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超，毕 茜

(1.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一、 引 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企业环境风险不断暴露出来。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数据显示，(1)数据来源：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12-11/1569283.html.2020年12月第1周共有17家上市公司暴露出环境风险，其中上海电力和申能股份的合营公司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因环保问题被处以行政罚款33.4万元，处罚金额居于首位。经查阅上述17家上市公司2020年的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选择隐藏遭受环保罚款、自动监测数据超标、项目环评不过关等方面的环境负面消息。可见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致使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尤其是环境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沈洪涛等，2014)[1]。当上市公司环境负面消息累积到临界值时，上市公司环境负面消息将集中爆出，这会导致上市公司股价急剧下跌，出现股价崩盘风险。治理环境负面消息累积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环境规制。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更能有效激发微观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潘翻番等，2020)[2]，这是当前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学者们针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于环境效应来说，学者们始终存在争议。有些学者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Potoski和Prakash，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