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刚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领导文艺的方式体现出基于严酷环境的特异性，这从左联成立这件事上可见一斑。本文对一些参与建立左联的当事人充满歧义的回忆详加考辨，发现党的领导人确曾就太阳、创造两社停止与鲁迅的论争做出过指示。但党并未就建立左联做过决定和发出指令，建立左联主要是两社成员的自发行为。这表明，党在领导左联成立上，主要是通过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指示和党的精神影响来推动，其他具体工作主要依靠一些党员的自发行为来促成。

关键词：党；领导方式：左联；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3-0080-06

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筹划和建立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党中央的决定，正是因为有党周密的领导才有左联的成立。这一说法主要源于当时的一些当事人在解放后（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回忆。夏衍、冯乃超、冯雪峰、阿英、阳翰笙、郑伯奇等人直接参与了左联从筹备到成立的具体工作，他们的回忆对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他们的回忆可以看到，左联的成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准备、筹划到筹建的过程。但他们的回忆对左联成立中的许多环节并不是像后人的讲述那样明确，而是歧义丛生。对那段历史，他们自己都充满疑问。比如直到1980年，自称从左联“筹备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解散‘左联为止，一直没有和‘左联中断关系的盟员”夏衍还在呼吁：“我觉得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究竟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的‘内战，联合起来建立‘左联这一提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