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奇 张 成 王 奥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公平问题与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相随，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重点议题。随着高校的持续扩招与国民经济生活的不断改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大大提升，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也随之转型。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1.6%[1]，从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高等教育阶段论的视角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在客观数据上已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将从注重规模的外延式发展向质量导向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也意味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将由机会公平向更深维度的质量公平演变。而过程公平作为量度高等教育质量公平的重要一环，探究其受哪些关键因素影响、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对于高等教育公平指数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科尔曼的家庭资本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的相关视角，使用SPSS 24.0软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的统计数据，以家庭背景的不同向度是否影响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学业表现为出发点，将学生的上学期专业成绩排名与努力程度自评视为其学业表现的客观和主观维度，据此探究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以期为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一）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

学者们对于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方面：

1.从源头上探寻教育过程公平的内涵

对于教育过程公平的内涵，我国学者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过程公平就是资源和质量公平。张奎认为过程公平就是让受教育群体使用教育资源的机会均等。[2]第二种认为过程公平就是让弱势群体摆脱不利的地位。赵建中认为，弱势群体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潜力，应该在教育过程中通过给予他们特殊的帮助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扭转教育中不利的地位。[3]第三种认为过程公平就是要实现因人而异的教育。顾明远从个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视角，认为学生个体间存在差异，且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继而提出公平且差异的教育主张。[4]还有学者认为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学生接受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是否与他们自身相匹配，要根据学生的性格、年龄、能力等分配教育资源，这种方式能够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第四种则认为过程公平就是在学生受教育过程中，学校和教师要给予学生同等的发展机会。[5]10

2.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学者们认为，外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情况等因素；内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差异、教育制度等。从影响因素的层次和数量来看，主要有“单因素影响型”“双因素影响型”“三因素影响型”及“多因素影响型”四种观点。其中，“单因素影响型”认为，过程公平主要受一个主要因素影响，在主要因素的确定上分别有社会阶层差距、教育等级、教育制度几种观点。[6]“双因素影响型”认为，过程公平的影响因素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客观因素通常是指环境设施的影响、资源分配的平等等方面，主观因素通常指教师对学生教育教学过程中是否有偏颇，等等。[5]85“三因素影响型”认为，过程公平应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如宏观上政策的不完善，微观上教师能力水平有差异等。[7]“多因素影响型”认为，教育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构成十分繁杂，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教育差异等。[8]

（二）研究家庭背景对教育过程公平影响的相关文献梳理

家庭背景一直是影响教育过程公平的重要因素。关于家庭背景与教育过程公平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应追溯到美国1966年公布的《科尔曼报告》，《科尔曼报告》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发现了家庭状况中什么因素对学生成绩影响最大，此后，许多学者也开始对教育不公平的来源进行研究与验证。Kamen认为，无论什么层次的能力和教育期望，家庭背景更好的学生辍学率要比家庭背景更差的学生低，能够更长久地坚持对待学业。[9]Jencks对教育不公平的来源进行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至少影响了一半的学业表现变化情况，说明家庭背景这一因素对教育表现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10]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王艳丽采用了NSSE-China五项标准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家庭经济条件高和父亲职业地位高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要更优一些。[11]熊艳艳等人认为，影响教育公平的许多因素中，家庭背景最为关键，尤其是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户籍情况等。[12]孙永强、颜燕认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庭为了让孩子能传承家庭的文化资本，会督促孩子获得更高的学业水平，这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13]李春玲发现，自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强，家庭背景和社会因素对其影响也不断加深。[14]张玉婷认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知识积累量与其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关，父母的教育背景和长期以来的教育习惯都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未来发展。[15]周丽萍等学者结合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的数据发现，家庭经济背景与教育背景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16]

（三）文献评述

结合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教育过程公平的内涵界定较为深刻，对影响因素的分类清晰具体。但是，教育过程公平更多地聚焦于基础教育及中等教育层面，高等教育中的过程公平研究也往往穿插于高等教育入口与出口公平之中，直接以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作为研究主题的相对较少；而且评判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指标大多集中于学习成绩、专业排名、是否挂科等客观方面，未对学生的主观努力程度及自我评价等主观角度进行充分考虑。这些都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皮埃尔·布尔迪厄基于文化专断性的理论假设，提出了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论述。他着力论述了两种社会再生产方式：基于私有财产在家庭内部传递权力的经济资本再生产与以教育制度为中介通过学校进行特权承继的文化资本再生产。[17]他认为：“（现代教育制度）要求个人应该具有它所不给予的东西，这主要包括语言和文化能力以及与文化的亲近关系，而这种亲近关系只有当它传递主导文化时才可能由家庭教育产生出来。”[18]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类型与数量文化资本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内部代际传递：一方面，优质文化资本嵌入于个人潜意识的语言、姿态及生活方式中，必然要通过家庭成员间不易察觉的亲密行为传递；另一方面，优质文化资本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与探索，承受了非凡的磨难后方可达成，这就导致了只有极少数的上层群体才能得到这种文化资本，因而能接触到这种文化资本的机会有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于家庭之中。

基于以上分析，布尔迪厄指出了由家庭传递的文化资本对于文化再生产的决定意义：文化资本借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使用和强化而获得了承认和延续，从而学校教育的效果也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紧密关联。因此，本文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一级（总体）假设：家庭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二）科尔曼的家庭资本理论

科尔曼在面向美国地区的64万学生进行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关系调查后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通过对数据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的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程度要比其他方面因素深得多。《科尔曼报告》的主要结论有四个方面：第一，影响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智商，当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智商因素基本可以从显著影响中排除。第二，美国公立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问题。第三，学校间差距对不同种族的学生有不同的影响。第四，同学间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科尔曼的研究对本文启示在于：影响学生学习、受教育过程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背景。

科尔曼认为，家庭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为家庭提供教育成就基础的物质资源，也指经济资本，通过家庭收入或财富来衡量；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帮助孩子学习的潜在环境，通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社会资本能够补充和增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资本。[20]因此，本文基于科尔曼的家庭资本理论提出二级假设：家庭物质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家庭知识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家庭区位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三）行为金融学的相关视角

传统经济学理论一直建立在“经济人”这一经典假设上，“经济人”根据个体利益理性地制定决策并实施行为。但一些客观要素如代理任务的多维性、客观业绩指标和委托人目标价值存在冲突等，使基于客观业绩评价的显性激励的实施效能受到制约[21]，此时基于行为金融学的主观业绩评价理论应运而生。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并非具有无限的心理与生理能力，他们在认知和判断上存在许多局限性，其活动受到自身心理活动及个人情绪的影响。行为金融学的一大特点在于借助其他社会科学，通过观察人类行为来解释和理解“理性经济人”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这也使由行为金融学理论产生的主观业绩评价成为客观业绩评价的必要补充。[22]

因此，本文将行为金融学主观评价体系的相关视角作为客观评价体系的补充，提出三级假设：家庭物质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客观维度；家庭物质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主观维度；家庭知识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客观维度；家庭知识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主观维度；家庭区位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客观维度；家庭区位背景显著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主观维度。

四、实证研究与分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作为一项追踪调查，CFPS的调查数据与调查问卷在2010年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定期更新，不断发展，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上述优势，为本文依据目前最新的2018年调查数据探究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研究用学生的学业表现来表示高等教育的过程质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指标的选择上，将自变量设定为不同的家庭背景，其中家庭物质背景用家庭过去12个月总收入与家庭过去12个月教育支出总费用表征，家庭知识背景用父亲最高学历与母亲最高学历表征，家庭区位背景用个人户口类型表征；同时将因变量设定为客观与主观的学生学业表现，其中客观的学业表现用上学期本专业排名表征，主观的学业表现用学习努力程度自评表征。在对象的选择上，本文依据问卷中KRA605（上学期本专业排名）问题的上学阶段前提（大专与大学本科）进行了个案筛选，将对象范围限定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获得487份有效个案。

各变量的赋值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调查对象呈现如下特征：学生的上学期专业排名大多集中在11%-50%之间；过去12个月总收入均值为74121.03元，但标准差较大，说明年收入数据的分布较为分散，收入差距较大；过去12个月教育总支出费用的均值为15413.34元，但是标准差较小，说明不同家庭间年教育投入差别较小；父母的最高学历偏低，大多集中在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农业户口的比例偏高。

为探究家庭背景对表征为学业表现的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本研究采取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建立了客观与主观维度共六个模型，如表2与表3所示。

表2 客观维度回归分析

表3 主观维度回归分析

在客观学业表现维度的模型1中，只将家庭物质背景因素放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²值为0.016，表示家庭物质背景因素可以解释客观学业表现1.6%的变异量，其中过去12个月教育支出总费用对客观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影响；过去12个月的家庭总收入的sig值为0.045，说明家庭年收入这一变量显著影响客观学业表现，且家庭年收入越多，客观学业表现越好。而在模型2与模型3中，加入家庭知识背景与家庭区位背景因素，调整后R²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这说明这些因素对客观学业表现缺乏解释力。同时，家庭知识背景与区位背景因素的sig值均大于0.05，说明家庭知识背景与家庭区位背景因素对学生的客观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影响。

主观学业表现类别的模型4，只将家庭物质背景因素放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²值为0.005，表示该因素对主观学业表现的解释力过低，仅为千分之五。且家庭年教育支出与年收入的sig值均大于0.05，说明家庭物质背景因素对主观学业表现无显著影响。在模型5中，当放入家庭知识背景因素后，调整后R²为0.025，表示增加家庭知识背景因素后，整体解释变异量提升了2个百分点。其中母亲的最高学历对主观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影响，但父亲的最高学历的sig值为0.030，说明家庭知识背景显著影响主观学业表现，且父亲的最高学历越高，主观学业表现越好；而且当放入家庭知识背景因素后，家庭物质背景因素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主观学业表现。在模型6中，当加入家庭区位背景因素后，调整后R方变小，同时个人户口类型的sig值大于0.05，说明家庭区位背景对学生的主观学业表现无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作为加入新指标（主观维度）结合较新数据（CFPS2018）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的一次积极尝试，在实证研究中得出下列结论：

（1）二级假设中的假设1与假设2得到部分证实，家庭物质背景与家庭知识背景均在一定程度上正向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家庭物质背景与知识背景较好的学生，更易获得优秀的学业表现，具体表现为考试成绩更优异及学习更努力。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家庭的收入及家长在教育上的投入固然相关，但从小耳濡目染的良好家庭环境与学习氛围也会使他们树立更好的学习理念，养成更为科学的学习习惯，掌握更为高效的时间管理方法。而要使学生做到这些，良好的家庭知识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家长的受教育经历与经验可以为学生的发展指引方向。因此，家庭物质背景与家庭知识背景会不可避免地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产生显著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周丽萍等学者得出的家庭经济背景与教育背景显著影响学习成绩的相关结论。

（2）二级假设中的假设3不成立。家庭区位背景对学生的学习表现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无论是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有可能凭借天赋及后天努力取得相匹配的学业成就，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地域性的公平问题，并没有证实一些学者得出的家庭户籍情况显著影响教育公平的结论。

（二）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笔者在政府、高校与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建议：

1.政府层面

余秀兰曾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一书中谈到，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应当从补偿性救助政策到发展性的教育支持政策，以提供其自我发展的源头。因此高等教育应当从以下方面促进过程公平。

一是加强经济扶持。应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力度，提高教育经费的保障水平，对上不起学、上学有困难的贫困学子给予资助，投放更多的教育资源，完善资助体系，在保障学子自尊的同时，让更多的优秀贫困学生受到平等的高等教育。

二是从宏观政策上为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提供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有许多专业由于资源紧缺或消耗较大，学费相对而言较高，对于经济困难学生，很难选择这一类专业，而这些专业往往又是当前的热门或前沿专业，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程度存在着过程不公平的现象。因此可以适当对这些家庭资源匮乏的学生给予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够自主地选择想学专业。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高等教育主体间相互协调，共同创设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

2.高校层面

在高等教育过程中，高校是重要的平台和媒介，在改善高等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学校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和育人使命，对于高校建设，有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重点关注家庭情况与背景特殊的学生，对他们在经济和心理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和帮助。对于经济困难学生，可以提供勤工助学岗位，为他们减少经济压力，同时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成果的成就感，从而感受到尊重和支持。对于家庭情况特殊的学生，适当给予关怀与心理援助，帮助他们加强自我调适，形成自信积极的心态。

二是更关注劣势家庭背景学生的学业困境。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由于家庭背景劣势，在学习经验、职业规划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学校为他们的学习成长搭建更适合的平台，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为他们解决学业困难，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找到未来的目标。

3.家庭层面

家庭影响贯穿学生受教育过程的始终，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起着非凡的作用，因此对于家庭层面的要求同样很高。

一是家长要尽量完善自我。研究表明，家庭知识背景尤其是父亲的最高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家长受教育水平高，更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指导孩子，且懂得营造更适合孩子学习成长的环境，从隐性角度使学生的学业表现得到提升。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家长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必要的。

二是要提高家庭教育关注度。家庭教育作为孩子教育链的起点，是基础也是关键，往往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部分。因此，要推动良好家风家教的形成，指导家长对孩子多一些陪伴，尊重孩子，积极营造有利于孩子成长成才的良好家庭氛围。同时，要积极推进家长培训，让家长学会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习惯，关注孩子的学习状况，防止因为工作而忽视孩子的教育，要在家庭教育中正确引入父母双方的角色，提倡父母成为孩子的伙伴，帮助孩子形成积极品质，促进孩子的认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