步、几十个朋友挥动着手帕和葡萄酒瓶告别、登上去机场的巴士、飞往圣地亚哥、与莱米吉奥·阿兰西比亚介绍的一个朋友签约、舞厅驻唱、圣地亚哥附近的两场音乐节、唱片成功大卖、登上杂志封面……父亲还买来他的杂志，想要了解些音乐世界中的秘密。

默念要唱的这首波丽露的前几句词时，一束怪异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不知是在端详他旧衬衫上的褶皱，还是裤子上发亮的油渍。他看了看周围，发现第一排座位上有一个神情严肃的女郎。她无疑看到了他穿过走廊，看出了他脚步中的紧张。心中的迟疑让他不敢开口唱那首勾起冬夜回忆的波丽露，那是在黄金钥匙酒馆，他就是在那里认识多丽丝的。她是一名脱衣舞娘，上台之前她吻了吻他的脸颊，对他说：“把你最拿手的波丽露唱给我听吧。”——那一刻之前，他心中所念只有故乡;只有伊利斯咖啡馆中期待他功成名就的朋友们，他们每周都写信给他，告知他村中琐事;只有大眼睛棕头发的宝琳娜，他曾向她发誓，成名后一定会归来。她曾经把加蒂卡的名字写在了自己的书包上，也曾在周日来村里看电影的美国汽车上见过他的照片，车里总是坐满了喧闹而油嘴滑舌的小伙子们。他们本想举办一场难忘的婚礼，邀请全村的人参加，包括那些说他坏话的邻居——说他为了几个钱在妓院里唱歌，又把赚来的全挥霍在了丝绸衬衫和领带上。

后来的两三年他一直在追逐梦想——录了一张唱片，在电台唱了歌，被邀请上了三四次电视节目，人们介绍他是“来自南方的悦音”。有过仰慕者给他写信，说她们梦见过他;他不得不刻意躲避那些在剧场出口等他的姑娘们的骚扰，以及用十几个形容词在大段报道中赞美他声音的娱乐记者。但人生是充满转折、谎话连篇的，加蒂卡用了很久才明白这些。当夜夜笙歌和永远喝不完的酒让他的脸庞日益黯淡、轮流等他帮忙付账单的朋友们全都消失不见时，他一步步走上街头，走进马波乔河畔肮脏污秽的舞厅。不再是新人之后，他意识到，想要在行业中继续生存下去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好嗓子，否则出过的唯一一张唱片也会被沦为唱片行里的打折货，或是被小贩们装在袋子里向酒吧里喝醉的客人兜售。后來多丽丝抛弃了他，去和一个散发着马粪气味的死胖子同居了;一个此刻他连名字都记不起的人把他从舞台上推了下来，因为一周里他已经连着三次喝醉后上台表演，还忘记了每一首波丽露的歌词。一天夜里，他把自己房间墙上挂着的海报都扯了下来，从窗口逃走了。他害怕面对房东太太，自己已经欠了人家六个月的房租，答应的很多事也都做不到了。

女子的目光让他愈加不安。加蒂卡觉得她年轻的面孔与此刻如此严肃的神情太违和了，那样的表情只会出现在很久以前的报纸上。或许她看他，仅仅是想给自己不理解的现象找一个解释，又或许是注意到了他脸上可怕的刀疤。那是在蒙特港一家最不起眼的酒吧被一个凶徒划伤的，当时他从圣地亚哥的公寓跳窗而逃后踏上的孤身一人的流浪已接近尾声。他跳上行进中的火车，在无名的站台下来，为了躲避检票员。旅途中满是起起伏伏。有些夜晚，各地舞厅的老板们对他报以掌声和欢迎，因为曾经在海报上见过他的名字;另一些，则要靠唱歌换两杯葡萄酒和一席床垫，等待宿醉过去，下一辆火车到来。他试着将女子的脸与过去的某个姓名联系在一起，却只记起了让那场流浪戛然而止的利刃。后来他搭上了一艘船，船员们把他送回了故乡。他不敢去父亲仍在工作的电台——那里依旧播放着奥古斯丁·劳拉、阿尔瓦罗·卡里略和罗伯托·坎托拉尔——宁可去找朋友们聊天，一起挑选广播频道。

往昔与当下的畏惧令加蒂卡悲从中来，他回想着自己过去的人生篇章，仿佛正面对一个所有的牌都已翻开的牌局。他深知，即使在回忆中，他也无法避免为自己刚走完的最后一段路感到羞愧。他已有一整天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上午他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铜板，买了一杯葡萄酒。当天是周五，人们都看上去更愉悦一些，这原本更容易让他免于蒙羞。但是，他知道自己除了开口唱歌外别无选择。他的双腿发颤，一度想过逃离这自己置身其中的可怜舞台，但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他早已在听天由命中学会了在抗争中接受，生命不过是梦境中的幻影。他试图忘记那女孩的目光，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座位上搭着的一件旧外套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或许仅仅是无助，他想到了邻居的寡妇罗莎。离开故乡之前的几星期，她坚持让自己亲吻她的双乳之间，说是这么做能带来好运气。这个秘密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最好的几个朋友也没有。曾经有很多次，在孤独的夜晚和冰冷的房间中，他意识到，自己亲密接触时快乐的时刻其实屈指可数，而那正是其中之一。

他知道，对往昔的追忆其实于事无补。因此，当检票员停止售票后，他清了清已然被一次次长夜狂欢损耗殆尽的嗓子，吟唱出了脑海中的一句句歌词。波丽露在回廊中流淌，抚摸着来来往往的旅人，他们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想找出足够的硬币，来聆听这或许是加蒂卡最后一次的演出，这来自南部的悦音。此时此刻，他的悲哀渐渐转化为波丽露中的忧伤与遗忘，宛如一辆大巴般加足马力，一头冲进了迷宫般深沉的夜色中。

最快乐的一分钟

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跟大个子比纽埃拉斯一起打篮球了。即便如此，每当我经过他开在广场一角的书报摊时，都会停下来跟他聊聊当天的新闻，回忆一下多年前的一场场比赛，特别是那永生难忘、无比快乐的一分钟。那个夜晚的蓬塔阿雷纳斯大雪纷飞，但球迷们还是准时到达了赛场，来见证地区锦标赛的冠军决战。我们的对话总是在无限神往、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和欢笑声中结束，直到下一次的重逢。“又来了……”——孩子们听我们讲起俱乐部每个月的集训、讨论每次社交场合应该分摊的份子钱、被年轻的球员侧目而视时，总会这么说。他们不太相信这帮白发秃顶的胖老头们真的曾经赢得了俱乐部展示柜里最尊贵的冠军奖杯。当时的我们在进步队打球，不过说比纽埃拉斯也是球队的一员其实有些夸张了，因为他即使有着接近两米的身高和长长的手臂，跟条大章鱼似的，这个傻大个在绝大部分比赛中都坐在替补席的板凳上咬手指甲。每当队友们射出一记精准的投篮或是观众席上爆发出喝彩声时，他都会报以微笑。在那个连战连胜的赛季之前，我们一直是联赛里最差的球队，除了热诚之外几乎一无是处，训练的地方就在社区学校的球场，大部分成员都挺着啤酒肚，偶尔来一两个幻想在来年改变俱乐部历史的年轻人。不过，那一分钟发生的那年，我們的运气实在是势不可挡，一些努力加上教练的严加管教，结果令我们喜出望外。连邻居们的漠不关心都一点点转变了，之前的他们已经受够了去运动场看自己的球队输球，还得忍耐对方球迷的欢呼声。

比纽埃拉斯进球队其实纯属偶然，也是教练看走了眼。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大个子在场外看我们打球，教练请他进来，以为自己发现了一棵好苗子，能培养起来防止对手每次都赢我们赢得易如反掌。当时我们确实需要一个高个子队员，因为除了蒂多以外，其他人都个矮腿短，总是把球抓在手里，跑到篮筐底下才敢投。不过，教练的希望彻底落空了，比纽埃拉斯又慢又笨，怪异的长手臂永远抓不住球，禁区对他来说是手臂和胳膊肘纵横交错的恐怖地带，他似乎很擅长把球扔到队友们都接不到的地方去。他投篮的时候也一直运气不佳，总是撞上篮板，留给对手反攻的机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都很喜欢比纽埃拉斯，因为他对谁都很和善，每次我们赢球，他也会在更衣室里给每个人一个拥抱，仿佛我们是探险归来的英雄，或是在庆祝新年。他心地善良表里如一，也没有一点嫉妒心，仿佛他异于常人的身高让他得以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生命，那里没有恶语中伤和飞短流长。比纽埃拉斯有过几次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但都很快又回到板凳上了。他只会偶尔在场上待五六分钟，为了让主力队员们稍事休息，或是我们大比分领先对手不怕丢几分的时候。不过，即使在球场上没什么作用，他永远是最准时来训练的。练完球以后，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去喝啤酒，他则留在场内一次一次地练投篮，却总是投不进去。有人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近视，比纽埃拉斯为了确认还专门去看了眼科医生。大夫给他写的诊断书上有一串难以理解的医学名词，但最后几个字绝对易懂：视力堪比山猫。“他打球确实不行，但够认真啊。”——每当有人不给大个子好脸色时，教练都会这样说。这就足够了，1962年的赛季之前，根本没有人对我们球队寄予太大的希望，只要少输几个球，赢上三四场，能维持在地区甲级联赛里就不错了。

比纽埃拉斯在第一场比赛里打了三分钟，但我们还是把意大利队赢了。一个记者竟然把“爆冷”这个词用加粗字体打在了报纸上，推测说是因为意大利佬们前一天晚上在单身派对上喝多了，一直跟声名狼藉的女人跳舞，才输了比赛。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那几天的《南方日报》能分给本地篮球联赛的篇幅只有区区几行，没完全消失就不错了，因为头条都在报道正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足球世界杯，街上的孩子们也都学着埃斯库蒂、桑切斯和罗哈斯的样子断球和运球。第二场赢了百年队，也没激起多大水花，那个队的水平本来就不如我们，只有一两个球迷因为我们领先了十五分而兴奋。就是那天晚上，比纽埃拉斯说，我们会得冠军，队里得分最多的博尔戈尼奥把他痛骂了一顿，还说既然你在球场上做不了什么贡献帮我们赢球，至少把嘴巴闭紧，连赢的这两场跟圣胡安的夏天比根本不值一提。比纽埃拉斯没有被博尔戈尼奥的言辞吓到，他只是默默把球鞋收进自己的绒布袋，离开更衣室前一如往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走到博尔戈尼奥面前给了他一拳，结果是，后者的槽牙痛了一个星期。

第二天教练把我们都狠狠数落了一顿。“都给我听清楚了！”——他每次把我们聚在球场一角用一个小黑板像国际象棋一样解释战术时都会这么说。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场他没让比纽埃拉斯上，整场比赛下来好像也没有人怀念他，但赢了大学队之后我们都意识到了他的缺席，因为没有人在更衣室里拥抱和欢迎我们。教练也同样意识到了，下一场直接把比纽埃拉斯放进了首发阵容，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下半场兴高采烈赞扬我们黄色军团无往不利的广播声中狂追十二个球。从那天起，人们看我们的目光不一样了，开始充满尊重，媒体发表了对教练的第一次采访，他聊了球队，也向教练工会提出，他们已经有六年没涨工资了。第一轮比赛结束后，我们的总成绩比索科尔队还高两分，几十个邻居都为我们喝彩，说酒厂工人也能出奇迹。当然也有嫉恨的人，他们议论道，我们队的好运气就要用完了，第二轮肯定会一败涂地，还一直重复着那个虎头蛇尾的故事。某一个周末，连我们都要对这个说法信以为真了。那一场我们输得很惨，为了推卸责任，我们让比纽埃拉斯打完了他平生第一次的整场比赛，他总是停在禁区内、站在三分线上，走神的样子跟个观众一样，就那么看着对手们在他身旁晃来晃去，根本不敢伸手抢球，像只已经忘记怎么飞行的垂垂老矣的鹰那样，徒劳地扇动着手臂。不过，比赛后大家都没说他什么。几个年轻的队员去美国酒吧喝啤酒，其他人直接回了家跟自己的老婆发脾气，因为涂在身上缓解肌肉疼痛的薄荷膏实在是太灼热了。那天晚上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比纽埃拉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也一直在赢球，甚至被邀请去阿根廷里奥加耶戈斯参加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一支学生组成的球队。他们的防守和传球都出神入化，十分钟之后我们就意识到，来错地方了。不过除了比分以外，阿根廷人对我们还是挺好的，给了我们一个奖杯，不过后来被教练忘在大巴上了。他们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烤羊肉，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惨败。我们的城市里根本没人知道比赛真正的结果，只有一个记者有兴趣在新闻里提这件事，我们给他讲了一个美化过的版本，那里面的我们是凯旋归来的英雄。连比纽埃拉斯都趁机过了一把瘾，吹牛说自己得了十分，事实是他整场比赛都没上场，一直在场边走来走去，把手里的智利小国旗送给周围的阿根廷女孩，天知道他是从哪儿搞来的。总之，里奥加耶戈斯的这场比赛让飘然自得的我们重新回到了地面，教练把主力队员们全都叫到了他家——马丁内斯、博尔戈尼奥、罗圈腿阿尔瓦雷斯、白人索托和胡戈·维拉——对我们苦口婆心言传身教，确认大家能足够严肃认真地面对赛季的最后一场。队里其他人教练都懒得理会，但比纽埃拉斯还是找了个借口到他家里来了，号称是来给教练的小女儿马尔蒂塔送几本电影杂志的。不过，听了这个理由，教练好像更恼火了，或许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的女儿，又或许，是他曾经在最恐怖的噩梦中教过自己像比纽埃拉斯一样笨的傻大个孙子打篮球。

就這样，那个永生难忘的夜晚到来了，也就是在那天，比纽埃拉斯正式被大家接纳为1962年创造光辉历史的球队的一员。比赛开始前的两小时，我们在洛卡杂货铺会合，聊着些无关紧要的事，直到教练做出出发的手势，大家一齐向球场走去。之前的两个晚上都在下雪，路上很滑，我们不得不走得很慢，低着头小心翼翼，仿佛一帮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事实上，当天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都没有开玩笑的心思，我们的球队虽然进入了决赛，却不占优势。赛季开始时的十名队员，四个人当天都不在——洛佩兹和萨尔加多负伤了，卡尔德纳斯在出差，瓦伦西亚直接放弃了篮球去一家酒吧做了经理，心宽体胖了不少。所以，除了主力队员以外，我们只有比纽埃拉斯一个替补队员，而对于比赛的结果来说，这和没有基本差不多。

宛如罗马斗兽场一般雄伟的篮球场座无虚席。从入场的一刻起，我们就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场内大多数人是来支持索科尔队的克罗地亚人的，剩下的少数聚集在球场一侧的观众席，他们自始至终坚定地相信我们进步队。我们被分在了二号更衣室，这仿佛预示着坏运气。寒风从破裂的玻璃窗中呼啸而来，我几乎可以肯定，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得用冰冷刺骨的水洗澡。但这天晚上的我们依然期待成为英雄，往腿上抹凡士林和薄荷膏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入场后不到五分钟，就跟对手拉开了十分的距离，比纽埃拉斯开心地在替补席上为我们鼓掌，他的脚下慢慢积起一堆花生壳。中场休息之前，教练叫了一分钟的暂停，让我们先按兵不动，根据他的经验，对手正蓄势待发，准备在下半场反击。马丁内斯让教练别担心，说自己当天晚上打得很顺手，每次投篮都正中对方靶心。博尔戈尼奥那天从角落里投出的球也是个个神准，连几个角度刁钻的远投都进了，索科尔队的那帮家伙们都惊呆了，他们之前根本没把这个罗圈腿矮个子放在眼里。中场休息，我们走回更衣室，一路上伴随着大部分看台上的沉默和一小片骚动——是我们的球迷们开始在讨论赢球之后去哪家保龄球馆庆祝了。

不过，那个晚上注定不能一帆风顺，我们从下半场一开局就知道了——博尔戈尼奥摔了一跤，看样子没法打下去了。我们看到教练的脸上愁云密布，板凳上的比纽埃拉斯也是如此，估计正在脱掉外套和逃之夭夭之间生死抉择。最后他选择了上场，教练大声喊出了两条指令：比纽埃拉斯待在中场，把双手举起来干扰对手的投篮;我们几个打死也不能传球给他。听上去似乎不难，但比赛继续之后，对手们很快就发现了比纽埃拉斯留下的防守空缺，从那里一次又一次突围成功，等到比赛还有三十秒就要结束时，他们已经领先一分了。就在每个人都认为一年的好运气已然用尽的时候，我们永生难忘的那个瞬间发生了。马丁内斯从球场右侧向前进攻，闪过了一个对方球员，把球投了出去。他用的力气太大，在篮板上反弹了回来，不偏不倚地落入了比纽埃拉斯手中。比纽埃拉斯站在中场圆环里，双手抓着球的样子比站在深渊之上准备自杀还要痛苦。他一个接着一个地看了看我们，仿佛在祈求其中某个人能拯救他于这水深火热之中。整个球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能听到教练在朝他气急败坏地大叫，随即发生的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比纽埃拉斯向前跨了三大步，对我们的教练怒目而视，随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篮球扔了出去。球在空中画了一道无止无休的弧线，在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的同一瞬间钻进了球篮。之后的种种成了我们永远聊不完的荣光，因为我们在那次之后再也没得过联赛冠军——比纽埃拉斯的绕场游行、更衣室里的各种采访、第二天的报纸头条以及他下一个赛季开始后的失落——即便大家都以为他该被转成主力队员了，教练又让他坐回了替补席的冷板凳。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