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山

(云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一、明清“二西”语境下的“西画东渐”

“西画东渐”，一般是指明末以后西方绘画及其画理输入中国。这里所谓的“西方”，主要是指受基督文明所影响的欧洲地区。但至少在清代初年，“西画”之“西”的外延，并非如现在所定义的这么狭窄，实际上它涵盖了欧洲耶稣之西(西洋)和天竺释迦之西(西天)两个层面，并称“二西”。

“二西”一词因钱钟书的使用而著名。钱氏在《谈艺录》“序”中谈及他的治学方法时说：“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前一句有小字注释云：“‘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1]《西方要纪》是清初传教士利类思(1606—1682年)、安文思(1609—1677年)、南怀仁(1623—1688年)所写的一本介绍西洋概况的小书。张潮(1650—1709年)在将其收入《昭代丛书》时写了一篇《小引》，将“西天”与“西方”对举，提出了“两西方”的说法。[注]笔者按，本文所引古籍抄刻本文献，均自“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获取。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何林锋提供了帮助，于此谨致谢忱。[2]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年)则在七律《二西诗》中指斥了西天和西洋这“二西”对中国的祸害。[3]

天竺文明对中国之影响，起于汉代(公元前202—220年)，至明清之际已历千余年之久，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1600—1644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欧洲文明才逐渐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无论是天竺还是欧洲，都处于中国之西方，“二西”之名在清代初年(1644—1755年)兴起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