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思想及创作实践对中国剧作家曹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曹禺的戏剧创作。曹禺基本沿用了易卜生的戏剧思想，他认为戏剧应当成为反映并批判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的工具，并且借鉴沿用了易卜生的创作手法，但是曹禺对易卜生不是完全的“抄袭”沿用，而是有着自己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曹禺，易卜生，继承与超越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1934年，年仅23岁的曹禺创作的《雷雨》问世，接下来的整个三四十年代，他相继创作出《北京人》《原野》《日出》等名作，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话剧开始走向成熟，由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曹禺的出现，把戏剧艺术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倘若没有了曹禺，中国现代戏剧将顿失光彩。”年轻的曹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方面源自他与生俱来的创作天分，一方面则源于他在戏剧创作上的广泛涉猎、刻苦学习，尤其是对外国戏剧创作的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为曹禺戏剧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面，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对曹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易卜生，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26部戏剧，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有《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群鬼》《人民公敌》《培尔金特》等。易卜生的杰出贡献在于打破了浪漫主义戏剧传统，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而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易卜生的戏剧中有着丰富的诗歌、文艺、书信等元素，通过舞台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话剧迎来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发展机遇。当时著名的剧作家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人，一方面积极地把西方的戏剧创作引入中国，一方面身体力行，忘我地投入到新时代的话剧创作中。他们提倡一种“把戏剧作为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的思想，认为“戏剧应该如实地揭示现实的本来面目”。由此，中国的剧作家们与戏剧家易卜生产生了某种精神契合，他们推崇并研究易卜生的创作，例如胡适曾倡导一种“易卜生主义”，而田汉等人则把做“中国的易卜生”当成是自己的理想目标。由此，易卜生和其“社会问题剧”便通过《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见面了。在这些热情的“易卜生粉丝”里，有一个年轻人叫曹禺。

一、基本接受

曹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加入了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1927年，南开新剧团的学生一起排演了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曹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易卜生的戏剧。老师发现曹禺对话剧演出十分痴迷，便对他分外重视，悉心地栽培。1928年，正值南开中学二十四周年校庆之际，南开新剧团排练上演了话剧《傀儡家庭》。后来，老师把一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赠送给曹禺，这对于曹禺来说如获至宝，他借助一本英文词典通读了这本书。再加上曹禺亲自参演過易卜生的戏剧，这些经历像火种一样播在了他的心里，为他日后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曹禺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是他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于是，1930年曹禺进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开始钻研并学习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深入研究了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人的戏剧创作。193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剧团排演了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了娜拉这一角色。在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便是《论易卜生》，这一年，他一边思考着关于易卜生戏剧创作的毕业论文，一边在脑海中构思着《雷雨》的创作。1934年，《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曹禺曾不止一次表达自己对易卜生的接受与推崇。“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寄予厚望的是易卜生。”“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时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剧作。我为他的剧作严谨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

易卜生之所以能对曹禺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正是源于其“写实主义”的内核。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无论是在题材的选取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包含着一种积极的人文主义以及社会批判性。他的戏剧反映了当时挪威社会存在的各种复杂的矛盾，以及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之路，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创作阶段主要是在1864年以前，主要是翻译并改写外国或者古代的剧本，如《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恋爱的喜剧》，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第二阶段从1864年起，易卜生在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之后，对现实的体悟与观察有了一定的积累，再加上他的创作技巧臻于完善，所以这一阶段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作品中更多的是易卜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表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布朗德》 《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海达·高布乐》《培尔金特》，等等。1890年以后，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易卜生逐渐倾向于自然主义，并且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这种转换与他所经历的社会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易卜生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建筑师》 《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博克曼》等，普遍带有一种神秘的象征主义色彩。

纵观易卜生一生的戏剧创作，离不开对争取理想与自由的书写，充满了对社会进步和实现梦想的渴望。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艰难跋涉，不遗余力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大建筑师》中患有恐高症的索尔尼斯的梦想是“在塔尖挂上美丽的花环”，这正是易卜生创作理念的最好展示。曹禺身处新旧时代的交替中，亲身参与到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热衷于戏剧创作的他自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自觉地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了易卜生的写实主义戏剧创作。

二、借鉴沿用

从戏剧创作理念方面来看，易卜生的戏剧思想及创作实践对曹禺产生了巨大的启发，直接影响了曹禺的戏剧观和戏剧创作。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人性的弱点、寻求人生的真理、揭示普通人的家庭悲剧、关注女性的婚姻问题等各个方面。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以及对人性的挖掘。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来源均离不开挪威的社会现实，其早期的作品《觊觎王位的人》，通过王位之争的历史，试图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改革社会；著名的《玩偶之家》则通过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娜拉离家出走的描述，探讨了妇女觉醒这一社会问题。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将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展示在舞台上，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曹禺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进而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融入他的戏剧创作中，他的剧作不是简单地、浮于表面地去表现社会问题，而是透过问题的表面，更深次地挖掘造成问题的原因以及未来的道路。曹禺的戏剧可以说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所表现的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的人和事。曹禺不仅仅关注着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是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丑恶与美善、虚伪与怯懦、贪婪与卑鄙、扭曲与变态。同易卜生一样，曹禺在描写戏剧冲突时，往往是深入而直接地写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着意去表现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斗争与交锋，刻画人物内心的矛盾。在曹禺的戏剧中，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冲击力，例如人性的毁灭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个人与社会、梦境与现实、本能与理智、情欲与礼法的激烈冲撞，这种对抗与冲撞荡涤了人性，呈现出一种纯粹而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

从戏剧创作手法来看，易卜生戏剧最大的特征是象征的广泛运用，通过象征手法的使用，易卜生在戏剧中传达了主人公的精神体验、揭示了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预示了人物未知的命运。在《小艾友夫》中，“鼠婆子” 是一个极具神秘感的象征形象。“鼠婆子”悄无声息地到来，说了一番奇怪的话，便使得小艾友夫一家处于一种不安、惊惧之中，不久之后“鼠婆子”便用自己神秘的引诱行为使得小艾友夫一步步走向死亡， 整部戏剧由此转向了另一个发展方向，虽然“鼠婆子”只是在第一幕中出现过，但由她所带来的戏剧中的其他人物的心理转变是影响深远的。曹禺的戏剧创作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象征手法的使用。虽然在诗歌中象征手法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戏剧创作中的使用并不多见。曹禺受易卜生的影响，不论是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结构安排还是环境设置上，频繁地运用象征手法。在《雷雨》中，曹禺不遗余力地描写雷雨天气的变化，从阴暗闷热的雷雨前再到瓢泼而至的大雨，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象征更加明显，主人公隐忍了多年的秘密终于在一个雷雨之夜随着雷雨爆发，雷雨这一自然现象，象征着一种渺茫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主人公无法逃避的宿命和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一场大雨中完全暴露。《日出》这一剧名就更加具有象征意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日出既是浩浩荡荡的大时代中光明与力量的象征，也是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看不到光明前途的剧中人物的一种反衬。

此外，在戏剧结构方面曹禺继承了易卜生闭锁式的结构和补叙手法。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习惯于通过对往事的逐一揭开来推动戏剧情节的向前发展，在层层推进之中又形成环环相扣的闭锁式结构。典型如《群鬼》的叙事模式：欧士华从巴黎回来，与帮佣吕佳娜陷入恋爱之中，在这之前的十几年的内容全靠补叙，当真正的故事即将开始时，戏剧已经接近了尾声。曹禺对这种戏剧结构也是情有独钟的，在《雷雨》中，他将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压缩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段内，将这种补叙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三、继承超越

曾经有人质疑，曹禺的戏剧创作多是“模仿”西方名剧尤其是易卜生之作，称其为“将西欧名剧搬来做门面，盖栋中国的房子”。比如在情节结构上，《雷雨》与《群鬼》极为相似，都涉及乱伦、遗传等元素，巧妙地运用了三一律法则。《群鬼》中阿尔文太太说：“我眼前好像就是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这样的象征手法在《雷雨》中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群鬼》中主人和女佣有不正当关系，主人的儿子和女佣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妹妹处于乱伦的关系中，这与《雷雨》中周萍和繁漪、周萍和四凤的关系一一对应。诸如此类相似，有人尖锐地指出曹禺的《雷雨》是对易卜生《群鬼》的“窃取”。面对此种质疑与批判，曹禺曾说：“我是我自己—— 一個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一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

虽然曹禺的戏剧创作表现出易卜生戏剧的借鉴性与相似性，但这并不能代表曹禺戏剧就是对易卜生戏剧的“窃取”或完全沿用。例如，虽然曹禺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都立足于对家庭以及人性的深入剖析，对社会进行批判或者抗议，但是曹禺的戏剧将整个戏剧情节放置在民族复兴以及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之中。与易卜生明显不同的是，曹禺没有把人性的剖析视作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曹禺的戏剧中悲剧人物往往不止一个，一部戏剧中往往有多条线索，每一条线索又能代表一个悲剧，比如《日出》中既有陈白露沦落风尘后垂死挣扎的奋斗过程，也有小东西、黄省三、翠喜等处于社会底层被压迫的小人物的悲剧。在曹禺的戏剧中看不到明显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脉络，而是在多重戏剧冲突中环环相扣，不断向前推演，这一点与易卜生戏剧作品所充溢着的忧郁、神秘气质有着很大的不同，体现出一种超越性。关于曹禺与易卜生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有无影响或者是否模仿去判断，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以其各自的具体作品为出发点，结合具体作品的现实背景和创作特色去客观详细地认识和把握。

纵观曹禺全部的戏剧创作，其实不难发现，曹禺不仅仅是受到了易卜生的影响，还曾受到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高尔基等人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不曾积累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曹禺是绝对不可能创作出感动中国观众、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接受的戏剧作品的。曹禺虽然借鉴了易卜生戏剧的表现手法和舞台技术，但是曹禺的戏剧中的人物、语言、情节全都是中国的，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曹禺曾说：“拿我个人体验来说，读外国剧本、中国剧本，真有好处。人们常说‘千古文章一大抄，‘用就得‘抄。但这种‘抄绝不能是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说，而要把它‘化了，变成你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借鉴与抄袭的界限就在于此。”

结语

曹禺的戏剧创作标志并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发展，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展示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前景。曹禺的戏剧创作广泛地借鉴与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问题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成功地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改造，深刻地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人物、各种生活，真正成为中国现代的第一出悲剧，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戏剧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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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常诚，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表演理论与教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