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晶

河南理工大学

摘要：在国民党严酷的文化围剿下，左联选择丁玲作为其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是它调整斗争策略、扩大左翼文艺影响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在丁玲自由开放的编辑理念下，北斗呈现群星熠熠之势，丁玲为《北斗》实践着左联对于革命和大众的种种想象，左联在得到可贵的收获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关键词：丁玲；《北斗》；左联；编辑理念

《北斗》1931年9月创办于上海，由丁玲主编，1932年7月被当局查禁停刊，《北斗》出现于国民党文化高压下，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急时刻，它犹如漆黑夜空的指南针，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前进。

刊物的生产流通过程中，背后的政治力量、编辑、作家、读者在不同层面间相互制约，规定了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面貌与影响。其中编辑无疑起到决定作用，通过对作家手稿的解码与编码，汇编成供读者阅读的刊物。而隐在《北斗》背后左联，时刻影响着编辑的思想，作为一个想表现的“灰”一点的期刊，丁玲一面以人格魅力、主题编排等方式，构成对作家创作的直接诱导和干预，一面又以名家荟萃、主题吸引、装帧设计、广告宣传等方式，壮大自己的读者群，以继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大众的期待视野。编辑不仅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中介，还是决定了刊物“成长”与“成活”。在左联受到国民党当局剿杀的重创之后，机关刊物主编的人选必是他们思深忧远的

问题。

左联很早就意识到报刊的重要性，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使左翼文学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与国民党当局、自由派作家争夺话语权威和思想导向的同时，报刊的“短命”直接导致其影响力的锐减，现实迫使左联在文化宣传方面寻求新的发展策略。1931年2月，张闻天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早年参加文学研究会的经历使他较为熟悉文艺界的情况，面对左翼文艺运动严峻的斗争形势，他提出要克服“关门主义”、“作品主义”，更多地团结党外作家，是保证刊物健康成长的生存法则，随后才能产生希冀的社会效应。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是我们的同盟者，对于他们要“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1]。在左联期刊凋零之际，选择“看起来带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还不算太红”[2]，有过办刊经验的女作家丁玲来筹备一个文艺刊物，是领导人调整左联斗争策略、扩大左翼文艺影响的重要举措。选择丁玲当主编并非因为她“不算太红”，而是左联领导人早已观察到她正在迅速的“红”起来。丁玲早期的《阿毛姑娘》《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已经凸显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埋下了日后转变的因子。她在《红黑》的《卷首题辞》中写道，“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要创作，必须深入地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訓练创作的力”。[3]这些昂扬的宣言已然昭示了她未来的转向。早年的经历加上潜在政治素质、革命的时代氛围和现实的社会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丁玲的政治态度和人生信仰，相应的带来了创作观念的变迁。可以说，既是左联选择了丁玲作为普罗文学的宣扬者，也是丁玲选择了左联充当革命文学的“螺丝钉”。

编辑《北斗》初期，丁玲向沈从文写出了恳切的救援信，希望沈从文能协助她办刊。当时两人在政治上和文学倾向上已有了明显的分歧，丁玲为了掩饰刊物“左”的性质，不得不在信中有所隐瞒，“这杂志全由我一人负责”，“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丁玲的“诱导”术非常成功，在沈从文积极的邀请下，《北斗》的创刊号办得热闹非凡，刊登了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的作家的作品，以及陈衡哲、林徽因、冰心、白薇、丁玲等一批博人眼球的女作家的新作，还有左联成员鲁迅、茅盾、瞿秋白、阳翰笙、冯乃超的理论文章，这样名家荟萃的刊物“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官办文艺是个很大的震动。”[4]《北斗》一扫左联以往刊物锋芒毕露的、急切的斗争方式，将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和谐的穿插编排，有策略、又步骤的隐含了自身的政治诉求，又吸引了一群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

自创办之初，《北斗》就十分重视争取鲁迅的支持，“几乎每期都有鲁迅先生的作品，而且平均还不止一篇”，“在一个刊物上接连发表这么多作品，而且只有半年时间，这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在《北斗》刊登的稿件中，以鲁迅署名的文章只有两篇，这不得不提到他的政治智慧了，更换笔名的策略既有效的保护了自身安全，又掩护了《北斗》的倾向，最重要的是留给了其他作家、尤其是新人创作的生长空间。但即便频繁更换笔名，鞭辟入里的文风一看便知是鲁迅的文章，《北斗》借助他的权威增强了刊物的吸引力。与鲁迅商议后，丁玲在《北斗》的创刊号卷首上没有登发刊词，取而代之的刊登了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及鲁迅先生写的介绍词。版画上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闭着眼睛，交出自己的孩子。旁边的介绍文字仅就画论画，不在展开多谈。丁玲聪慧的通过版画无声的力量和强烈的视觉冲击人们的心灵，创造性地表达出左联的心声。丁玲本人也在创刊号上以T.L.为笔名发表了一首长诗《给我爱的》，她写道：“太阳把你的颜色染红，太阳把我的颜色染红，但是太阳也把他们的颜色染红，我们现在是大家都一样了。”“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这种信仰是她潜意识下悸动的内心倾向，是她融入革命前的誓言，也是左联领导人洞若观火得看到了丁玲“红”的因子，选择她当主编的缘故。

能在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的指导下，集聚一批名家，刊发出不同的声音，离不开丁玲开放的编辑理念。她认为，“一个刊物就是要给作者自由。……有自由就有了个性！我作为编辑是这个态度，作为作家也是这个态度。”针对民族问题，左联虽然提倡“反帝题材”的创作主题，但它倾向从阶级论角度出发，以中日矛盾为载体将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沈起予的《抗日声中的文学》（1卷4期）、钱杏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2卷1期）、丹仁（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2卷2期）代表了左联阶级论的主调。这时，也出现了一些与阶级论律令相抵触的言论。寒生（阳翰笙）的《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上海四团体抗日联合大公演观后感》（1卷4期），将焦点对准中日民族矛盾，肯定反帝运动本身的价值。茅盾在《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2卷2期）中提倡作家“艺术地表现出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勇猛。必须指出只有民众的加紧反抗斗争，……可以打破帝国主义者共管中国的迷梦”。这些不同的思考说明了左联内部对民族问题的认知有了新的路向，《北斗》上各种声音的交织，显示出编辑的宽广的社会视野和较为成熟的文学理念。尽管后来左联领导人对这些相左的意见加以批评，但《北斗》依然敢于一字不改的刊发这些“真声音”。在“文艺的大众化”讨论中，杜衡和陶晶孙认为，刻意迎合工农大众而使文学大众化势必影响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工农的识字问题决定了文学大众化在当下是无法实现的，“不折不扣的现实最好要等将来的社会”。沈起予认为为满足一个地方的人理解而是用方言创作，受众面反而窄了。这些分歧和差异丰富了人们对文学价值和功能的认识。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能展现多元化的声音和见解是左联的进步，也是丁玲作为文学编辑的持守。群英荟萃、众生同唱的面貌也为《北斗》带来了“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所称许，公认为1931年我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的盛誉。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具有将个体“询唤”成主体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扮演着被召唤者和召唤者的角色，他/她成为主体的任务就是召唤下一个同伴成为主体”。左联的政治诉求赋予了《北斗》更多的时代使命，为了使自身在复杂多变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它需要在工农大众中间找寻作家、培养作家，以创作实绩昭示其领导地位。左联的工作核心之一就是培养普罗大众作家，《北斗》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鲜明的功利色彩，在2卷3、4期集中刊载了三位工农作者的作品，甚至一口气刊发了其中一位作者的五篇小说。这些作品“还说不上好的新作，而很幼稚”，是丁玲在“左聯”指示下实现大众化战略任务的反映。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为急切地诉求舍弃一部分属性，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无法规避的现实。

要而论之，丁玲开阔自由的编辑理念使得《北斗》闪耀出熠熠星光，多样与矛盾、名家与新秀汇集在北斗的舞台，多元化的质素给予了《北斗》更多的路向。但左翼并非是纯文学团体，在它的干预下，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指定了《北斗》的行进方向。

“开始‘人办杂志的时候，各种计划、建议都很美妙，等到真正办起来了，就变成了‘杂志办人”，同样主编过大型刊物的茅盾对编辑的经历发出了这样的感触。“人办杂志”是编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下将文化内涵输送给读者的过程。而“杂志办人”就是编辑在上层组织的政策调整下，及时更新自己的办刊思路和文学观念，继而影响稿件的取舍乃至编辑方针的转向。《北斗》“很受青年的欢迎，在那时颇有影响，可惜第三期以后，丁玲忙别的去了，刊物又‘红了起来，哪些‘中间老作家的文章也绝迹了，终于又遭到了查封的命运”。《北斗》的“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联的决议文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对作家创作的管理和规训，它从“创作的题材，方法，形式三方面提示了最根本的原则。”详细列出了理想作品的范式，却造成了对左翼作家的束缚与误导，在严苛的主题规定下，艺术审美难免存在某些缺憾。丁玲也一度深受影响，她认为文学“并不一定象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之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她转型后小说艺术水准的跌落、题材的狭窄与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不无关系。可以看出，左联“左倾”的组织结构并不适合文艺运动的持续开展，用政治理念干预期刊的自然生长，不只发生在《北斗》身上，《太阳》的“左倾幼稚病”，《拓荒者》转向“李立三路线”，都是执固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认知的出入造成了刊物突然的夭折。

“北斗时期”对丁玲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她从一名囿于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女作家从容的走向了工农大众的生活，从20年代末热衷做同人杂志的编辑到担当左联文艺期刊的领导者，在编刊、写作等具体的生命体验中，丁玲为《北斗》实践着左联对于革命和大众的种种想象，得到了可贵的收获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是历史前进过程中个人历经的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丁玲和《北斗》为左翼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M].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07-314.

[2]丁玲.丁玲文集[M].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70.

[3]丁玲，胡也频.卷首题词.红黑[M].1929，3：10.

[4]庄钟庆，孙立川整理.丁玲通知答问录[M].新文学史料，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