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本朝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文学社团和文学论争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作为文学形态与活动方式的文学社团，它既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历史特色”和“文学力量”，在文坛上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和声势”，也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制衡的历史特点。文学社团拥有文学观念主张、文学活动和创作追求，有组织的聚散离合。鲁迅与新文学社团中的南社、《新青年》社团、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奔流社、朝花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等有着直接的联系，也与学衡派、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等有过文学论战和人事纠葛。

一

“五四”新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之所以能在短时间产生作用和影响，与文学社团的构想和运作有关。新文学社团，有的组织严密，有的自由松散。自由松散者如新月社，“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组织严密者如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拥有明确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形态。

鲁迅非常看重新文学社团的作用，特别是在新文学布不成阵势、文学青年没有创作阵地时。鲁迅与文学社团的直接关系，主要体现在社团刊物和人事关系上。鲁迅对《新青年》就有从迟疑到积极支持的转变。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改组，鲁迅参与编务工作。1919年《新青年》第6卷又改为轮流主编制，鲁迅不再参与编辑事务，但仍作为主要撰稿人，一直在该刊物上发表作品，包括小说、新诗、杂感、论文、译文和通信等近50篇。1924年，鲁迅参与创办语丝社，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大部分文章都刊于《语丝》。这些作品显示了鲁迅杂文创作的自觉和艺术风格的成熟。语丝社组织松散，鲁迅也不承认自己是《语丝》主将，但也认同“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他在《语丝》上可以讲“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话。虽然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关系，也说不上有什么派别，但鲁迅自始至终“站在《语丝》的最前线，以战斗者的姿态，严肃地、不屈不饶地和黑暗作殊死的斗争”。

相对于文学社团复杂的人事纠缠，鲁迅更偏爱文学刊物，更愿意回到因刊物而生的社团本分和本色。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结社主要是创办刊物，因刊物而与社团发生联系。1924年4月鲁迅在北京创办的《莽原》周刊，1925年出至第32期后停刊；1926年再复刊，鲁迅仍为编辑。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由韦素园接编。到了厦门，1926年12月前后，他又指导学生创办《波艇》月刊，该刊1927年出第2期后停刊。尽管鲁迅有抱怨，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但想到“学生方面”的“好”，“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仍然为他们“看稿”，即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一个刊物的质量需要用作品来说话，不能只拉大旗、喊口号，而应扎扎实实做事。正因为如此，明知“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的鲁迅，仍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928年，《未名》半月刊在北京创刊。该刊于1930年出至第2卷第9—12期合刊号终刊，鲁迅甚感“可惜”。1928年，鲁迅在上海与郁达夫合作主编《奔流》月刊。该刊于1929年第2卷第5期终刊，共出版15期。后来，鲁迅还主编或参与编辑了系列刊物，如与柔石合编的《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左联时期，鲁迅参与的刊物更多，如《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巴尔底山》《拓荒者》《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头》《文学》《太白》《译文》和《海燕》等。唐弢说：“鲁迅先生一生编过许多刊物，十分重视编辑工作。刊物是他针砭时事、批评社会的阵地，也是他联系群众，‘造出大群新的战士’的场所。”这虽点出了鲁迅支持社团和刊物的真正意图，但被当作“联系群众”，显然是话中有话。在鲁迅看来，青年作者是否加入文学团体，倒不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反而是文学刊物，更有助于新文学阵营的壮大和新文学青年的成长，由此也可理解鲁迅热衷于主编或参与编辑文学刊物的动机，因为青年作者需要扶持，需要有文学阵地。

鲁迅一直留心并寻找同道者。对新文学，他寄希望于青年，因此格外关注文学青年的创作和成长，“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他理想的生力军是“思想革命”的战士，理想的刊物也是高举“思想革命”的大旗，“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一旦见到这样的刊物或者作者，他是喜不自胜：“昨天收到两份《豫报》，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见了那《副刊》。因为它那蓬勃的朝气，实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之上。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将要复活，这是如何可喜的事呢？”所以，他创办《莽原》，他的《故事新编》也以总题目“旧事重提”刊发在《莽原》。他更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将《莽原》作为“发言之地”，“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并说他“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当有人臆断以鲁迅的地位可能不便于参加文学团体的战斗，鲁迅却严肃地指出，“我和青年们合作过许多回，虽然都没有好结果，但事实上却曾参加过。不过那都是文学团体，我比较的知道一点”。“没有好结果”只是鲁迅过于自谦的说法，他所参加的文学社团，尽管没有完全遂其所愿，也没有善始善终，但无论是“起哄”发声，还是布不成阵势，都有显而易见的成效。

二

鲁迅与不少文学社团有过交往。如与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浅草—沉钟社、春光社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或将作品刊于这些社团的刊物，或关注这些社团的活动和创作，并对部分社团给予热情的评价。如对浅草—沉钟社，他就有很高的评价，也充分肯定莽原社、未名社的实地劳作、不尚叫嚣，但也卷入了两个社团的人事纠缠。出于对青年作者的支持，鲁迅积极参与1928年以后出现的奔流社和朝花社的活动。1930年，左联成立。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从左联的筹备到成立都有参与其中。

鲁迅对文学社团还曾有过一个精彩比喻。1935年，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的变化。”文学团体和文学个体存在规范和超越、统摄和个性的关系，同一文学社团中的作家，其作品并不完全是单一同质的，作家本人也不完全受社团束缚，拥有自己的创作个性或创作变化。如“五四”时期的许地山就有不同于冰心和王统照等的创作特点，20世纪30年代的萧红在左翼作家中也是一个异数。对此，沈从文很有感触，他认为：“好作品不一定能从团体产生”，“把一群年青作家放在一个团体里，受一二人领导指挥，他的好处我们得承认，可是他的坏处或许会更多”。尽管沈从文属于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但这并非他有意为之，而是由左翼文学、海派文学和朱光潜批评理论等合力创造的结果。

鲁迅也一样，他参与了不少新文学社团活动，但他并不十分积极，他不喜欢社团的人事纠葛和利益之争。李长之认为，鲁迅“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鲁迅自己也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在新文学尚处于寂寞和零散状态之下，文学结社，同声相求，其作用不可低估。但鲁迅不为社团所束缚，拒绝团体的压迫和利用，而选择自己的文学方式，追求精神的从容自然。可以说，鲁迅在文学社团中存在，但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社团。中国新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文学社团都无法涵盖或拥有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如郭沫若属于创造社，茅盾归于文学研究会，胡风与七月派相伴而生。鲁迅与《新青年》有关，但《新青年》内部也是驳杂的，他与胡适并不处在同一个频道。鲁迅遵命《新青年》，为其呐喊助威，直到“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但是，每当鲁迅描述自己面临孤独寂寞时，他常不自觉地提及文学刊物的停办和文学团体的解散，乃至到了晚年，他还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可见，在他心里始终存有一个文学群体之梦。

鲁迅与语丝社接近，但语丝社成员的总体格局过于狭小，他们更多在文体上同处一个战壕。鲁迅对左联寄予厚望，但很快他就发现，左联已不是他想要的左联：过于趋“左”而弱于个人之“联”。鲁迅与新文学社团是一种存在而不属于的关系，处于在与不在之间。他喜欢“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这样的文学社团尊重了个人自主性，拥有团体的多样性，并且，它没有文学之外的“野心”，不限制作家个性。

鲁迅不愿意陷入小团体的宗派之争，但又与一些文学社团发生过激烈论争，如与学衡派、创造社、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些论战往大的方面说推动了新文学的重组和自觉。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与新月派的交锋，与后期左联的分歧，既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之“真理”和“道理”的明晰化，也反过来促进了鲁迅思想的深化和反思，与此同时，这些论争也彰显了鲁迅的精神个性和生存状态。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和杂文《热风》《坟》为《新青年》代言，将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从理论主张转变成了文学实践，真正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青年》社团的文学实绩。

鲁迅与文学团体的分歧，有情感纠葛，有观念差异，也有思想与权力冲突。在新文学发轫时期，鲁迅与《新青年》社团、语丝社、未名社、莽原社的介入和离散，多出于作家个性和创作自由的不同选择。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出现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及与新月派梁实秋关于人性论与阶级论论战，焕发了新文学的生机与活力，呈现了新文学的多样与丰富，也推动了新文学的转变和升级。创造社推动了鲁迅思想的转变，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超出了单纯的文学社团范畴，所经受的却是新文学的分化和重组。这已不是文学社团关系，而是社会现实问题，是社会与书斋、现实与观念不同生存方式及其价值的分途。不同社团的论战虽为新文学之常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耗了新文学的原动力，成为为论争而论战的负能量。鲁迅曾说过，有文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但这并让人“悲观”，因为有论战，文坛“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作为公共空间的文坛，论争和论战、谩骂和诬陷虽不足为怪，但毕竟是一种内耗，特别是面临不同团体、不同力量，事关利益和权力。原本想借助“论战”而使事理分明，却难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结果自然是鲁迅也不愿意看到的。

三

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社团聚散频繁，鲁迅时而参与，时而游弋在外。在鲁迅与文学社团关系的背后，则牵涉到鲁迅的思想观念、精神人格和文学创作的身份问题。在中国文学进入社团时代后，鲁迅的文学活动也就不可能绕开社团。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有团体意识，他先是加入同乡会，继而结识《浙江潮》编辑，创办《新生》杂志。在经历《新生》的失败后，鲁迅参与了《新青年》活动，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和新文坛的筑造者。后来，鲁迅也认识到：“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文学需要土壤，天才需要环境。所以，鲁迅非常重视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因文学期刊才形成文学社团，由文学社团才能显示新文学运动的力量。文学报刊担负着组织、引导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重任。报纸杂志和社团组织一旦创办和成立，就如同搭建了一个舞台，唱戏的就不完全由得自己。

但是，鲁迅并没有受到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束缚，而是进退自如，全由自己。他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满就争、不合则退，不断创办新杂志、取代旧刊物，成立新社团、置换旧团体，以不断变换、流动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文学意图。鲁迅不愿意受制于任何一个文学刊物或社团，当一个文学刊物面临人事纷争，一个文学社团出现利益分割，他即抽身而出，别立新宗，另建组织，采取以时间换空间、不同时期出版不同刊物、不同时期建立或参与不同文学组织的方法，获得文学生活的自如和精神生活的自由。鲁迅与左联的聚散离合就是一个典型个案。20世纪30年代，鲁迅加入左联。这是社会时代的召唤，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鲁迅的个人追求。但鲁迅很快就感受到左联内部出现了不同名目的划分，如革命与反革命；左联本身也从文学社团逐渐向政治团体转变，一些青年作者或遭受无辜迫害，或被杀害，左联的文学性和多样性空间被压缩或被排斥。对此，鲁迅不免有了诸多困惑，有了批评和抱怨之声。1932年底，鲁迅虽自称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表明他有着强烈而明确的身份认同，却感受到来自“战友”的“口是心非”，令他“防不慎防”。“为了防后方”，他“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他感到被同战壕的战友“从背后”打了“一鞭”，“恶意”地拿他“做玩具”。鲁迅将刊物和社团作为传布思想、表达声音的阵地，他常称之为“战阵”，但“战阵”并不完全是对外的，也时有利益和权力之争。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不少问题，如把敌人看得过低，对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内在性理解能力不足；反之，它却将自己看得过高，对历史主体之阶级和政党过于美化，因而显得自我批判性不够。更进一步，他们对左翼内部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也缺少清醒认识，对民族国家的区域性和现代社会的世界性也缺乏未来眼光；并且，这些问题或因社会现实危机而被排挤靠后，或受到左翼理论影响而被掩藏忽略。

无论怎样，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仍是中国新文学融入现代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鲁迅入其内，但又出其外。他从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中获取了充分的文学空间，但他始终保持着个人的独立身份和自由意志。他有组织无团体，有战场无居所，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