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勰以寒士之身，处门阀之世，其创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必关系到其社会身份。彦和论文即论世。其论传统文士的名望与才德之关系，见其对门阀社会中士庶不平等之批评。其论士族品鉴失类并提出“六观”“博观”，试图建立客观公正的品评标准，以超越现实之士庶之辨。其论士族之务华弃实，不屑实务，提出“以成务为用”观念，欲崇实以拯弊。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寒士，士庶之辨

一

世至魏晋，门阀渐盛，当其时，严于士庶之辨，遂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社会格局。自先祖名位，至现实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乃至名望，士族之特权无处不在。出身高门大族者，往往可凭借门第而获得清名，占据要津；出身寒素者，无祖荫可资凭借，或仰赖著述以立身，或依靠军勋而入仕。终六朝之世，寒庶以文义致位显达者屈指可数，而士族“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其缘由大抵在于“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多系于门第，而非才德。

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篇云：

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

此论将相与文士之疵累，将相有之，文士亦有之，固然不因文武而有异。刘勰认同“人秉五材，修短殊用”的个体差异性，但社会现实却是将相因位高而显达，文士以职卑而多遭讥诮。才德固然有高低之分，如名副其实，则名位自有高卑之分，此本顺乎正理，因此有“既其然”“亦有以”之语。然而齐梁之世，士庶天隔之社会格局并未改变，阀阅之势如江河之腾涌，寒素之微如涓流之寸折，士庶境遇殊异。而士庶之间的不平等，并非仅在“名之抑扬”与“位之通塞”而已，更在于名与才相背，位与德难副。正如王沈《释时论》所写：“空嚣者以泓噌为雅量，琐慧者以浅利为鎗鎗，脢胎者以无检为弘旷，偻垢者以守意为坚贞。……斯皆寒素之死病，荣达之嘉名。”由此可见，名望多系于门第之高卑，而非才德之高下。

名位若与才德相匹，则寒素与士族得以竞胜于才学。然而“名之抑扬”非关才德，而关乎 “位之通塞”。刘勰云：

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俊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程器》）

此论文士之瑕累，据鼎者有之，贫薄者亦有之，固不以势位高下而异。孔光虽贵为三公，对董贤亦“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况乎身处下位之班固、马融、潘岳之流呢；王戎虽封安丰侯，鬻官嚣俗，何况贫薄之司马相如、丁仪等人呢。然而孔光谄媚并未损害其“名儒”之名，王戎与俗俯仰，阮籍以为“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而钟会以“简要”称扬之，终未玷“七贤”之名，所以刘勰说“名崇而讥减”，大抵位高者名崇，是名声系于地位，非关才德，而寒门之士，宜其“以职卑多诮”。

《史传》云：

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

得势者虽譾庸而常得虚饰之美，失势者即令美亦屡遭谤嗤之患。魏晋以来，汉代清议的综核名实，渐变为名士之间的相互标榜及其对于寒士的压抑，遂致品鉴失类，名德相乖，正如葛洪《抱朴子》所言：“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而刘勰理想的文人社会应该是：

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程器》）

司马相如、扬雄之徒有文无质而终于下位，庾亮才华清英，即使不处台岳亦可以文才扬名。才德与名位本有高下之别，因此决定一个人“名之抑揚”与“位之通塞”的应该是其是否具备“达于政事”的才华，而非“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所在“地势”。

门阀之世，士族之特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而其无所不在之特权也浸淫于社会各方面，名德相乖之社会现实自然与其特权不能无涉。寒士所可与之竞争者乃在于才学，而才学固不能无待于品鉴，因此刘勰所叹士族品鉴之失类及由此提出的批评标准，实则是在门第观念之外别立一套公正的批评标准，以求士人之名位与其才德相配，非关门第。

二

名与德相乖，才与位不副，实是门阀社会士庶不平等之衍生状态。士族为了表示门第族望的优越，自矜门第，避免混淆“士庶天隔”的界限，多严格排斥寒庶之流。而名位与才德，必依赖于品鉴，而品鉴又不能不牵涉于品鉴者的门第。当时高门士族与寒素士人之别，“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与之为伍”（《文苑英华》卷 760 ，引《寒素论》）。因此，士族与寒素者两个阶级是有严格界限的，而品鉴亦受此影响。《知音》云：

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忘，不见西墙也。

世以士庶相分别，故高门士族以高门为同类，相互标榜，是为“会己”之偏。当时士族内部相夸之风蔚然，《世说新语·文学》载：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王濛将其子王修之文送示刘惔，欲其题拂。《王修集》载录其文，余嘉锡案曰：“此论所言，浅薄无取。‘一豪之领一梁云云，尤晦涩难通。晋人之所谓微言，如此而已。”然少年之作，原本浅薄，无甚高论，刘惔却以“足参微言”论之，大抵所论本无所取，但是因其与王濛交情甚深，而评以“足参微言”之语。《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阳秋》载，孙楚与王济相善，当时王济为大中正，孙楚父宏为访问。宏为乡里品状，济以楚非父评所能名，乃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乡评权在士族，而王济以其中正之职，亲自为楚品状，尤见士族厚相封殖之意。刘惔之称王修少作，亦类之。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世说新语·文学》）

庾亮出身颍川鄢陵庾氏，庾阐为别族。阐作《扬都赋》，庾亮将其与《二京》《三都》并论。按刘知几《史通·烦省》曰：“高门甲族，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別录。”由别传之盛行，可见延誉族人，实为当时风尚。《品藻篇》载王胡之与王濛品议王羲之与王坦之之优劣，胡之曰：“临川誉贵。”濛曰：“宛陵未为不贵。”胡之属琅琊王氏，濛属太原王氏，二人对本族人物各有所称，反映出阀阅世家相互之间的势位较量。氏族与族中人物的声望彼此相成，庾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或有提升氏族声望之意；庾阐作赋，骤得盛名，正其有氏族名势以为依托。

寒俊无“地势”可凭，欲以自振，何其不易。湛氏卖发剉薦，陶侃乃得范逵延誉，而左思《三都》未成，即已遭覆瓮之讥。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

世以士庶相别，故高门士族以寒素为异类，是为“异我”之偏。左思《三都赋》未成已遭“覆酒瓮”之讥，而陆机轻视太冲，固以才学自负，又未尝不出于门第之见。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初成并不为时流所称，干车鬻书拜见沈约才得以见赏，寒士之境地如彼。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知音原本不易，而士族之品鉴又多受门第高卑之影响，或“会己”，或“异我”，遂致品鉴失正。寒素士人欲以才学立身入仕，不能不依赖于公正的品鉴；而公正之品鉴，必依赖于公正的品评标准。因此刘勰有“六观”之论：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程器》）

品鉴欲其“圆照”，必以“博观”为先务，“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此与士族品议之出于门第偏见者，便根本不同。“博观”犹颜之推所谓“薄闻”：“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颜氏家训·勉学》）则品鉴以“博观”为先，即以才学为本也。“圆照”即公平与客观之品鉴，博其学则“无私于轻重”而得其公平，“不偏于憎爱”而得其客观。不以“会己”而扬之，不以“异我”而抑之，亦即不涉于品鉴者的身份，则门资之高卑与势位之轻重皆可不论。观此“六观”，皆就文章本体而论，而由此所确立的批评标准，其所见于《文心雕龙》一书者，大抵也能免于门阀观念的浸染。

三

齐梁之世，高门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诸方面占有优势特权，他们可凭借父祖名望，平流进取，坐取公卿，恣意享乐。特权的世袭使得他们菲薄吏治，崇尚玄虚，偏爱“职闲廪重”的清贵之职，缺乏实际的政治能力；作用于文学，他们多务华弃实，遂致讹滥。

史臣论曰：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梁书·谢举何敬容传》）

文人多追求浮华，不务实事，望白署空。袁粲“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南史》本传），张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梁书》本传），刘惔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本传），皆为不屑实务之类。《南史·殷不害传》载，梁武帝谓庾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文学之士不以吏事为长，本不足为奇。一人如此，也不足以成世风。颜之推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颜氏家训·涉务》）则知六朝士风如此。而此士风见于文学，遂致讹濫：

近代词人，务华弃实。（《程器》）

按陈子昂《修竹篇序》曰：“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彩丽竞繁”即“务华”，“兴寄都绝”犹“弃实”。重文饰而轻实质，正是南朝文学的风尚。当时的士族，多崇尚虚谈，喜以文义自饰。高门贵士之诗，晋世为玄言，见其尚玄虚之风；南朝为宫体，见其尚文饰之风。晋士以清谈为文学，则两晋之尚玄虚，犹若齐梁之尚文饰。刘勰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明诗》）又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时序》）江左士族“嗤笑徇务之志”，好以玄言为虚饰，时事不关于心，故在乱世，犹为夷泰之声。而后由玄入文，其风已变，其“弃实”之实则前后相承。

士风与文风之弊如此，刘勰著论曰：

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程器》）

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同上）

按《尚书·梓材》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塗丹雘。”则“梓材之士”，即“贵器用而兼文采”者。然名士不以物务自婴，崇尚玄虚，如王徽之为骑兵参军而不综知职事，终不能对官马之数。有见于士族之崇虚，故刘勰特重“以成务为用”。

士之学文，达于政事，亦即“以成务为用”。“摛文必在纬军国”，因此彦和“论文叙笔”，以实用性文体为主。三十四种文体之中，以表现才情为主而不直接用于事务者（犹今所谓“纯文学”），大抵骚诗赋数种而已，其余皆“成务”之体。《奏启》曰：“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以为强志成务，博观穷理，乃奏体之义。《诏策》曰：“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指孔融教令，虽文辞华丽，但不能有治理之用。《议对》曰：“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则议体之文，忌才华之空骋，政体之不达。又曰：“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亦言对体必合乎时政，以救治时弊，斯为美。就其分而言，文必切于功用，功用不同，则囿别区分而有众体。就其合而言，士必有才，才必有偏，其通则一，即“贵器用而兼文采”。

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议对》）

“通才”之士，即“梓材之士”。士或练治，或工文，皆才之偏者，而通为难。至于近代士风，弊在“疏治”，至有“甲族不居台郎”之说。

王中郎年少时，江虨为仆射领选，欲拟之为尚书郎。有语王者。王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拟我？”江闻而止。（《世说新语·方正》）

按《晋书·王国宝传》曰：“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颜氏家训·涉务》曰：“晋朝南渡，优藉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已上，典掌机要。”吏部郎有选授之权，故世家子弟乐居其职，尚书郎则当用“第二人”，正因尚书郎主文书起草，有刀笔之烦劳，而无吏部之权势。何充看文书，王濛谓之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應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世说·政事》）士族既厌于案牍之事，则《文心雕龙》所叙众多文体，恐非士族所常用，更与士族之趣味相违，亦可得而知。彦和则以为“庶务纷纶，因书乃察”，虽书札小文，亦不可忽。其曰：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书记》）

彦和“论文叙笔”，既重“艺文”之品，也重“政事”之用。盖“艺文”之品以才情为主，故二十篇文体之论，先“文”后“笔”。由朝政及于庶务，凡所用者，彦和已大体囊括，是知其论文体又以“政事”之用为重。彦和之为寒士，原非以文才自饰为尚，又痛感士风之弊，故“纯”“杂”众体，一一罗列，选文定篇，敷理举统，是期于后世之士，才情与吏治并重，以“应《梓材》之士矣”。

结语

六朝门阀之世，寒素士人无门第可倚，难以获得政治与经济的特权，所以刘勰著书立说，其用心所在与其寒素出生不能无涉。其论传统文士的名望与才德关系，对名德相乘之社会现实多有批评。针对士族品鉴之失类，刘勰提出“六观”实在门第观念之外寻求一客观标准，以超越现实之士庶之辨。士族务华弃实，不屑实务，刘勰提出“以成务为用”，期以崇实拯救现实之玄虚弊端。彦和著论，必关系其社会身份，而其身份与其观念关系具体如何，还有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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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羊列荣.文心雕龙雅俗理论溯源[J].中文论坛，2019（1）：2-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一般项目（2019YB33）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石芸，硕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