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嘉，邹再进

(西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一、引言

对边疆地区扶贫的研究，首先要对边疆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分类，史蒂芬·M·博杜安将贫困人口分为三类：赤贫者、结构性贫困人口、偶发性贫困人口。学者王超品将此三种分类结合国内学界的研究对边疆地区进行探讨，认为贫困导致了边疆地区许多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并总结出适合中国应对贫困的对策：一是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优势；二是将制度优势转为边疆可持续发展理念；三是将制度优势转为精准脱贫政策。[1]中国基层治理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党组织结构对贫困地区的治理，学者蒋天贵通过研究滇东南地区49个村级党组织，利用对基层党员的性别、民族、学历及村民参与村会议的出勤情况等观测值的统计，认为党员干部在边疆农村地区的治理出现困难，其原因在于个体间的沟通不畅，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语言、民俗、宗教的不同导致沟通的障碍；第二是党员与其他个体间存在沟通障碍，这在“空心化”的农村尤为明显；第三是组织内部上下级协调存在障碍。因此，蒋天贵提出边疆农村地区要破除沟通困境，除了要加强党员自身和组织间的沟通策略，更要加强文化教育，实现城乡互补。[2]边疆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不仅是基层管理单位所要学习的重要教育内容，更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学者李培峰在对边疆民族文化的研究中，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