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萍

论花间词中的“爱情鸟”符号

吴亚萍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

“鸟”是花间词人书写爱情的象征符号。花间词中密集运用了“爱情鸟”的符号群，如黄莺、鸳鸯、凤凰（鸾）、㶉鶒、鹧鸪等。其中，黄莺、鸳鸯、凤凰（鸾）、燕、雁、翡翠、鹊、青鸟是花间词人从历史上承继的传统“爱情鸟”符号；㶉鶒、鹧鸪、子规、鹦鹉是花间词人开拓的“爱情鸟”的新品类。花间词对“爱情鸟”的书写十分细腻，可以分出“信使鸟”“失意鸟”“红娘鸟”“悲情鸟”和“求偶鸟”等。爱情鸟符号的广泛使用，为读者带来了属于“花间本色”的体验、阐释和联想，是花间词呈现婉丽绮靡、深美闳约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花间；爱情鸟；匹鸟；鸟

《花间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韦庄、薛昭蕴等十八家词，共五百首。花间词题材广泛，涵盖爱情、怀古、隐逸、风物、边塞、山水等多种内容，其中爱情词占压倒性的比重。在爱情词的创作上，为了表达缠绵悱恻的情感和旖旎刻骨的相思，花间词人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爱情鸟”的符号群，如黄莺、鸳鸯、凤凰（鸾）、鹧鸪、青鸟等。《花间集》中象征爱情的“鸟”符号品类共有12种之多，书写次数达280多次，这意味着平均不到两首词，就会出现一次“爱情鸟”。

花间词中“爱情鸟”品类之丰富，数量之繁多，从表1中可见一斑。

表1 《花间集》中“爱情鸟”的品类统计表

（续表1）

现代学者缪钺评论《花间集》，说它“活色生香”“要眇宜修”[1]，这与“爱情鸟”符号的密集运用是分不开的。

一、“爱情鸟”的符号界定及其文学书写

将花间词中的“爱情鸟”如鸳鸯、凤凰、鹧鸪等称为符号，是因为花间词的鸟类具备符号的特征：指称性、象征性、代号性。符号学家艾柯说，符号是“能用来明确指代某一其他东西的一切指号”[2]。花间词人用鸟类来指称爱情，“鸟”传递的是爱情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具有为大众认可的成规意义，鸟就成为了象征爱情的符号。

在花间词中，无论是鲜活、有生命的鸟，还是见于器物上的作为图案的鸟，都承载了深层次的符号意义。有生命的鸟类反映着外界的时令、景观，带有鸟类符号的器物为词中人物提供了身份和居所的背景设置，也就是说，“鸟”为花间词的描写主体提供了室外和室内——自然和人文双重环境的设置，并向读者传达着微妙的感情信息、心理愿望甚至文化观念。人类学家尼达姆曾以蔷薇花为例来诠释象征论的意义，他说：“送给爱人的蔷薇表示火热的爱情；置于棺木上的蔷薇表示沉痛的哀思；徽章上的蔷薇具有特定意义；广告中的蔷薇则另有含义。”[3]这也是乔纳森·卡勒在《索绪尔的遗产》中所说的：“理解每一个存在物，都要按照它与环境中其他物体交互的方式去理解。”[4]140《花间集》中，多达280余处的“鸟”和作为符号反复出现的鸟形图案、器物，置于词人构建的相思情境中，就流露着无处不在的爱情意味。

费迪南德·莱森指出：“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5]在《花间集》中，“鸟”是花间词人书写爱情的象征符号，以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表达出超越“鸟”本身的更深层的情绪和文化内涵。

用特定鸟类喻指爱情的传统肇始于先秦，以黄鸟（莺）、鸳鸯、燕、雁等鸟类来吟咏爱情和姻缘，是诗歌一以贯之的传统。《诗经·葛覃》有云：“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6]9周策纵指出《葛覃》“是咏归宁的诗”[7]，“黄鸟”象征“婚媾”。《诗经·小雅》的《鸳鸯》云：“鸳鸯于飞，毕之罗之。”传曰：“鸳鸯，匹鸟。”[6]173《诗经·燕燕》云：“燕燕于飞，颉之颃之。”[6]50“颉颃”写出了燕侣的上下相随、双飞不离。后世以鸟歌咏爱情的传统盛唱不衰，如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8]魏晋《子夜四时歌·秋歌十八首》其十四云：“秋爱两两雁，春感双双燕。”[9]712唐初王绩《古意六首》其五曰：“去来双鸿鹄，栖息两鸳鸯。”[10]478晚唐刘威《七夕》诗云：“乌鹊桥成上界通，千秋灵会此宵同。”[10]6524诗歌书写传统固化了爱情鸟的象征意义，使它们成为了公认的爱情符号。

二、花间词对“爱情鸟”传统符号的继承

花间词中众多的爱情鸟符号，大部分是承袭自前代，如：莺、鸳鸯、凤凰（鸾）、燕、鸿雁、翡翠、鹊、青鸟。花间词人沿袭了它们的符号意义。这些爱情鸟有着微妙的身份定位，如黄莺多指爱情的“失意鸟”，鸿雁在“爱情鸟”外兼任“信使鸟”，鹊是“红娘鸟”，青鸟是纯粹的“爱情信使鸟”。

这些鸟类之所以成为“爱情鸟”符号，与它们的生物特性直接相关，文化习俗也影响了人们对它们的赋义。

（一）“匹鸟”的生物特性是其成为“爱情鸟”符号的前提

《花间集》中的爱情鸟，如鸳鸯、燕子、翡翠、鸿雁等，多具有鲜明的“匹鸟”特征。《禽经》曰：“鸳鸯、玄鸟爱其类。鸳鸯，匹鸟也。玄鸟，燕也。二鸟朝奇而暮偶，爱其类也。”[11]116关于翡翠，杨孚《异物志》云：“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12]75《岭外代答》则曰：“一壑之水，止一雌雄。”[13]而鸿雁多为一夫一妻制，甚至终身一侣，《禽经》曰：“鸿，雁属。（略）舒雁飞，成行也。雌前呼，雄后应也。”[11]122-123鸳鸯、燕、翡翠、鸿雁皆为“匹鸟”，双栖双宿、忠贞不渝，这种生物特性，使它们成为夫妇的代称和爱情的象征。花间词人韦庄的《归国遥》其二云：“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14]26因其生物特性是“匹鸟”，翡翠出现意味着爱情，无需锦书就能传达相思之意。

如《花间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爱情鸟”黄莺，它能独占鳌头就在于其生物习性。《禽经》曰：“仓鹒，黧黄，黄鸟也。今谓之黄莺、黄鹂是也。”[11]116莺外形夺目、啼声动人，其繁殖期在春暮夏初，雄莺常在清晨发出美妙啼声吸引雌莺，叫声清脆，如珠落玉盘，富有音韵，“莺啼”传达出强烈的求偶意味。诗人常利用其“时鸟”兼“匹鸟”的特性来表征爱情，其中运用最出色的当属大历佚名诗人金昌绪（疑为中唐，生卒不详），他们利用莺的生物习性，赋予这只爱情鸟更深层的意义。佚名诗人《凤皇台怪和歌四首》其二云：“愁听黄莺唤友声，空闺曙色梦初成。窗间总有花笺纸，难寄妾心字字明。”[10]9828金昌绪《春怨》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10]8724两者都准确抓住黄莺在清晨啼叫的“时鸟”习性来写闺怨：黄莺啼声惊破闺梦，致使梦中与情人相会也难以达成。求偶的黄莺与思偶的闺妇，虚幻的春梦与清醒的现实，美好的时节和易逝的青春，多层次的对照，使“黄莺”具有了爱情“失意鸟”的涵义。花间词人沿袭了历代书写黄莺的传统和手法，黄莺既是点缀春景、晨景的“时鸟”和“匹鸟”：“柳吐金丝莺语早”[14]28、“两两黄鹂色似金”[14]10、“觉来闻晓莺”[14]2、“莺对语，蝶交飞”[14]146、“双飞双舞，春昼后园莺语”[14]49，“娇莺独语关关”[14]74；又是爱情的“失意鸟”：“未卷珠帘、梦残惆怅闻晓莺”[14]15、“晓莺啼破相思梦”[14]91、“无赖晓莺惊梦断，起来残醉初醒”[14]134，以莺啼惊梦、梦也难成来影射思妇孤枕难眠的失意情绪。

（二）文化和书写传统固化了“爱情鸟”的符号特质

燕成为“爱情鸟”，青鸟被视为“爱情信使鸟”和鹊扮演重要的“红娘鸟”角色，都离不开神话、典故的赋值和习俗的影响。

郑玄注《礼记·月令》文说：“玄鸟，燕也。（略）媒氏之官，以为候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15]1165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燕的卵而怀孕，生出商人的祖先契。这说明古人对燕有生殖崇拜，燕被寄寓了婚姻和繁衍的意味。历代都有用燕子来吟咏姻缘的传统，花间词人承继了这种传统，有“社前双燕回”[14]3、“燕双双”[14]8、“一双娇燕语雕梁”[14]8、“檐前双语燕”[14]46、“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14]84、“羡春来双燕”[14]84、“梁燕双飞画阁前”[14]146、“新春燕子还来至，一双飞”[14]67和“隔帘微雨双飞燕”[14]158等句，表达了寄情于燕、比翼双飞的情思。

关于青鸟，《艺文类聚》卷九十一“鸟部中”引《汉武故事》云：“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两青鸟如乌，侠侍王母旁。”[16]2340“青鸟”因此成为信使的代称。中晚唐诗人开始使用青鸟来传递相思意。刘禹锡《怀妓》其四：“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10]4081刘沧《代友人悼姬》：“青鸟罢传相寄字，碧江无复采莲人。”[10]6800与温庭筠同时代的李商隐，其《无题》诗云：“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10]6168-6169青鸟已从一般信使转为爱情专使，花间词沿用了青鸟作为“爱情信使”的传统，牛峤《女冠子》其三云：“青鸟传心事，寄刘郎。”[14]49顾夐《浣溪沙》其四云：“青鸟不来传锦字，瑶姬何处锁兰房。”[14]97都是以青鸟为信使，传递“心事”“锦字”给恋人。《花间集》的姊妹篇《尊前集》也是如此，唐昭宗《巫山一段云》曰：“青鸟不来愁绝。忍看鸳鸯双结。”[17]228李璟《浣溪沙》云：“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17]232-233

鹊的“红娘鸟”角色，源于“鹊桥”传说。《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引《风土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18]鹊在七夕之夜为牛郎织女搭桥相会，扮演了促成姻缘的“红娘”角色。花间词沿袭了神话传说赋予“鹊”的“红娘鸟”意义。如和凝《柳枝》其三的“鹊桥初就咽银河”[14]91、温庭筠《更漏子》其四的“宫树暗，鹊桥横”[14]6、毛文锡《浣溪沙》的“蟾光鹊影伯劳飞”[14]70，都表达了词中人欲通过“鹊桥”成就美好姻缘的强烈愿望。

著名的“凤求凰”源自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故：“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19]“凤凰（鸾）”即寓意求觅佳偶。花间词中还频繁使用了“鸾镜”和“乘鸾”的典故。其一“鸾镜”来自《太平御览》引泛泰《鸾鸟诗序》：“（鸾鸟）三年不鸣。其夫人曰：‘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意，鸾睹形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16]2315可见“鸾镜”有强烈的“思侣”之意；其二“乘鸾”出自刘向《列仙传·萧史》[20]，是弄玉和萧史结为夫妇、驾凤成仙而去的故事，“乘鸾驾凤”，不仅指成仙，更有觅得佳偶之意。在花间词中出现的大量凤和鸾的符号，如“凤屏”[14]81、“凤钗”[14]33、“金凤搔头”[14]61与“鸾镜与花枝”[14]3、“镜中鸾舞”[14]66、“鸾镜掩休妆”[14]45、“乘鸾”[14]14等符号，成为思偶女子心绪的镜像折射，隐喻着爱情和姻缘，“凤（鸾）”符号表达的是典故中深蕴的觅偶双飞之意。

除了神话、典故的赋义之外，习俗也强化了爱情鸟符号的文化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雁”。古代纳聘须“委禽奠雁”[21]，婚礼六礼中有“纳采用雁”、“纳吉用雁”、“请期，用雁”[22]6的礼仪和习俗，这进一步强化了雁的爱情鸟形象。又因典故“鸿雁传书”在文化上的辐射力，当花间词人以“雁”入词时，除了喻指爱情外，更兼指爱情信使，如“几度将书托烟雁，泪盈襟”[14]50、“书托雁，梦归家”[14]52、“水云迢递雁书迟”[14]157、“鱼雁疏，芳信断”[14]61，这都充分利用了“信使鸟”的符号意义。

（三）花间词人继承了前代运用“爱情鸟”符号的手法

花间词人对“爱情鸟”符号的运用手法与前代诗歌传统一脉相承，“爱情鸟”是有寄托的，它既用于起兴，也是比附之物，是寄寓感情的载体。在花间词中，词人既将爱情鸟作为时令和景色的点缀，如“春暮黄莺下砌前”[14]140、“羡春来双燕”[14]84，“燕双飞，莺百啭，越波堤下长桥”[14]61，以此来起兴，生发情绪；又将其作为图案符号，用于居室、器物和首饰上，如鸳鸯锦、鸳衾、鸳被、鸳鸯帐、鸳机、燕钗、鸾镜、凤枕、凤屏、凤凰帷、凤凰窗、金凤搔头、翡翠裙、落钗金翡翠等，甚至出现在梦寝之中——鸳梦、鸳寝等，以此来喻指词中人物的情思和心境。此外，词中思妇还频以“爱情鸟”自比，说“不如从嫁与，作鸳鸯”[14]11、“绿帐鸳鸯睡”[14]53、“永作鸳鸯伴，恋情深”[14]71等，密集的隐喻和符号暗示，营构出氤氲的艳情氛围。

像前代诗歌“秋爱两两雁，春感双双燕”[9]712一样，在以鸟书写爱情时，花间词人也注重突出它们“两两”“双双”的匹鸟习性，以“对”“双”“耦”来体现其双宿双飞的特质，如“鸳鸯对对飞起”[14]126、“凤凰相对盘金缕”[14]3、“社前双燕回”[14]3、“双飞双舞，春昼后园莺语”[14]49、“燕双鸾耦不胜情”[14]115，并与“独”“孤”对照，以此来反衬思妇之寂寞：“恨入空帷鸾影独，泪凝双脸渚莲光”[14]97、“孤鸾还一只”[14]126、“连理分枝鸾失伴”[14]116，用强烈的对照和反差凸显浓烈的思情。

“爱情鸟”符号的运用，使花间词在有限的语言空间内，展现出“文已尽，意有余”的深美闳约的意境。

三、花间词对“爱情鸟”新型符号的开拓

花间词人不仅完美承袭了传统的爱情鸟符号，还开创了一批新的爱情鸟符号，如㶉鶒、鹧鸪、子规、鹦鹉。花间词人通过词的创作和传播，赋予了这些鸟类新的所指和概念，使它们具有了“爱情”的意义。

（一）花间词正式确立的“爱情鸟”：㶉鶒

采用㶉鶒指征爱情并不是花间词人的首创，但花间词人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和传播，确立了“㶉鶒”作为爱情鸟符号的地位。

在唐以前，㶉鶒入诗甚少。唐代开始写到㶉鶒，如杜甫《卜居》云：“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㶉鶒对沈浮。”[10]2431刘禹锡《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云：“蔷薇乱发多临水，㶉鶒双游不避船。”[10]4072这都是将㶉鶒作为自然景色来描绘的。到了中唐，李绅的《忆西湖双㶉鶒》写道：“双㶉鶒，锦毛斓斑长比翼，戏绕莲丛回锦臆。”[10]5473“双㶉鶒”与后句“剪断回文泣机杼”[10]5473对照起来，才具有了较为明显的爱情意义。但这种创作是个别的，并没有形成量和质上的突破，也就是说，在花间词之前，“㶉鶒”指征爱情，未被受众普遍认可，还不能算爱情符号。直到花间词人将“㶉鶒”作为爱情鸟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并通过传播受到受众认可后，才确立了它作为爱情鸟符号的地位。《花间集》中“㶉鶒”出现达12次之多：既有自然界中的“绣衣㶉鶒泳回塘”[14]97、“远汀㶉鶒飞”[14]110、“晴日眠沙㶉鶒稳，暖相隈”[14]70，也有思妇的首饰、器物上的“宝函钿雀金㶉鶒”[14]3、“碾玉钗摇㶉鶒战”[14]86、“小金㶉鶒沉烟细”[14]92等。

花间词人以“㶉鶒”入词，带来了爱情鸟品类上的变化。《尔雅翼·释鸟》曰：“㶉鶒亦鸳鸯之类，其色多紫。”[23]陈藏器说“㶉鶒五色”[24]。㶉鶒形态与鸳鸯相似，但实际是两种鸟类。㶉鶒作为爱情鸟入词后，就部分取代了鸳鸯鸟的位置。虽然这两种鸟都指征爱情，但按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25]之说法，其“音响形象”已由“鸳鸯”的双声、阳声韵和撮口、开口呼转换为“㶉鶒”的叠韵、阴声韵和齐齿呼，“兼具阴声和齐齿，最能传达嗟噫之声和唏嘘之感”[26]，那么花间词人用“㶉鶒”入词就带来了演唱上耳目一新的音乐效果。在花间词人的影响下，后代以“㶉鶒”传达爱情的词不胜枚举，如宋李莱老的《点绛唇》中写的“袖罗金缕双㶉鶒”[27]3770，几乎是温庭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4]1的翻版；晁端礼《西江月》其一的“香烬重燃㶉鶒，罗衾再拂鸳鸯”[27]555和石孝友《醉落魄》中的“曲屏尘暗双㶉鶒”[27]2626，明显都是以花间词派的手法和情韵，来运用“㶉鶒”这只爱情鸟的。

李锡胤先生曾指出：“文学为‘语境依赖型’符号，除了破译字面意义外，还得根据语境加以阐释。”[28]㶉鶒和鹧鸪在花间词中成为“爱情鸟”符号，正是由于其处在相思的语境中，与他物交织、映衬的关系决定了它的意义。此种意义通过大量仿写和传播，成为被普遍认可的成规意义后，普通鸟类就上升为了“爱情鸟”符号。

（二）花间词开创的爱情鸟符号：鹧鸪、杜鹃、鹦鹉

“鹧鸪”“杜鹃”和“鹦鹉”成为爱情鸟符号，是花间词人的开创。

在花间词人之前，以“鹧鸪”入诗主要是抒发乡愁。《异物志》述鹧鸪曰：“其形似雌鸡，其志怀南不思北。”[12]62诗人谐其鸣声“行不得也哥哥”来表达思乡之情。如李白《醉题王汉阳厅》云：“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10]1857白居易有《山鹧鸪》云：“山鹧鸪，（略）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10]4814以鹧鸪诗得名、号“郑鹧鸪”的郑谷，其《席上贻歌者》云：“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10]7730这些诗歌书写鹧鸪都是为表达旅人的乡思之情，对于鹧鸪，游子是不忍见其形、闻其声甚至连“鹧鸪辞”也不堪听闻的。以鹧鸪书写爱情，较早的是王建的商调曲《宫中调笑》“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17]243，这首作品被收录入《尊前集》。在《花间集》中，鹧鸪的爱情意义更为突出。列于《花间集》第一卷第一首显著位置的，便是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4]1用“双双金鹧鸪”来观照闺妇独居的孤独，明艳的容貌和精美的服饰反衬出寂寥空虚的心境，衣上的“双双金鹧鸪”令人兴起无限孤独之感。温庭筠创造了词史上最典型的闺怨形象之一，而凸显思妇形象的正是鹧鸪这只爱情鸟。温庭筠《更漏子》中的“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14]5、李珣的《菩萨蛮》的“双双飞鹧鸪”[14]157，传达的也都是爱情之义。

杜鹃是花间词中的悲情鸟。《埤雅·释鸟》曰：“杜鹃，一名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29]87据《华阳国志》记载，杜宇称帝后禅位，“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30]。所以杜鹃又名蜀魄、杜宇。杜子美诗曰：“子规夜啼山竹裂。”[10]2253言子规啼音凄切、清越如竹裂之声。子规喙尖打开时口腔通体鲜红，古人误以为是其哀啼不已以至出血，因此常借子规声抒发悲苦之情。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10]1877裴澈《吊孟昌图》云：“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10]6938皆是书写愁苦悲情。一直到南宋词人张炎，还“将子规意象作为思念家国哀叹自己痛苦的象征”[31]。

在花间词中，杜鹃并不表现怀乡吊古等情思，而是被广泛用来衬托哀怨的春思，隐喻女子内心之悲鸣：“何处杜鹃啼不歇”[14]13、“杜鹃声咽隔帘栊”[14]32、“子规啼破相思梦”[14]40、“杜鹃声断玉蟾低”[14]56、“数声蜀魄入帘栊”[14]62、“漏清宫树子规啼，愁锁碧窗春晓”[14]139、“杜鹃啼落花”[14]157和“花外子规啼月”[14]66等，杜鹃的啼声隐喻了闺妇的哀愁和悲歌，杜鹃成为爱情的“悲情鸟”。

在《花间集》中，鹦鹉被正式确立为求偶鸟，这是花间词人的首创。

鹦鹉的生物特征是“能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15]47《埤雅·释鸟》曰：“鹦鹉，人舌能言。”[29]88在诗歌中，鹦鹉一直以解语的宠物鸟形象出现，点缀宫廷、庭院和闺阁。如白居易的《红鹦鹉》诗云：“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10]4870王涯《宫词三十首》二十二云：“教来鹦鹉语初成，久闭金笼惯认名。”[10]3876元稹《有鸟二十章》云：“有鸟有鸟名鹦鹉，养在雕笼解人语。”[10]4623到了《花间集》，鹦鹉的画风为之一变。温庭筠《南歌子》云：“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14]11把玩于贵介公子手中的“鹦鹉”，不仅与华服上的“凤凰”对仗，也与怀春少女内心的“鸳鸯”并置，有“从嫁”之意。乔森纳·卡勒说：“（现代主义文学）对并置的效果更感兴趣，词语之间的关系或者词语放在不同语段而导致的不同涵义，成为艺术作品最重要的组成成分。”[4]142这种语境关系，使鹦鹉脱离了宠物鸟的身分，具有了求偶鸟的涵义。这种涵义在韦庄的《归国遥》中，表现尤为突出：“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14]25在思妇眼中，“无伴侣”的鹦鹉是同病相怜的化身和思偶的象征。花间词中其他关于鹦鹉的书写，如“画堂鹦鹉语雕笼，金粉小屏犹半掩”[14]96、“垂交带，盘鹦鹉”[14]102、“玉笼鹦鹉厌听闻”[14]142，因鹦鹉处在相思的语境中，符号所处的环境决定着符号的涵义，鹦鹉自然被赋予了爱情的意义，因“单栖无伴侣”具有明显的求偶之意而成为“求偶鸟”。后代词人对此深有体认，如宋欧阳修《踏莎行》有“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27]157之语，柳永《甘草子》也有“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27]19之句，皆化韦庄“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14]25而来，受到了花间词人将鹦鹉书写为爱情鸟的影响。

四、花间词人对“爱情鸟”符号运用和开拓的原因、意义和影响

大量使用爱情鸟符号，是花间词具有婉丽绮靡、含蓄隽永风格的原因之一，它为读者带来了属于“花间本色”的多层次的体验和联想。花间词人运用鸟类符号来表达爱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

其一，运用鸟类来象征爱情是承继《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诗经》国风第一篇即《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6]9《邶风·雄雉》中的“雄雉”，《周南·葛覃》中的“黄鸟”都是如此，以鸟起兴来书写爱情和婚姻。花间词人承继了这种手法，鸟在花间词中，既是起兴、隐喻、象征，也是与词中人物的映衬和对照物，词人写“鸟”是为了传达“鸟”符号所蕴涵的爱情意义。

其二，运用鸟类作为爱情符号，是花间词作为口头文学（歌唱文学）的内在需求。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里，分析了口头文学的特征：“（口头文化）是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性的。口语社会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景。人们一般不会用抽象的词汇和概念，而是用具体的物体名称。比如，人们一般不会用‘圆形’、‘方形’等抽象的词汇来表示形状，而是用具象的物体来给形状命名，如‘盘子’、‘门’。”[32]6口头文学中，抽象性的东西，需要用具象的事物来表现，如此，文化水准不高的传播者和受众就易于理解和接受。花间词要表达的“相思”和“爱情”，是属于意识层面的抽象概念，需要通过具象的形象来隐喻和指代。在这种内在要求下，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匹鸟，如鸳鸯、鸿雁和凤凰，常见的寓意性植物，如并蒂莲、合欢花等，既直观可感，又融合了习俗对它们的赋义，最适合用来指代爱情。

在语言符号的使用上，如果只有继承没有创新，符号意义固定不变，语言就会逐渐陈腐而退化，无法保鲜，这也是乔纳森·卡勒在《索绪尔的遗产》一文中所说的：“文学就是要不断突破、嘲讽并避开任何成为死板符号或明确阐释规则的这种威胁。”[4]140他还说：“给定的、在每个位置出现都是相同意义的固定符号，不是文学作品的处理对象；相反，文学作品总是要利用在它之前就存在的符号，联合它们，不断创造新的意义。”[4]140在这点上，花间词人作了有益的开创和实践，花间词人对爱情鸟符号的开拓具有创新意义。

作为上承隋唐、下启北宋，在韵文学史上占据枢纽地位的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为词的创作打造了一个“武器库”，它提供了词调、题材、风格、手法、形象、符号等各种材料来供词人选用。最可贵的是，它既提供了词人模仿的范例和模式，也给出了打破固有套路的创新精神和方法。在对花间词“爱情鸟”符号的考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花间词人这种精神的体现：既重视对旧有传统的继承，也重视对崭新领域的开拓。后代的词人能不断充盈、丰富“词”的武器库，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源于花间词人树立的自觉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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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mbol of “Love Birds” in

WU Ya-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Bird” is a symbol of love written in, in which the symbol groups of “love birds” are heavily used, such as yellow warbler, mandarin duck, phoenix, Xichi and partridge. Among them, the yellow warbler, mandarin duck, phoenix, swallow, wild goose, halcyon, magpie and blue bird are the traditional “love bird” symbols inherited from history; xichi, partridge, cuckoo and parrot are the new “love birds” pioneered by the poets.has a delicate description of “love bird”,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messenger bird”, “frustrated bird”, “matchmaker bird”, “sad bird” and “courtship bird”. The extensive using of the symbol of love bird brings readers the experience, interpretation and associa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songs among the flowers”,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songs presents a beautiful and meaningful style.

among the flowers; love birds; mandarin ducks which always go in pairs ;bird

I207.23

A

1009-9115(2021)05-0049-07

10.3969/j.issn.1009-9115.2021.05.010

2020-12-08

2021-06-01

吴亚萍（1976-），女，湖北宜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马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