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20世纪我国音乐史上的两部历史著作，对中国的音乐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当时的创作环境不同导致了两部著作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作者从二者的创作背景入手加以比较。

关键词：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比较研究

一、《中国音乐史纲》的写作背景

《中国音乐史纲》是杨荫浏的第一部古代音乐史著作，写于1942年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历史著作。他的写作过程大致分为2个阶段。

在燕京大学时用资料卡片进行授课，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失守等原因，资料卡片全部消失，但却为其后续的创作提供了思路。后来国立音乐学院在重庆青木关成立，杨荫浏被聘为教授，研究室主任。在任教期间，由于教师数量少等原因，导致教师忙于备课，把自己的创作当成教材进行使用。《中国音乐史纲》就是根据当时授课的讲义改编而来，不仅如此，研究资料还十分匮乏，经常需要外出借书。很难想象杨荫浏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纲》的创作。

《中国音乐史纲》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当时的学术作品普遍带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他也将这种思想写进了《中国音乐史纲》之中，例如“跟着西洋跑，我们就不会有好的音乐”，“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流派”。由此可以看出杨荫浏希望通过研究中国音乐史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

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背景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唯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研究工作也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文化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篇章。杨荫浏的研究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不仅工作环境变好了，研究的范围也变广了。研究时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还把丰富的资料都集中到了一个图书馆之中，为后续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写于1959年，脱笔于1977年，整个创作过程长达18年，但最终出版定于1981年。18年的创作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59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和领导下，由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三位同志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再通过座谈会邀请几十位同志进行讨论，提供修改意见，最后由杨荫浏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初稿》并根据《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初稿》进行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荫浏在1959年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乐此不疲。另外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大跃进”时期，使得社会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这对于杨荫浏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此之后“文革”时期，十年的风雨动荡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创作被迫中止，而杨荫浏本人也受到了批判，被下放到印刷厂务工，直到1973年杨荫浏才继续得以创作，终将此书完成。

在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期间，杨荫浏多次实地考察，采访，收集资料。《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有大量的谱例资料，对于各地不同的戏曲也进行了分析。据初步统计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含有约135幅图片资料与录音，这种图像资料在音乐史的研究中有着文字无可替代的优势，能更生动形象描述出古代的乐器样貌，创作曲调等，使《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变得焕然一新。

三、《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比较

《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写作背景最大的区别就是时间的不同和杨荫浏本人意识形态不同。《中国音乐史纲》写于解放前，《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写于解放后，新旧社会交替对于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写作环境上有很大区别，在创作《中国音乐史纲》时由于条件艰苦，许多调查工作没有办法展开，由此导致了著书时内容不仅全面，许多资料无法收集。而在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时新中国已经成立，物资条件相对之前优越，资料也都汇集到图书馆中，使得查阅资料不必像以前一样翻山越岭，费尽周折，这在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撰写音乐史时运用史料进行研究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据初步统计《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运用的史料高达446本，这是《中国音乐史纲》无法比拟的。

《中国音乐史纲》创作于解放前，当时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作者自己的思想中充斥其中，其中有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等。由于杨荫浏有着充分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音乐文化知识，使得他将《中国音乐史纲》描述的非常细致，《中国音乐史纲》更加真实，详尽，由此成就了它的历史价值。但由于缺乏科学思想的指导，使得其结论没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这也是创作《中国音乐史纲》时的一个遗憾。《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创作于解放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唯物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唯物主义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音乐史纲》中很少出现民间乐曲，而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则有大量篇幅描述民间乐曲，由此体现出杨荫浏研究时思想的转变。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的第一句“劳动创作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这就是唯物主义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最好的体现。最后在创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时多次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籍，将唯物主义代入其中，通过《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更好的诠释唯物主义对于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唯物主义是《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分水岭。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创作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批判的之前创作的《中国音乐史纲》，让之后创作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结语

虽然《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背景不同，但它们的学术价值的相同的，同样的光彩耀目。因此《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被称为20 世纪中国音乐史著作中的“双璧”，由此開创了一个音乐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万叶书店，1952.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孔培培.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比较研究 [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2.

[4]曹安和.杨荫浏与音乐史[J].人民音乐，1985（04）.

作者简介：

赵琦（1996-），女，满族，吉林省长春市，硕士在读，延边大学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研究方向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