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亭 曾慧慧

(1. 上海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33；2.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1.0 引言

近十几年来，基于使用取向(usage-based approaches)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迅猛，在国内也取得了初步成绩(蔡金亭、王敏，2020)。该理论认为，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系统，因此语言习得就是构式的习得(Ellis et al.,2016；王初明,2011)。二语习得不仅受各类输入因素的制约(Ellis,2008;Ellis et al.,2016)，还受学习者母语的影响(Ellis,2006;Ellis,2008)。

在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中，英语动词论元构式(verb-argument constructions)备受关注(蔡金亭、陈家宜，2019)。动词论元构式是由动词(或动词短语)及其后面的名词或者代词组成的形义结合体(Goldberg,1995)。它至少包括三个子类：VL(Verb+Location) 指一个动词后跟一个表示处所的词或短语，如“graduate from school”；VOL(Verb+Object+Location) 指动词后跟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表示处所的词或短语，如“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 VOO(Verb+Indirect Oject+ Direct Object)指动词后面跟两个名词短语，如“give me a book”(参见Goldberg et al.,2004:294)。前人对于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研究大多关注学习者的构式知识和输入因素的影响，少数研究也探究了学习者的母语对二语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目前国际上研究母语背景对二语动词论元构式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项(Römer, Audrey et al.,2014;Römer et al.,2020)。这些研究或使用实验方法，或使用语料库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德语、西班牙语等不同母语背景的二语学习者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情况，初步证实了母语的语言类型对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但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1)没有对动词论元构式的各子类加以区分。2)在总体报告各动词论元构式频数的基础上，只关注了动词的使用情况，没有涉及介词等的使用情况。3)只关注频数信息，没有对动词论元构式进行错误分析。4)使用的语料库虽然语料数量多，但包含多个话题，而话题往往会对二语产出，特别是词汇使用，产生较大影响。5)关注的学习者的英语都已达到高水平阶段，有必要对其他水平层次的受试进行扩展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从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选取具有中等水平的多母语背景的学习者，选取相同话题的作文语料，对其中的动词论语构式进行错误标注与检索分析，从动词、介词的频数和动词论元构式的各类错误入手，比较分析代表不同语言类型的德语、西班牙语、汉语是如何影响英语(二语)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以此探究语言类型对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程度。

2.0 研究背景

2.1 语言类型：卫星框架语和动词框架语

运动事件(motion event)是“包含运动或持续静止状态的场景”(Talmy,1985:61)，在世界诸语言中普遍存在。Talmy(2007:70)认为一个典型的运动事件包括宏事件和副事件。宏事件包括4个基本成分：图形(Figure)、背景(Ground)、运动(Motion)和路径(Path)。图形是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背景)而运动的物体；背景是图形运动的参照物。运动指移动本身；路径指物体运动时的路线或方向。副事件主要包括运动的原因(Cause)或方式(Manner)。例如：

(1) He sat on the chair.

[图形] [运动] [路径] [背景]

(2) He ran into the room.

[图形] [运动+方式] [路径] [背景]

例1中，he为图形；sat为运动；on为图形运动的路径；the chair为背景。例2中图形和背景分别为he和the room；动词run除表示运动外，还表示运动的方式；into为运动的路径。

根据运动事件核心成分(即路径信息)词汇化模式的不同，Talmy(1991)将世界上的语言划分为两类：卫星框架语(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和动词框架语(verb-framed languages)。在卫星框架语中，路径信息主要由卫星成分来表达，如日耳曼语系中的英语、德语等和斯拉夫语系中的俄语、捷克语等；在动词框架语中，路径信息主要由运动动词来表达，如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但Talmy的语言类型二分法受到Slobin(2004)的质疑。Slobin发现Talmy的二分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如汉语)。因此，Slobin提出了语言类型分类的第三种可能性，即平衡框架语言(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s)。在平衡框架语言中，运动事件的方式和路径是由对等的语法成分编码，汉语就属于此类①。

2.2 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研究

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研究虽然常常涉及多种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但有些学者只是把二语学习者作为一个整体，将其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比较，其目的是证实二语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同样受到各种输入因素的制约(Ellis et al.,2014)。令人欣慰的是，Römer团队有意选取了不同母语(代表不同语言类型)背景的高水平学习者，深入研究了他们的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知识，发表了以下三项系列研究。

首先，Römer, Audrey et al.(2014)使用自由联想任务(free association task)，比较了母语为西班牙语、捷克语和德语的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产出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情况，其中德语与英语同属于典型的卫星框架语，西班牙语是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而捷克语属于不典型的卫星框架语，兼具卫星框架语和动词框架语的特征。该测试使用在线Qualtrics调查系统(Qualtrics survey system)完成，共包括20个动词论元构式框架(frame)。受试首先在屏幕上看到答题要求，需要在每一个缺失动词的动词论元构式框架中(如：he____________her the...)，填写出想到的第一个动词。研究发现，三组二语学习者产出动词的结果与英语母语者产出结果的相关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母语为德语、捷克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者，而且同一个构式中的动词选择与母语者的拟合度排列顺序也呈现出相同规律，表明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动词知识受母语语言类型的影响。

其次，Römer, Audrey et al.(2014)将学习者语料库和心理语言学实验相结合，进一步考察母语分别为德语、西班牙语的高水平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知识掌握情况。研究者一方面从ICLE(International Corpus of Learner English)和LINDSEI(Louvain International Database of Spoken English Interlanguage)两个学习者语料库中分别选择了对等的德语、西班牙语母语者的英语议论文和口语访谈语料，并分别提取了其中的动词论元构式。另一方面，研究者采用动词流利性测试(verbal fluency test)，要求英语本族语者和母语为德语、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用60秒的时间，在每一个缺失动词的动词论元构式框架下(共20个)，尽可能多地填写出恰当的动词。研究者在报告语料库分析结果和实验结果时，采用了相似的思路，都是先展示两组学习者所有动词论元型式(pattern)中动词的类符和形符信息，再报告高频动词信息，最后以“V about n”和“V with n”为例，比较高频动词使用情况。主要结果可以概括为两点：1)两组学习者的表现相似之处较多，但他们在ICLE和LINDSEI库中的表现有明显区别，说明体裁(议论文和口头访谈)对动词论元构式中动词使用有较大影响。2)两组学习者的有些细微差异可能与母语迁移有关。例如，在ICLE语料库中，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产出了“marry”(如：she wants to marry with Hastings)，而母语为德语的学习者却没有这种情况，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受西班牙语“casarse con”的影响。在实验任务中，只有母语为德语的学习者在回答“V with n”框架中的动词时，常用“sing”，这可能受德语“mitsingen”的影响。

最后，Römer et al.(2020)仍采用语料库和动词流利性任务，通过频数统计、相关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比较了英语本族语者和母语为德语、西班牙语的高水平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更多型式(34个)的使用情况。研究者通过对“V about n”“V with n”“V reflexive pronoun”三个型式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组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产出动词类符的相关系数均在0.63(含)以上，两组学习者的共性大于差异。研究者认为这种相似性既与母语迁移有关，也与学习者创造性有关。

综上所述，在以上三项研究中，只有第一项特别关注并发现了比较明显的母语类型影响，后两项研究的结果说明母语类型不同的二语学习者在产出动词论元构式的动词上的共性大于差异，母语的影响相当微弱。笔者认为二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动词，而应该扩大到其他构成要素，同时不应该只重视频数及相关信息，还应该深入分析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误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学习者的母语类型对他们使用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

3.0 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学习者语料，从中选取母语为德语、西班牙语、汉语的学习者关于同一题目的英语作文，对其中的动词论元构式进行标注与分析，通过比较三组学习者的表现，来揭示他们的母语类型对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

3.1 研究问题

1)母语为德、汉、西的学习者在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动词、介词方面有什么差异？

2)母语为德、汉、西的学习者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各类错误方面有什么差异？

3.2 语料

本研究的语料选取TOELF11 语料库，包含了11种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关于8个题目的英语议论文，每种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各1,100篇作文，这些作文经专业人员评定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为保持母语为德、汉、西的学习者的作文具有可比性，首先要求作文题目相同，我们选取了作文篇数都较多的一个题目：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Itisbettertohavebroadknowledgeofmanyacademicsubjectsthantospecializeinonespecificsubject.其次要求作文得分相近，笔者选取了中档得分的作文，确保作文有一定长度，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母语的影响。最后要求作文篇数相同，因此从母语为德、西、汉的学习者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各64、67、94篇作文中分别随机抽取了60篇，作为下一步标注与分析的基础。

3.3 语料标注与分析

语料标注涉及动词论元构式的类型和动词论元构式的正确性两个方面，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手动找出每一篇英语作文中所有动词论元构式的形符(token)，并判断每个形符所属的子类。如前文所述，动词论元构式包括VL、VOL、VOO等子类。通过对语料中动词论元构式的分析发现VOO构式出现的频数较低，因此本研究只集中报告前两类构式的相关结果。因为我们选取的语料属于议论文，所以学习者使用的动词论元构式多表示抽象意义，例如：

(3)Wegraduated from school[VL].

(4)Youspend eight hours on study[VOL]

其次，判断动词论元构式的正误情况。该过程了参考了《牛津英语搭配词典》(英汉双解版)、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英国国家语料库(BNC)等相关内容，并咨询了英语本族语者。具体的标注方案详见表1。

表1 语料中动词论元构式的正误情况标注方案

对作文语料中三类动词论元构式标注完成后进行语料分析，包括以下步骤。(1)首先使用 AntConc (3.58w) 分别检索三类构式，然后统计出每类构式中动词和介词的形符和类符频数。(2)对三类构式中动词、介词分别进行了检索，统计出每类构式中动词与介词的形符和类符频数以及类符/形符比(简称为TTR②)。(3)对三组学习者的各类构式分别进行检索，统计出正确用法和各类错误用法的频数及其百分比。为了比较三组学习者在各类动词、介词、错误频数分布上的差异，还使用了卡方检验。

4.0 结果与讨论

4.1 三组学习者在动词、介词使用上的差异

本节分别报告三类学习者在使用动词论元构式中动词和介词方面的差异。首先来看动词使用情况。表2包含了三组学习者使用两类构式的动词频数信息，类符频数指的是不同的动词数，形符频数是所有动词出现的总次数，TTR反映了动词多样性的程度，数值越大说明学习者用词的多样性越强。从表2 中TTR数值来看，三组学习者使用动词的多样性在各构式中呈现不同的顺序等级，在VL构式中是西语组>德语组>汉语组，在VOL构式中是汉语组>西语组>德语组。

表2 三组学习者在动词论元构式中使用动词的频数信息

为探究三组学习者在使用动词方面的差异，我们用卡方检验分别比较了他们在每类构式中动词类符频数和形符频数的分布情况。结果发现三组学习者的动词类符频数分布在三类构式中都没有显著差异(p>0.05)；他们的动词形符频数分布VL和VOL构式中有显著差异(χ2=19.682,p=0.000;χ2=14.826,p=0.001)。结合表2中VL和VOL两类构式的形符频数，发现三组学习者都呈现德语组>汉语组>西语组的规律。这个顺序正好与三种母语与英语的类型相似性一致，其中德语与英语都属于卫星框架语；汉语属于平衡框架语言，也有一些与英语相似的类型特征；而西班牙语则属于动词框架语，与英语差异最大。这说明，至少对于VL和VOL构式，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类型相似性会影响其中动词的形符频率，相似的语言类型会促进动词形符频数。这个发现与Römer, O’Donnell et al.(2014)的结论一致，因为他们也证实了类型相似性的正面影响。

为了直观地表示三组学习者在各类构式中具体动词的频数分布规律，我们分别针对每个构式制作了动词类符-形符频数分布图，发现三个构式呈现了相似特点，因此仅以VL构式为例进行说明。从图1可以看出，在VL构式中有一个频率特别高的动词“specialize”，其形符频数占总形符频数的比例很高。其他动词的形符频数逐渐降低，动词的排列顺序与它们形符频数成反比，遵循齐夫定律(Zipf’s Law)。这一发现与Ellis & Ferreira-Junior(2009)的结果一致。我们的数据说明，在表示抽象意义的动词论元构式中，动词的分布也符合齐夫定律的预测。

图1 VL构式中动词类符-形符频数分布图

其次，比较三组学习者在VL和VOL构式中使用介词上的差异。表3包含了三组学习者在两类构式中使用介词的类符、形符频数信息等。从表3中可以看出，德语组在两个构式中使用的介词类符频数都最高，分别为8和7，说明德语与英语同属于卫星框架语的特点似乎有助于母语为德语的学习者习得英语介词。但卡方检验发现，三组学习者在两个构式中介词类符频数的分布上都没有显著差异(p>.05)。从介词形符频数分布来看，在两个构式中都呈现出德语组>汉语组>西语组的规律，卡方检验显示频数分布存在显著差异(VL构式：χ2=15.54,p=0.000；VOL构式：χ2=15.929,p=0.000)。这个分布规律与这三种母语与英语的类型相似性呈正相关，说明类型相似性显著影响介词形符的产出。对于母语为德、汉、西的三组学习者而言，他们的母语与英语的相似性依次降低，两种语言在VL和VOL两个目标构式上的相似性也依次降低。当母语和二语的对应构式存在较多相似性时，它们的构成要素(词汇)存在更为密切的连接，这样当学习者在用二语表达意义时，母语构式更可能被同时激活，从而发生母语迁移(Cai，2015)。

表3 三组学习者在动词论元构式中使用介词的频数信息

4.2 三组学习者使用动词论元构式的错误分析

我们首先报告三类学习者的总体正误情况。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两类构式之中，三组学习者的正确率顺序都是德语组>汉语组>西语组，也与这三种母语与英语类型相似性层级一致，说明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类型相似性有助于正确使用动词论元构式。

表4 三组学习者使用动词论元构式的总体正误情况

笔者对各类标注错误检索发现，各类错误的频数不高，为便于下一步统计分析，我们将[V]和[VF]合并为动词类错误，将[N]和[NU]合并为名词类错误。下面的表5和表6分别展示了三组学习者在使用VL、VOL构式中出现的错误情况。我们重点报告与讨论关于动词和介词的错误。从卡方检验结果来看，三组学习者在VL和VOL构式中的动词错误分布都没有显著差异(p=0.185;p=0.717)，说明它们的母语类型对动词错误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动词作为语言的核心词类，在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中大都存在对应动词，母语对英语动词的影响差别不大；二是三组学习者对英语动词高度重视，在学习中下功夫较多，掌握程度差异不大。但是，介词错误的情况较为复杂。在VL构式中(表5)，德语组的介词错误数量最多(25例)，西语组和汉语组的数量接近(分别为15和13例)，卡方检验表明其频数分布具有边际显著差异(p<0.10)。但在VOL构式中(表6)，就介词错误频数来看，西语组>汉语组>德语组，也具有边际显著差异(p<0.10)。这个矛盾的结果好像说明母语类型对介词使用的影响存在变异性，在VL构式中母语与目的语的类型相似性没有发挥帮助作用，但在VOL构式中类型相似性有助于减少介词使用错误。母语迁移的这种差异性表现可能与目标构式的复杂性有关。因为VOL比VL构式多一个宾语，在VOL构式中三种母语与英语的异同表现更为明显，因此母语影响的强烈程度差异也更大。

表5 三组学习者使用VL构式的错误情况

表6 三组学习者使用VOL构式的错误情况

5.0 结语

本文通过对TOELF11 语料库中母语为德语、汉语、西班牙语学习者的同题目、同水平英语作文进行标注与分析，考察了二语学习者的母语类型对他们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主要发现有：1)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类型相似性对VL和VOL构式中动词与介词的类符频数都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形符频数有显著影响，类型相似性越高，形符频数越高。2)母语与目的语的类型相似性有助于提高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正确率。但类型相似性对动词错误和介词错误的影响不同。三组学习者的动词错误频数分布在VL和VOL构式中都没有显著差异，但他们的介词错误分布呈现变异特点，其错误频数顺序在VL构式中是德>西>汉，在VOL构式中是西>汉>德，而且两个频数分布都有边际显著性。这说明类型相似性的作用对介词错误的影响与构式的具体类型有关，只有在VOL构式中类型相似性越高，介词错误越少。

本文只用语料库方法研究了母语类型对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但动词论元构式不仅可能受母语影响，还受到频数、突显度(salience)、原型性(prototypicality)、或然性(contingency)等输入因素的制约，今后可采用语料库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考虑母语迁移和输入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进一步研究以上因素对其他构式习得的影响。

注释：

① 对于汉语的类型归属存在争议，详情可参见吴建伟(2009)和史文磊(2012)。

② TTR常用小数来表示，本文用百分数表示借鉴了Römer, O’Donnell et al.(2014,2020)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