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付冲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医院 内二科，河南 南阳 473000)

作为治疗早中期肺癌的重要方案之一，术后辅助化疗可清除微小转移灶及潜在转移灶，提高肺癌患者5 a生存率[1]。但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可造成患者躯体不适，降低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健康行为是指患者为了对抗疾病所采取的各项积极生理活动，以促进身心健康，包括人际关系、运动锻炼、健康责任、营养、自我实现、压力管理6个方面[2]。研究指出，健康行为水平越高，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越强，化疗依从性相对越高，生活质量及预后越好，尤其中年肺癌患者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及预后[3]。因此，分析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并积极寻找相关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疾病认知是患者在疾病状态下，根据自身经验及对疾病的了解程度而对疾病采取的分析方式。研究指出，疾病认知程度越高的患者的就医行为、治疗依从性越好[4]。结合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疾病认知程度对化疗依从性的影响，推测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与疾病认知有关。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观察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的健康行为水平，分析疾病认知程度对健康行为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1月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医院收治的126例中年肺癌化疗患者。患者或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1)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5]中肺癌相关诊断标准，且经手术病理检查确诊，病理类型为肺腺癌；②临床分期为Ⅱ～ⅢA期[6]；③知晓自身病情。(2)排除标准：①存在认知障碍；②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如胃癌、食管癌、膀胱癌等；③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如呼吸困难、心力衰竭、心律不齐等；④近期遭遇自然灾害、丧偶等重大生活事件；⑤化疗期间病死的患者。

1.2 化疗方案全部患者肺癌术后均接受长春瑞滨联合顺铂(NP)方案化疗：第1天静脉滴注注射用顺铂(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7021357)75 mg·m-2，第1、8天静脉滴注酒石酸长春瑞滨注射液(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9990278)25 mg·m-2，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4个周期。

1.3 健康行为评估及分组方法化疗4个周期时，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ealth promoting lifestyle scale Ⅱ，HPLP-Ⅱ)[7]评估患者的健康行为，包括人际关系(9～36分)、运动锻炼(8～32分)、健康责任(9～36分)、营养(9～36分)、自我实现(9～36分)、压力管理(8～32分)，共6个维度，总分52～208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健康行为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40，重测信度为0.890。参照赵毛妮等[8]研究，规定HPLP-Ⅱ评分52～91分表明患者健康行为较差，92～131分表明患者健康行为一般，132～171分表明患者健康行为良好，172～208分表明患者健康行为优秀。根据HPLP-Ⅱ评分将患者分为高水平组(健康行为优秀或良好)与低水平组(健康行为一般或较差)。

1.4 疾病认知程度化疗4个周期时，采用简明疾病认知问卷(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9]评估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该量表包括 9个条目，前8个条目按1～10分计分，第9个条目为开放性问题。量表得分范围为0～80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31，重测信度为0.931。

1.5 收集指标于化疗4个周期时，设计临床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男、女)、年龄、吸烟史[吸烟指数≥0.5(每日吸烟≥1支，连续或累计6个月)]、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专科及以上)、病理分期(通过术后病理检查进行评估，病理分期包括Ⅱ期、ⅢA期)。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评估患者的心理弹性，量表包括接受改变、能力、控制力、忍受消极情感、精神信仰共5个维度，25个条目，总分0～100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90，重测信度为0.870。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126例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低水平71例(56.35%)，高水平55例(43.65%)。低水平组高中及以下占比高于高水平组，CD-RISC评分、B-IPQ评分低于高水平组(P<0.05)；两组性别、年龄、吸烟史、病理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2.2 HPLP-Ⅱ评分低水平组HPLP-Ⅱ评分[122.00(118.50，125.00)分]较高水平组[149.00(138.50，153.00)]低(U=9.564，P<0.001)。低水平组HPLP-Ⅱ各维度评分均低于高水平组(P<0.05)。见表2。

表2 两组HPLP-Ⅱ评分比较分)

2.3 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疾病认知与健康行为的相关性经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年肺癌化疗患者B-IPQ评分与HPLP-Ⅱ评分呈正相关(r>0，P<0.05)。见表3。B-IPQ总分与HPLP-Ⅱ总分散点图见图1。

表3 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疾病认知与健康行为的相关性

图1 中年肺癌化疗患者B-IPQ总分与HPLP-Ⅱ 总分相关性散点图

2.4 影响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回归分析将患者健康行为水平作为因变量(低水平=1，高水平=0)，将结果2.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4)，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高、疾病认知程度高是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保护因素(OR<1，P<0.05)。见表5。

表4 自变量赋值说明

表5 各因素对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影响

3 讨论

肺癌患者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的过程中受到化疗药物的影响，出现恶心、呕吐、脱发、骨髓抑制等多种并发症，影响健康行为水平，进而降低化疗依从性。本研究结果显示，126例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经HPLP-Ⅱ评估后，健康行为低水平71例(56.35%)，低水平组患者HPLP-Ⅱ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低于高水平组。这提示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分析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对促进患者健康行为和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健康行为是患者为了达到自我实现、维护自身健康所采取的行为[12]。健康行为不仅能反映患者与社会、他人的协调能力与融合强度，同时还与患者执行健康行为的信念有关，进而反映患者在面对疾病时采取的有效行为，如定期接受健康宣教、获取有效信息、及时就医等[13]。健康行为可改变癌症患者术后的应对方式，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及后续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11]。疾病认知主要来源于自身疾病经历、社交媒体及文化背景等。研究表明，不同的疾病认知可对患者的心理反应与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14]。因此，推测疾病认知可能与中年肺癌患者的健康行为有关。本研究经双变量相关检验分析后结果显示，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疾病认知程度与健康行为水平有关。分析原因可能为，疾病认知程度的提高可使患者深入了解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化疗的相关知识，减轻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帮助患者积极应对疾病、治疗，最终提高患者健康行为[15]。疾病认知程度提高有利于提升患者希望水平，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促使患者采用积极的行为方式维护自身健康，提高健康行为水平[16]。疾病认知程度的提高可帮助患者认识到积极治疗的重要性，进而提高患者健康责任，促使患者积极参与健康教育课程、定期进行复诊等，激发患者坚持健康行为的主动性，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水平[17]。最后经logistic回归分析，疾病认知程度高是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保护因素，证实了上述猜测。因此，在中年肺癌患者术后化疗的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如加强健康宣教、纠正患者错误认知、同伴支持教育等，以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改善患者预后。

本研究还发现除了疾病认知程度会影响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外，心理弹性高也是影响中年肺癌化疗患者健康行为水平的因素。究其原因，心理弹性较高的患者具有较好的意识能动性，在面对疾病、化疗时，可通过积极主动的适应能力减轻疾病、化疗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患者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18]。因此，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肺癌化疗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弹性，并积极采取相关干预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患者健康行为。

综上所述，中年肺癌化疗患者的健康行为水平并不乐观，可能受到疾病认知程度的影响。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对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提高患者疾病认知程度，以便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