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刚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领导文艺的方式体现出基于严酷环境的特异性，这从左联成立这件事上可见一斑。本文对一些参与建立左联的当事人充满歧义的回忆详加考辨，发现党的领导人确曾就太阳、创造两社停止与鲁迅的论争做出过指示。但党并未就建立左联做过决定和发出指令，建立左联主要是两社成员的自发行为。这表明，党在领导左联成立上，主要是通过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指示和党的精神影响来推动，其他具体工作主要依靠一些党员的自发行为来促成。

关键词：党；领导方式：左联；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80-06

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筹划和建立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党中央的决定，正是因为有党周密的领导才有左联的成立。这一说法主要源于当时的一些当事人在解放后（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回忆。夏衍、冯乃超、冯雪峰、阿英、阳翰笙、郑伯奇等人直接参与了左联从筹备到成立的具体工作，他们的回忆对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他们的回忆可以看到，左联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准备、筹划到筹建的过程。但他们的回忆对左联成立中的许多环节并不是像后人的讲述那样明确，而是歧义丛生。对那段历史，他们自己都充满疑问。比如直到1980年，自称从左联“筹备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解散‘左联为止，一直没有和‘左联中断关系的盟员”夏衍还在呼吁：“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联合起来建立‘左联这一提案的。”不能确定的不仅只有那位做出指示的领导人，从夏衍、冯乃超、阿英等回忆者充满出入的回忆中，我们也不能完全确认那位领导人是在什么时候做出指示的，另外这一指示是党中央的集体决议还是党的个别领导人发出的口头指令呢？要求停止论争、联合鲁迅和要求建立左联这两件事是党的领导人一次性做出的指示，还是分两次在不同时段做出的呢？或者说，党的领导人是否在这两件事上都做出过指示呢？要弄清楚党在成立左联中的作用，这些问题必须厘清。

要建立起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所影响的左翼作家联合在一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首先必须解决此前在两社和鲁迅之间所发生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一问题，必须消除三方之间存在的思想、情感的隔阂和矛盾。在结束论争、联合鲁迅方面这件事上，是否有党的领导人干预呢？如果有，这个领导人是谁，他又是在什么时候做出指示的呢？

关于党的领导人指示停止论争、联合鲁迅有不同说法。夏衍说：“据我所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当时党的负责人李立三有过指示。要上海的几个革命文艺团体，停止笔战，共同对敌。中央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就找了有关的几个人去谈话，创造社、太阳社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表示同意。”这里夏衍指出李立三是指示的做出者，李富春是执行者。不过夏衍在两年多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又基本推翻了这一说法，他说：“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联合起来建立‘左联这一提案的。有人说是李立三同志提出的，也有人说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我曾经听阳翰笙同志说，他是从李富春同志那里得到这个指示的。”夏衍这里的疑问表明他对是哪位党的领导人最先提出联合鲁迅的意见并不太确定，他在前面回忆中说是李立三的指示，也是听他人所说而已。冯乃超在多个回忆中也提到是李立三向大家做出过不要攻击鲁迅的指示，不过他说：“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央宣传部长）转达过党的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在冯乃超的回忆里，李立三虽然做出了这一指示，但他仍然是“党的意见”的传达者。那么谁是这“党的意见”的发出者呢？冯乃超说：“我们估计是周总理的意见。”他在另一篇回忆中也说：“周恩来同志到郭老家传达党的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盾指向鲁迅，我们估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邓颖超也找过我一次。”在更早些的一个回忆录中，冯乃超也有类似的说法：“郭老好像还说过党内有指示：应该批评新月派，不要矛头指向鲁迅。我们估计是周总理的意见。”冯乃超以上三段回忆都提到是周恩来做出联合鲁迅的指示的，不过他也不能完全肯定，所以三次他都说这只是“我们估计”。必须指出的，冯乃超说周恩来的指示是通过郭沫若传达到他们那里的，这不太可能。郭沫若在1928年2月23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叙：“船票都已经买定了，决定明天走了，心里异常的不安。到日本去……”第二天，他以南昌大学教授吴诚的假名，秘密离沪去日本。如果冯乃超回忆属实，那就意味着周恩来的指示传达出来就应该是在郭沫若离沪之前，即1928年2月底之前。但1928年2月，与鲁迅的论争才刚现端倪。因为在此之前，创造社已发表的批评鲁迅的主要文章只有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1927年1月16日）和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1928年1月15日），而太阳社的成员还没有加入论战，太阳社第一篇向鲁迅发难的文章是钱杏邨的《死去的阿。时代》要等到郭沫若已离开中国几天之后的3月1日才在《太阳月刊》发表出来。鲁迅针对创造社的批判而发出的反批判文章《“醉眼”中的朦胧》还要等到十多天以后的3月12日才在当天出版的《语丝》上发表出来。创造社1928年1月单方面发出向鲁迅发难的文章还不能说论战已爆发。如果把鲁迅的反击文章的发表看作是论战发生的标志，那么可以说论战的真正发生是在1928年3月。这就是说，创、太两社与鲁迅的论战发生在郭沫若离沪之后，所以冯乃超关于郭沫若向他们传达周恩来不要攻击鲁迅的意见的记忆明显有误。

前面引用的夏衍回忆还提到他听阳翰笙说是从李富春那里得到指示的。来看看阳翰笙是怎样谈这件事的。他说，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领导文化支部工作的李富春在1929年秋，大约是9月的某一天找到他，向他了解与鲁迅论争的情况，指出创造社、太阳社花那么大精力批判鲁迅是错误的，要“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在这里，阳翰笙的确说到是李富春在1929年9月左右做出停止论争、联合鲁迅的指示。阳的以上回忆出现于1980年。不过在1977年的一篇访谈中他说李富春当时对他所做的上述讲话是“中央的意见”，他还推测，“李富春同志说到‘中央意见，据我分析和推测那可能是指周总理”。这说明在阳翰笙的记忆里周恩来仍是停止论争、联合鲁迅这一意见的发出者，而向他们直接做出指示的李富春，只是“中央意见”的执行者。阳翰笙关于李富春只是中央意见执行者的回忆，可以得到其他人回忆的证实。冯乃超就曾说，在他们听到来自党的领导不赞同论争的意见后，“1929年李富春同志找文艺界的党员谈话，批评了我们的对待鲁迅的态度的错误，也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的互相对立的错误”。阿英也提到，在他们听说过周恩来要团结鲁迅的意见并和鲁迅联络后，“一九二九年秋天，李富春同志（阿英说李当时是江苏省委领导，文化支部已改归江苏省委管）曾找原创造社、太阳社等社团党员十来人谈话，好像在公菲咖啡馆”。冯乃超、阿英的回忆一致指出，李富春的确就停止论争、联合鲁迅向他们做过具体的指示，但那是在党的领导人（阿英说是周恩来）对此已有了意见之后做出的。

不仅如此，阿英还回忆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我们常听中央来的同志说（来人是为了调和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关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要同鲁迅团结，搞好团结，像小孩成长，不摔跤是不可能的，一下子希望成熟是不可能的。阿英说，他当时知道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党中央负责军委工作，有时在街上见到。”在这里。阿英关于是周恩来指示要同鲁迅搞团结的陈述就不是推测，而显得更为肯定。

可见，是哪位党的领导人最初提议停止论争、联合鲁迅方面虽有李立三、李富春这样的说法，但最后还是绕回到周恩来那里。而且作为亲历者的冯乃超、阿英、阳翰笙都一致认为周恩来是提议终止论争的党的领导人，而倾向于把李立三、李富春当成是执行者。

在这里不得不提楚图南提供的一则材料。据夏衍说，楚图南提供过一份材料说，周恩来开完“六大”后，“从任国桢（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当时和楚图南一起在黑龙江省委工作）那里看到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争论的不满。周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夏衍在此明确地指出楚图南提供的材料表明是周恩来在从任国桢那里了解到两社对鲁迅的围攻后到上海就要求党去干预。这同样在说明提出反对批评鲁迅、联合鲁迅的党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不过楚图南在另一篇访问录中对此事又有不同的陈述。他回忆是1928年秋，周恩来和其他六大代表开完六大后经过哈尔滨，他向代表们汇报了他所知道的“上海文化界和文艺界的情形”，转述了他看到的鲁迅给任国桢的信的内容（据楚图南说，这封信是1928年春天写的，讲到了鲁迅被围攻和想让任为他介绍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的书籍的情况），“据说总理的意见是，如果真像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不过，“至于后来总理到上海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楚图南讲述了周恩来在1928年秋在哈尔滨是有过反对围攻鲁迅、而要团结他的意见，但他也说明至于周恩来到上海后是否把自己的意见形成党内的普遍意见或成为党组织的一种决定，是否把这一意见传达给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就不是他能肯定的了。所以从楚图南提供的情况是无法得出两社所接受的停止论争、联合鲁迅的指示是直接来自于周恩来的。

尽管楚图南的材料无法完全表明创造社、太阳社所接收到的停止论战、联合鲁迅的指示是源自于周恩来，但这一材料的确能给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一环，让我们看到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确了解到了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纷争，并在1928年秋已对论争有过指导性的意见。刘小清在《左联成立内幕》一文中说，周恩来在1928年10月初鲁迅给任国桢的信里了解到鲁迅与创、太两社的论争后，“他决定回上海后尽快解决此事。然而作为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负责人的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于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富春便受周恩来的委托，成为中共直接接触上海文化界同时制止这场论争的重要领导人”。刘小清这样叙述这段历史，当然是在一些史料基础上所做出的合理推测，但历史是否如此，还不能完全妄加判定。

虽然在是哪个党的领导人最早提出停止论争、联合鲁迅的决策还不能做出绝对肯定的结论，但亲历者的回忆还是表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确干预过这场论争，李立三、李富春还分头做过指示，最早提出这一意见的党内领导人最可能是周恩来。

既然党的领导人有停止论争、联合鲁迅的意见，那么这一意见是什么时候传达到创造社、太阳社那里去的呢？冯雪峰说：“在28年年底或29年上半年上海党的领导人曾经对创造社等指出过他们攻击路线是错误的这件事，我（大概30年初）好像听说过的。”冯雪峰在这里提出的时间比较不具体。冯乃超说：“一九二八年八月结束争论。一九二九年初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了。为什么停止攻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转达过党的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从冯乃超这段话的上下语境推测，党的意见传达到他们那里应该是创造社被查封后。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国民党封闭是在1929年2月7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在这之后接到指令的。阿英有回忆提到他们接到指示的时间：“一九二九年四月左右，党说服各文艺社团解散，与鲁迅合作，联合起来。太阳社、创造社都同意党的决定。后来潘汉年等代表中央去找鲁迅谈，鲁迅同意合作成立组织。这个期间我参加过大约二、三次与鲁迅谈话，都在北四川路公菲咖啡馆，多半是下午，有潘汉年、阳翰笙、冯乃超、夏衍、我等。冯雪峰有时也参加这种会谈。”阿英这里提到的1929年4月与冯乃超记忆中的时间比较接近。不过阿英这里所说的，在1929年4月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频繁联络肯定不对。因为就阳翰笙、冯乃超、夏衍、冯雪峰等人的回忆，这种与鲁迅的联络是在1929年9月之后。

根据冯乃超和阿英的回忆，可以暂把党的意见传递到两社那里的时间定为1929年上半年。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当时党内虽有这样的意见，但党组织似乎无暇给出具体的措施，也未具体去抓这一工作，两社成员同样只是口头听说过，也并没有行动起来。党组织真正发动解决两社和鲁迅的矛盾、联合鲁迅的工作是在1929年秋天。阳翰笙说：“一九二九年秋天，大概是九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在这次谈话中李富春向他做出停止与鲁迅的争论、团结鲁迅的指示。之后他与已接到同样通知的潘汉年商量，并与潘一起召集创、太两社的共产党员开了一次党员会，会上传达了李富春的明确指示，并做出了停止攻击鲁迅、联络鲁迅的决定。会后两社成员开始正式与鲁迅联络感情、消除隔阂。

夏衍也说：“据我所知，在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当时党的负责人李立三有过指示，要上海的几个革命文艺团体，停止笔战，共同对敌。中央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就找了有关的几个人去谈话，创造社、太阳社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表示同意。”事后他们开始了与鲁迅的正式联系。

根据以上亲历者一致的回忆表明，联合鲁迅的工作是党的领导人李富春正式启动的，时间是在1929年秋天（大约是这一年的9月之后）。

现在我们老是把停止论争、联合鲁迅与成立左联放到一起来讲，把两件事情当成一件事，容易产生这样的误会，认为党在这两件事情上都有过指示。其实如果认真考辨，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亲历者的回忆里，是把停止论争、联络鲁迅与建立左联分开来讲的。在大多数亲历者的讲述里，党的领导人只在停止论争、联合鲁迅上发过指令，而建立左联，只是两社党员自己的“自作主张”。

前面引用阳翰笙的回忆说过，1929年秋，他接到李富春的指示后曾和潘汉年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党员开会，传达李富春停止论争、同鲁迅联合的意见。他还接着回忆：“在一九二九年秋天这次会议以后，文化支部的同志都有一种要求，就是大家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不仅创造社、太阳社，鲁迅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还有搞美术的、戏剧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意见。文化支部就领导了这个工作，先在党内讨论，开过好几次会，进行了很长久的酝酿，决定成立‘左联。”阳翰笙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出，停止与鲁迅的论战，与鲁迅联合的指示是李富春做出的，但成立左联，则是文化支部在综合了他们和其他左翼文艺界人士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这也就是说提议和决定建立左联不是源于中央指示，而是文化支部的党员自己在商讨之后形成的决策。在他们商议决定后，就开始积极行动，正式开始了建立左联的筹备工作。冯乃超的回忆恰好能印证阳翰笙的上述说法。冯乃超说，1929年在他们受到李富春的批评后，开了个座谈会，“这样，我们又产生团结鲁迅，与他在一起作战的强烈愿望。开始是由文化党团负责人潘汉年去联系鲁迅，后来由我去联系……”冯乃超的这段话说明联系和团结鲁迅都是他们这些中共党员自发的愿望和决定。在同一篇回忆里，冯乃超还说，“夏衍似乎说过，成立左联，是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酝酿的”。从一开始就介入左联的郑伯奇还说：“关于成立左联，当时在沪的党的领导同志有什么指示，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不是党的领导同志有一次做过什么具体指示，而是通过冯乃超与鲁迅见面商量后才决定成立左联的。”这些回忆一致表明，成立左联，并非来自党的指示，而是两社成员自己酝酿和议定的。

也有参与筹备工作的人说成立左联是党的意见。冯雪峰就说：“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间，我在鲁迅帮助下正在筹办《萌芽月刊》，记得是潘汉年（他当时是中宣部干事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宣部长是李立三）来找我，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要我去同鲁迅商谈，并说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里冯雪峰说潘汉年向他表明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意愿。冯雪峰的记忆是否有误呢？如果考虑到潘找冯雪峰是在文化支部已做出成立左联的决定之后，那么冯雪峰以上所说就有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不是说冯雪峰有意修改事实，而是说有可能存在这样三种情况：要么是潘汉年把文化支部的决定当作党中央的意见传达给冯；要么是冯雪峰错把潘从文化支部带来的意见当成是党中央的意见；再或者是冯的记忆有误，误把潘所传达的意见记忆为中央的意见。

另外，吴黎平也认为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布置。吴在1929年10月参加文委的工作，11月曾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他说：“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书机关来找我，把党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一是文化王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他还指出要文艺界停止争论、团结和组织起来的意见，并不是李立三个人的考虑，而是作为党中央的意见布置的。吴黎平的回忆又一次强调了要求终止与鲁迅的论战和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是通过李立三传达到他那里的。不过，吴黎平的上述说法也不是没有可疑之处的。比如他在回忆中这样表达：“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李立三同志的个人的考虑，而应该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这样的表述透露出他所说的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意志，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是全凭他自己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再者，吴黎平说李立三安排他参与左联的筹备。阿英却否认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曾直接插手过左联筹备工作，并说，“到上海后，单独见李立三的机会不多，知道他在中央，有时见也较匆忙，记不得他特别为商谈筹备左联的事找过我”。还有，即使李立三安排吴黎平去筹备左联是确有其事，也很难说这样的安排是李立三执行党中央关于成立左联的意见的结果，更不能就此推断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因为李立三找吴黎平去从事筹备左联的工作是11月间，这时文化支部早已形成了建立左联的意见，并已为此开过会（据夏衍回忆，第一次较正式的筹备会是在1929年10月中旬，参见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还同鲁迅联络过。冯乃超曾承认“但立三同意我们创立‘左联则是事实”，这说明文化支部商议建立左联是曾报告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并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的。李立三知晓文化支部在开展筹备左联的工作，再派吴黎平去参与这一工作，是很自然的。但据李立三的这一安排不能判定成立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

不能回避阿英对这件事的不同记忆，他说，还是在1929年5、6月，“潘汉年就同他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要充分一些，并说打算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周围的一些作家为基本队伍，再扩大一点。潘汉年还同创造社、太阳社中其他几位成员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开会不方便，有事常是个别碰头。我曾听太阳社的洪灵菲（洪是我们社的，我们社后并入了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朱镜我（朱有时也参加太阳社支部的会议）说起，潘汉年同他们也进行过上述内容的谈话”。至于为什么筹备左联要到当年10月左右才正式进行呢？阿英解释是因为这期间他和一些左翼作家和青年在国民党的一次大搜捕中被捕，一些书店和进步书刊也被损毁。他接着说：“我是九月底回家的，记得很清楚，不久，潘汉年来找我和洪灵菲。他说，这次搜捕使左联的准备工作又受到影响。现在气氛缓和了一些，工作马上要抓紧进行。潘汉年还说到，中央意思这次一定要争取到鲁迅的支持，并说要冯雪峰去征询鲁迅意见。”阿英的这段陈述说明，党中央在1929年5、6月间就有成立左联的计划，并已通过潘汉年传达给两社几位成员，在阿英出狱后是潘汉年督促他们抓紧建立左联的准备工作。

阿英的上述回忆是否确切呢？这里不妨参考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来印证一下。在上面的回忆里，阿英提到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向他和创造社、太阳社传达中央要求同鲁迅联合成立组织的计划，并在10月左右再次传达中央这一意思的事情。如果阿英讲的这些属实，那么中央的这一计划也应该会传达到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亦为中共党员的阳翰笙、冯乃超那里，但是阳、冯二人的回忆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他们对阿英所说的情况并不知情。即使1929年5、6月间，阳、冯二人没有听说此事，那么在几个月后的9、10月间，当筹备左联被提上议事日程后，在他们就成立左联进行开会讨论时，党中央在5、6月间所做出的成立左联的指示应该会被提及，也应该会被知会给各位参会者，但阳、冯二人和夏衍、冯雪峰等都对此未有丝毫记忆。不仅如此，阳、冯二人和夏衍还认为成立左联是文化支部成员白行酝酿和讨论的结果。这说明阿英的上述记忆可能有误。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即使当时潘汉年曾就在文艺界成立一个组织和阿英有过谈话，也不见得是中央的意见。因为1929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措施，并决定，要在中宣部下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其职责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潘汉年根据会议精神与阿英、洪灵菲、朱镜我个别商量建立一个文艺组织，而阿英把这误记为“中央”的意见这是有可能的。至于阿英说他在9月底出狱后不久潘汉年来找他说“中央的意思”要求他们“争取到鲁迅的支持”，这里的“中央意见”明显就是李富春的意见。前文引述过，阳翰笙他们曾说李富春9、10月间曾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停止论争、团结鲁迅，李的意见并没有要建立左联这一条。阿英在这里把“抓紧左联准备工作”也当成是“中央意见”，明显是把两件事记到一起了，是记忆发生混淆的结果。

所以，综合多个当事人的回忆，初步可以推断，建立左联主要是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们在1929年9、10月间经过集体讨论所形成的共识，而非来自党中央的指示。两社的党员在着手筹备建立左联的过程中，曾报请当时党的领导人（如李立三）知晓，并曾得到了领导人的同意，整个筹备工作又主要是以共产党员为基础来推动的。

当然，本文至此所得出的有党的领导人出面指示要停止论争、联合鲁迅，成立左联并非出自党的指示，而是文化支部党员的集体意志这一结论，是在仅有当事人多年之后的回忆的现有条件下推导而出的。历史的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在仅有当事人多年之后不可靠的回忆，而且回忆又有很多出入的情况下，处处存疑比妄下判断可能是更尊重历史的态度。这里说参与筹备左联的当事人多年之后的回忆不可靠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回忆有意歪曲历史，而是说经过岁月的洗涤，半个世纪后的记忆出现差错或遗漏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在1949年到1980年代这一特殊的政治情势和语境下，在差不多所有的左联盟员都先后遭受清算和整肃的命运下，出于顾虑而有意识地突出或回避某些内容是比较自然的，这也会带来记忆的失真。另外，左联的筹备处在一个非常的政治环境这一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在那时候，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只能是在地下进行筹备左联的活动，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质，使很多人只能是单线联系或小范围聚会，在非公开的情况下，信息的传递出现变异是难免的，而且每个人的信息来源都不太一样，也缺乏交流，对事件的了解和参与可能都只是局部的。这也是造成多个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会有所不同的重要原因。

还必须指出，虽然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的确有党的领导人干预了两社与鲁迅的论争，做出过停止论争、联合鲁迅的指示，但还没有原始的材料表明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个人意见通过党组织的集体讨论，在形成决议后以党组织的形式公开发布书面命令，责成创造社、太阳社的共产党员终止与鲁迅的论争。也就是说，某个中共领导人采取口头批评和下达口头指令的形式干预论争，可能主要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所以在党推动左联成立这件事上，主要表现为某领导人个人就文艺问题发出指令，而且这种领导方式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所做出的“见机行事”式的指导，有一定的随机性，并不一定是党组织的集体意志。另外，如果历史真像前文所论证的，党的领导人仅干预过两社与鲁迅的论争，筹建左联只是两社党员自作主张的行为，那也说明党在当时对文艺的领导并不是那么严密的，在党的具体领导之外，左翼作家（即使是党员作家）也有很大的自由活动和自我决策的空间。这就像冯乃超所说的：“……但在当时，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许多党员的言论和行动也常常凭自己做主；党既没有具体地抓文化方面的工作，那就使得这一环的活动更自由一些……”上述情况表明，党或党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对左联的成立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左联成立的具体事宜上，一些党员自发的活动也对左联的建立有重要贡献：党在左联成立这件事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左翼作家精神的影响，而不一定是通过党组织的行政指令或行动上的周密布置和安排。党在左联成立上的领导方式有与1949年后党组织集体管理文艺的方式的相异之处，而这种不同也体现在30年代党领导左翼文艺的整个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左翼文学时需要时刻注意的。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