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婷 岳涛

摘 要 当前中小学生学业减负存在着“越减越重”的悖论。通过将复杂理论的非线性、开放性、动态性、自组织性特点和减负阻力现象的联结考察，高考“指挥棒效应”、外部环境氛围、教育导向力量的调整、有限教育资源的高强度竞争是造成当前中小学生减负“越减越重”悖论的主要阻力所在。因此，真正解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需要高考制度、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社会导向等多方面优化和改革。

关键词 复杂理论;中小学生减负;阻力

中图分类号 G6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1）08-0008-04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也事实上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之路上的绊脚石[1]。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减负的重要性。然而，截止到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2]之前，国家已累计出台了多达五十多项减负政策，其执行却遭到许多无形阻力，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呈现出减负政策执行表面化、局部化、扩大化、全异化、停滞化的形态[3]，以致“减负”无法有效贯彻落实，学生负担反而有愈来愈重的趋势。以21世纪初第一个十年为例，2000年教育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至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把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这10年间，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下来，小学生近视率由20%达到40%，初中生近视率高达67%，增长近20个百分点[4]。2013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文直言，“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5]。这种悖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高负荷的学业压力还在持续地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暗示“双减”《意见》的执行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来自社会生态的阻力。是什么因素形成了对中小学生学业减负的无形阻挠？其社会根源是什么？如何消减這种无处不在的阻力？——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保障“双减”《意见》得到有力贯彻执行的必要探索。本文尝试通过复杂理论来分析这一“复杂”教育现象，并寻找出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助力破解这一减负悖论。

一、复杂理论及其特色

复杂理论是1965年由哈特马尼斯和斯特恩斯提出。[6]所谓复杂理论，通常意义上是指一切关于“复杂性”的理论形态，即一切通过复杂性研究而形成的理论。该理论并不把事物当作一个单一向度的事情，而是强调该事物所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对系统中各要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变化、系统轨迹的变化及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该理论认为：复杂系统是由多种异质因素构成的具有动态性、非线性、自组织性、开放性、涌现性、自适应性、有时混沌等特点的系统。[7]在这个系统中，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需要同时考虑系统中多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面向整体系统而非面向单一个体的行动措施，最终使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复杂理论的理论特色为我们重新思考我国中小学生减负“越减越重”的悖论打开了新的视角。减负问题是我国众多教育问题中的一环，而教育系统又是我国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减负问题注定了它是一个复杂问题，这意味着它作为复杂理论的分析对象是符合要求的：不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是需要“全身”的配合才能处理好的“一发”，它必须被置于我国纷繁复杂的教育及社会生态之下来讨论和解决，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基于复杂理论的分析减负阻力产生的原因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且“越减越重”作为一种社会教育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基于复杂理论，笔者根据复杂系统的非线性、开放性、动态性和自组织性的特点分析减负阻力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高考的指挥棒效应

非线性作用是复杂理论和复杂科学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概念。非线性作用观点认为，非线性作用是事物运动发展演化中的本质。系统运作演化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部分之间并非简单机械地线性作用，而是非线性地复杂作用。当前，以高考作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选拔单一渠道的体制架构之下，减负的政策力量与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好的大学，进而实现个人价值的诉求力量，在价值上相悖，而这种诉求力量足以抵消或化解来自上方的政策压力。

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说：“高考制度仍是教育的指挥棒，社会的稳定器。”[8]高考作为我国社会分流的重要途径，决定了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接受何种高等教育，对学生的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因而，高考的指挥棒指到哪里，中小学师生就往哪个方向努力。在这种生态系统之下，虽说教育政策一直偏重于给中小学生减轻负担，而学校和教育部门甚至家长、学生也都欢迎这一决策，但在关乎前途大事的“真章”上，家长依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在高考中取得更高分数。学校也并不敢真正减少课程教学任务量，令学校在高考录取率和一本率上有所下滑。这将使学校失去家长的信赖和学生的追捧。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的“状元崇拜”情结之下，在高考中敲开名校之门、成为名列前茅的胜出者，反而又成为学校乃至地方教育系统的政绩和骄傲，这就使得地方中小学、教育管理部门只能将“减负”作为一个口号，而行动上依然诚实地支持着“高分为王”的应试逻辑。同理，在高考应试的大指挥棒之下，中考作为与高考相同逻辑的体制设计，也共同酝酿了这一大的教育生态系统，如果高考应试的顶层设计逻辑不改变，该系统还将持续地形成这种减负阻力。

（二）外部环境的影响

根据复杂理论，开放的系统具有通过与外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保持自身稳定的能力。因此，在处理与学校发展相关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将学校视为封闭的系统，把视角仅仅局限于学校乃至教育系统内部，而应将学校置身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考虑。学校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也只有通过与外界不断地相互作用与影响，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学校发展不仅影响着社会其他系统，同时也受到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

在教育政策的强势执行下，中小学校确实可以落实减少课业量和作业量，增加做游戏或锻炼时长，规定中小学生睡眠时间等一系列政策。[9]但学校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减负工作不仅仅是学校一方的努力，还需要多方协助共同作用，才有可能实现。但现实中，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舆论语境下，大多数家长一边喊着减负，一边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学校是开放的，教育制度也不是闭环设计，那么无论是在地域空间上、时间的配置上还是制度规定上，都没有人可以阻挡家长在课外、周末及假期时间把孩子送往培优班和特长班，或者以聘请作业辅导、家教的方式，想方设法提高学生成绩。这种现象也导致教育减负政策被抵消，使得减负工作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效果大打折扣。

（三）主流导向力的流变

所谓的动态性，是指复杂系统总在不断动态变化，它是产生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复杂系统总是在形成、发展、老化的过程中从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状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标志。所以，在一直变动的教育大环境之下，减负工作也就充满不确定性。

近几十年来，高考虽然没有大的变化，却不断有小的调整。从1977至1984年的“大文大理”（文科考6科，理科考7科），到1985至2000年的“两考”（高考和会考）并置，到2001年的“3+X”组合[10]，再到2021年刚刚开始实行的“3+1+2”组合，高考模式不断地发生变化。高考模式的变化导致不少学校选择“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中小学生的学习模式随高考模式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动，间接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除了高考方式的变化，我国教育主流思潮也经历了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再到“核心素养”的变化。除此之外，各种新的非主流教育话语，如“扫盲”“普九”“生命教育”“新课改”等也是“潮来潮去”。这些教育话语的影响也都无一例外地施加给了中小学师生。无论是教育思路及话语的变化，还是高考指挥棒频繁地小调整，都会持续带来整个教育系统的变动。与此同时，学校师生也必须及时放弃刚刚适应的行动模式，转而去学习和适应新一轮的改革试验标准。不断地话语转换和行为变革，既有可能消解和否定已有的努力，让“前期工作”清零，又因为带来新的东西而要求师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另起炉灶”，这些都是学生学业增负的原因。

（四）有限资源的无限竞争

系统的组织过程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组织，一种是自组织。所谓他组织是指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组织向有序化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自组织则是指不需要借助外界的指令，在一定的条件下自行产生有序的过程。系统的自组织性是复杂系统的内在特征。在教育减负背景之下，教育资源竞争就是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针对有限教育资源的社会竞争就如同这个复杂系统中一直发挥再平衡、自组织、自适应作用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方向的“有序”体现了对于外在力量自然地发挥平衡和抵消作用的“一致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或不均衡，就一定会有学生或家长无视已有的减负努力，用尽一切办法突破重重阻力，自发地向有限的资源投奔。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择校热”“名校办民校”的现象。在这种氛围下，通过考试来择校的逻辑已经下移到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现实中，大部分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重點学校学习，造成重点学校招生“水涨船高”的局面。而名校“人满为患”，甚至相差一分就需要缴纳成千上万元的插班费，这也迫使家长、学校和教师不得不向学生施加学习压力，参加更多的校外补习班，以期学生获取高分，在升学时博得一个名校的名额。这就是学生择校的“内卷”，也就是说，学生已经陷入“不进则退”的循环竞争怪圈之中。集体努力及增负的结果反过来消解了个体努力的意义，资源名额分配结果不变，但是大家的“负担”都有所增加。

三、减小中小学生学业减负阻力的建议

基于前文已有的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从而减小或消解社会在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上所面临的阻力。

（一）高考方式改革：调动“指挥棒”导向作用

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想要真正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必须从高考改革入手。在保证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高考制度进一步进行调整，使之同时实现能力测验、人才选拔和减轻学生负担的“三维目标”。具体而言：第一，通过减少高考主科数量、缩小考点范围、合理精简或优化科目结构、降低考试难度、增加体育等副科分值等措施，从根本上减轻中小学生卷帙浩繁的学习任务。第二，高考选拔上“通才”与“偏才”兼顾、总体高分与单科“超高分”兼顾，从而减少学生因为高考失利而复读的比例，这无论对应届毕业生还是往届生，都可很大程度上减少竞争压力。第三，作为对高考制度改革的配合，优质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得到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学校可以为社会培养优秀的技术型人才，缓解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二）减负管理思路改革：“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在当前减负的行政管理思路下，减负之所以难以产生明显的效果，在于行政命令式的减负不能真正改变基层教育生态，因而使得减负的愿望与教师、家长甚至学生的诉求相抵触。要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教育行政部门需要从基础教育系统中学校、教师、学生等主体关注的核心问题上着手。“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教育行政部门与其规定不准补课、不准报补习班培优班、不准留过多作业，不如在中小学的管理考核上，将学生应试成绩和中高考分数与教师绩效、学校及地方教育部门政绩以及学生择校升学（大学以前）脱钩。只有高压的生态环境不复存在，减负才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对于地方教育体系而言，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方教育部门应保持“主流教育指导思想”的相对稳定，不可频繁更迭，减少各种单位机关对中小学频繁地检查、摊派、干扰等行为，才可以从根本上还给中小学师生一个清净、纯粹、轻松的教学环境和学习氛围。

在学科设置与课程建设上，减小学科内容体量，删除“难、繁、偏、旧”的内容，杜绝重复建设。对于人们呼吁甚多的“难却无用还年年考”的数学、英语等科目，与其在“是否取消”的顾虑争议中徘徊，不如降低其“主科”地位，使其成为特长生和爱好者的“小专业”，或者降低其分值权重。如此一来，既不妨碍专业人才培养，亦可大大降低国家投入，极大解放师生的教学与学习压力。

（三）教育资源分配改革：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配置

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分配不平衡，都是造成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激烈竞争和焦虑情绪的根源所在。而将教育资源与学生成绩相挂钩的考试筛选、与房产购买相挂钩的“学区划片”，都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那么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政府一方面应该努力扩大教育资源的投资建设，提高在学校数量、硬件设施、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经费投入，通过多渠道、多途径来提高已有教师团队的整体水平，从总体上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数量。

另一方面，在现有资源分配的格局之下，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尽量能够做到“查漏补缺”，优质教育资源优先向资源弱势的区域和学校倾斜补充，使得每个中小学生都能够享受到适合自身的优质资源，减少社会对于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良竞争，从而减少“内卷”，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四）社会观念导向改革：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与成功观

教育减负“越减越重”的局面，归根到底，源于人们观念的陈旧与保守，这包括与学历教育相挂钩的畸形的人才观、成功观和价值观。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现今大多数父母仍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他们认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便是读书，所以他们不惜重金，送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辅导班，以期考上重点大学，有一个好的未来。工作后，他们希望孩子能进入体制内、端上“铁饭碗”，这就是他们认为的成功和“体面”。很多教师也希望得到“状元教师”“状元班主任”的头衔，于是便有了填鸭式教学、题海战术等。这就导致当前社会一方面大谈素质、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家长和教师却走不出高分崇拜的应试魔咒。[11]要打破现有的局面，社会就要倡立新风，倡导“百花齐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观与成功观，家长和教师要持有合理的期望，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使得教育的价值导向最终回归到素质教育、成人育人的初心上。社会不再盲目追求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小学生的负担自然就可以减下来。

（孙少婷 岳涛，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参考文献：

[1] 项贤明.七十年来我国两轮“减负”教育改革的历史透视[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5）：67-79.

[2] 新华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7/24/c_1127691094.htm，2021-07-24.

[3] 葛新斌，张玲.我国减负政策执行阻滞及其对策探析——基于“马-萨模式”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2）：1-7.

[4] 刘尧.中小学“越减越重”的减负怪圈何以突而不破？——走出仅依靠改革学校与评价制度的减负误区[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4（3）：31-35.

[5] 杜飞进，温红彦，袁新文，等.如何走出减负困局之一：学生负担过重 已成民族之痛[N].人民日报，2018-08-02（6）.

[6] 蒋园园.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10.

[7] 李茶，隋铭才.基于复杂理论的英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发展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3）：392-404，480-481.

[8] 央视网.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系列论坛[EB/OL].

http：//news.cctv.com/zhibo/tuwen/jggjxdd02/index.shtml，2018-11-06.

[9] 杨柳，张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的历史回溯与反思[J].教育科学研究，2019（2）：13-21.

[10] 马健生，臧洪菊.减负——高考改革的错误定位[J].教育科学研究，2008（2）：13-15.

[11] 邓志祥.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12.

實习编辑：刘 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