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男

(三江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2)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微观单位，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信息技术日渐成为城市治理、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核心变量的当下，积极思考 “技术如何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 “双重缘起”

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城市社区技术赋能” 缘起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推动。

(一)现实缘起:“技术治理” 的浪潮

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正处于积极推进信息化改革的过程中。 诸如数字社区、智慧社区等新型治理理念正蔚然兴起。 可以说，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提增社区治理绩效，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巨大现实。 2016年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发展新动力，需要将信息化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 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由此可见，随着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基层社区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的趋势与潮流。 网络通信技术的介入也为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提供着新的推动力。

(二)理论缘起:“赋能” 理念的兴起

在理论层面，“赋能” 近年来似乎正在成为社会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现象级热词。 所谓 “赋能理论” 同时也称为 “赋权理论” 或 “激发权能理论” ，最早由美国学者Solomon 在《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一书中提出，其包含了两个方向的内涵界定:一是受早期西方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普遍关注的 “授权赋能” 理论的影响，主要关注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赋能领域；二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更多聚焦以数字信息等新技术为依托的技术赋能领域。 研究者认为，赋权(赋能)是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共同参与的活动，目的在于降低弱势群体的无权感。

具体而言，一方面，赋能理论的关注点有三个:其一，赋能的对象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其二，赋能的方式大多依托于沟通交流、对话协同等手段；其三，赋能的目标在于激活赋能对象的效能感，进而帮助无权者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行动权。

另一方面，从微观至宏观的角度来看，赋能的过程主要包含个人赋能、组织赋能与社区赋能三个维度:其一，所谓个体层面的技术赋能，其核心内涵在于个体行动者在依托现代技术的情境中，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行动主体性的激发以及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从而获得个体实践素养的全面提升——在内在性、交互性以及外在性三个方面实现技术素养的全面提升。 具体而言，内在性的技能即指行动者依托技术或媒介拓宽信息交流的路径；交互性的技能是指行动者能够依托信息技术，较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实践自由以及个体意义的生产；而外在性的技能指向行动者能够利用技术知识占有足够多的权力资源，满足自身的个体需求，进而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其二，从组织层面理解技术赋能，其内涵在于通过组织建构的路径，系统地利用现代科技协助行动者掌握理想的组织资源进而提升其在组织环境内的行动能力。 在当前基层治理的格局中，高效活跃的组织资源主要有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居民组织等。 其核心手段在于依托新兴的物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推展一系列的智慧治理模式。 其三，在社区层面理解技术赋能，其关键内涵在于现代技术对制度、政策乃至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造、形塑与完善。 即关注现代科技对社会治理结构所产生的精简效应、建制效应以及联通效应。

至此，在系统梳理技术赋能各理论主张与分析要素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完成以下几点写作任务，一是从个体、组织与社区三个层面阐述我国城市社区技术治理实践的三重困境，二是同时从该框架出发，给出现代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三维建构路径。

二、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三层困境

(一)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个体困境

现实中，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首要困境产生于个体层面。 此间，以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与个体的思维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对于部分社区管理者乃至普通居民而言，先进的现代技术并未成为其提增社区治理绩效的正向动力，反而成了他们管理工作与日常生活中的“负担” 。 正是相对保守求稳、厌恶变化、忧虑风险的行事风格与思维观念，阻碍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者推进技术赋能的进程。 在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技术引介过程中，部分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与积极意义。 偏于保守的实践者在社区治理的技术应用问题上往往显得迟钝，缺乏敏锐度与积极性，甚至带有抗拒情绪。 更关键的是，既往基于朴素经验直觉而展开的实践模式，也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因果性分析思维是个体考量社区事务发展进程的主导性思维，这与信息技术、大数据治理模式所蕴藏的相关性分析思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此外，就社区治理行动者的个人技术素养而言，其距离真正娴熟高效的技术应用还有不小的差距。 现实中，基层社区治理者的高科技知识能力以及信息化素养存在短板。 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全面铺展，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区管理者乃至普通居民对信息技术的认知、理解与应用能力。

(二)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组织困境

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第二重困境存在于社区治理的组织层面。 一方面，就社区组织主体而言，目前城市社区治理组织很难为技术生长营造适宜的环境。 城市社区内部的组织往往呈现低水平的运营，组织内行动主体并没有明确自洽的实践规则，社区技术赋能在组织层面缺少必要的基础。 在技术赋能的过程中，社区中本应发挥承接作用的组织主体，并没有良好地实现技术与社区的联结。 另一方面，就社区多元治理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其治理实践的参与度是相对薄弱的。 就现状而言，城市社区治理参与格局最常见的问题是行政强制性协调的过度化以及社区多元参与主体的缺失。在基层城市社区中，作为法定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承担着大量基于条块组织自上而下派发的行政事务，而社区自治组织、中介组织、市场组织、高校科研组织等则并没有深入参与治理过程。 在这一局面之下，社区治理处于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社区公共空间中缺乏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沟通与信息交流，社区的有效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在此困境下，所谓的技术赋能则更显困难，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单纯地依靠政府的单打独斗终将行之不远。 况且，单一的政府管理格局也容易滋生权力寻租问题，社区技术赋能很容易走向 “技术负能” 。

(三)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制度困境

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第三重困境在于信息技术介入社区治理场域之后引发的秩序变革困境。 因为，从组织技术学的视角来看，新的治理技术与旧的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张力。由于制度层面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造成了城市社区基于技术逻辑的系统性治理规则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现实中，城市社区居民的数据安全问题、数据权属问题、数据使用规则等制度体系往往是缺位的、不完善、不合理的。 比如，在城市社区技术治理的部分领域，由于缺乏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大量的居民私人空间遭遇非法入侵，居民的隐私权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针对城市社区的数据管理建立完善的应对机制，造成了个人数据信息的冗余、数据处理程序的失序等问题。 再比如，城市社区信息化管理的前期预警机制、中期监督机制、后期反馈机制等等也存在较多问题。 总之，这一技术与治理制度(结构)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于城市社区治理环境中。 现实中略显冗余、混杂的治理结构，阻碍了城市社区治理的技术赋能进程。

三、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三维策略

针对上文呈现的社区技术治理三重困境，本文尝试从个体、组织与制度三个层面给出城市社区技术赋能的三维实践策略。

(一)社区个人层面的技术赋能

一方面，城市社区技术赋能需要关注治理行动者的个人素养提升。 在城市社区治理的技术应用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时，治理实践者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行动个体的技术素养会因知识获取的渠道限制，而没有被良好地构建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新兴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这一知识的传播与获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电子信息技术也可以依托其强大的信息存贮能力有效地提升社区治理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 现实中，人们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电脑软件、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技术工具迅速积累自身的知识储备，及时了解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相关信息，进而打开思路、开阔视野、提升格局。 另一方面，技术赋能需要关注个体之间的沟通、交往与互动。 现代信息技术的 “脱域” 机制，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超越时空的限制。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工作人员，抑或是普通社区居民，都可以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达成紧密的互动。 网络通信技术能够超越话语的局限，构建起城市社区多元民主参与的网络公共空间，社区治理行动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因此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

(二)社区组织层面的技术赋能

在城市社区治理的组织层面，技术赋能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需要通过技术赋能社区行政组织的管理服务效能。 这一行政组织的技术赋能，既包括了社区行政组织借助技术手段提升决策效率的赋能，也包括了社区组织依托先进技术提增社区服务效率的赋能。 更进一步而言，需要社区行政组织依靠技术工具提增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性、时效性以及预测性。 比如，能够有效运用大数据手段，准确、及时地预测社区治理事务的趋势与走向，并及时给出精准的应对策略与承接方案。 其二，需要通过技术赋能市场组织的资源配置效能。 一般而言，社区治理的市场组织承担着大量社区资源配置与供给的职责。 其能够依靠网络通信技术将社区治理所涉及的市场环节高效率地串联起来，生产出传导通畅的链条，并依托这一链条完成超越时空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局面，能够有效推进社区资源的整合与优化。 其三，需要通过技术赋能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效能。 区别于行政组织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能够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内容，其承担的是一种补充性的、修复性的公共服务角色。有鉴于此，信息技术在社会组织层面的赋能需要聚焦于构建更多元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

(三)社区制度层面的技术赋能

在制度层面，城市社区治理的技术赋能需要聚焦于两点:其一，技术可以有效推进社区治理的政策制定并简化社区政策实践的过程。 一方面，既往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手续复杂、程序冗余等一系列问题，政策执行的效率较为低下。 而网络通信技术可以实现各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调，勾连起各相关部门的信息关联，高效有序地处理居民事务。 另一方面，既往城市社区治理制度在当前难以应对多变复杂的基层治理情境，治理事务、治理对象的流变性，意味着治理制度需要及时匹配动态化的基层事实。 其二，信息技术需要有效促进城市社区的管理体系建构。 一方面，既往城市社区组织体系存在职能交叉、分工模糊、状态闲散等问题，社区治理的技术赋能够在体系层面高效凝聚起各方治理力量，进而激发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内生力量。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推进社区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多元化、精准化转向，实现社区民主治理的同时，提增社区治理信息传播的精度与准度。 更需要指出的是，从理想状态来看，新兴的技术逻辑与原本社区治理的制度逻辑会在技术引入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互构关系。 也因此，网络互联时代的城市社区技术赋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实现技术与制度相互融合、协调与匹配，进而通过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互构，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社区技术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