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振武教授的专著《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缘起、发展与流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归纳。这一学术成果于我国学界大有裨益，有利于我们重视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从而重识英语文学的疆界与图景；有利于我们重构英语文学的研究格局，并彰显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有利于我们重塑非洲英语文学的学术秩序，让我们既关注文化价值论和社会功能论的认知范式，又重视文学审美论的批评模式，以此弥补非洲英语文学批评话语研究相对阙如的现实状态，最终以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助推中非战略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非洲英语文学 地理图景 研究格局 学术秩序

朱振武教授于201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著《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以下简称《源与流》），系其对“非主流英语文学”十余年关注和研究的新结晶，构筑起一道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也成为朱振武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其中闪现的思想和智慧，勢必有效推进我国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势必在重塑我国英语文学研究格局和学术秩序的努力中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重识英语文学的地理图景

《源与流》指出，“英语文学扩容是英帝国殖民拓展与英语的世界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以英语为媒介的文学书写，在地域分布上本来有着宽广的范围，不仅包括英国和美国，还广泛涉及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欧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但长久以来，学界重视英美文学，以英美文学代指英语文学，缩小了英语文学的指称范围，窄化了英语文学的地理图景，让强势的英美文学掩盖和遮蔽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文学成就，这明显有碍于英语文学的整体观照，很容易在无形中销蚀掉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独特贡献。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殖民心理的余波在作祟，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国别实力有关。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美国更是现今的超级大国，两国的影响力奠定了其文学的国际地位。但是，一向被忽视、被冷落的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书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相反，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新加坡、拉美国家开始勃兴，非洲英语文学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其文学成就已经得到国际文学界认可，其文学作品连获国际文学大奖，像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沃莱·索因卡（1986）、纳丁·戈迪默（1991）、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2001）、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3）等作家甚至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这无疑给英语文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英美以外的英语文学作品，开始重新认识英语文学的地域构成，而《源与流》一书，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历史嬗变和当下发展做出了清晰的勾勒和阐释，在帮助我们重识英语文学的地理图景方面颇具开创之功，极富启示意义。

在《源与流》中，朱振武先后提及“非主流英语文学”和“非英美英语文学”的概念，两者所指意涵大致相同，都是指英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其中，非洲英语文学逐渐蔚为大观，已经成为“非主流”英语文学的重镇，正在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也就是说，英语文学的地域空间得到拓展，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正在从“非主流”向着“主流”递延，这必将改变英语文学研究的面貌，因为“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创作的崛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使得开展文学研究基于的文本跳出了欧美中心主义的藩篱”，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流派也在世界范围找到了更大的操演舞台。按照朱振武的判断，英语文学从“一枝独秀”的英国文学到“花开两朵”的英美文学，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开枝散叶”的发展演变，正是英语文学从英美本土向非英美国家扩散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体量不断增大，艺术境界不断提升，创作特色日益彰显，文学贡献成就斐然。这就势必要求英语文学研究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变更，将这些文学书写纳入学术视野，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一新中外学界英语文学研究的面貌。细读《源与流》，我们首先会形成三点深刻的印象：一是非洲英语文学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它覆盖了南非、西非、中非、东非等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涉及人口规模达十亿以上，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非洲英语文学作品繁多，其中不乏精品佳构，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创新方面毫不逊色于英美文学，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堪称典型；三是特殊的地理景观和历史境遇造就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族裔特色和反殖民特征，这尤为学界看重。基于这样的印象，我们会憬悟于非洲英语文学向来不被重视的弊端，会警醒地重新规划英语文学的疆界，会重新调整英语文学研究的版图，毕竟均衡吸纳和借鉴世界各国文学和文化的精粹，“才能持续推动包括中非文学在内的中外文学文化间的交流，才能在‘中国路、中国梦与‘非洲路、非洲梦的交互中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从而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砖加瓦”。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今天，在个别国家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加强中非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而体认非洲英语文学的重要性并加以深入研究，自然是中非交流合作应有的题中之意。《源与流》启示我们，在“主流”与“非主流”的演进变幻中，非洲英语文学正在发生位移，正在形成新的中心，正在受到中外学界更多的关注。重视非洲英语文学，重识英语文学的地理图景，不光有益于学界与学人，更对我国的战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重构英语文学的研究格局

英语文学地域分布的新图景，要求我们适时扩大学术研究的视域，适当调整学术研究的格局，对包括非洲英语文学在内的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非英美/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整体脉络中，《源与流》聚焦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流变，概括非洲英语文学的流散特征，按国别梳理非洲英语文学的肇始、勃兴与影响，探讨非洲英语文学的主题意蕴与艺术表征，以津巴布韦为中心揭示非洲殖民英语文学的创作倾向，并在界定流散文学的基础上回顾相关研究，最后描绘出我国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的概貌，提示出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的走势和趋向，为我们研究非洲英语文学提供了基本的学术框架。

《源与流》明确指出，非洲英语文学与传统的英美文学判然有别，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非洲独特的地理风貌，独特的人文景观，独特的历史文化，都决定了非洲英语文学的鲜明特色。从描绘内容和表达主题上判断，非洲英语文学着力刻画地域生活，着力书写民族历史，着力接轨国际前沿，着力彰显多元文化，着力揭示移民流散体验，而这些异质性内容无一不带有卓尔不群的质地，也一度吸引了英美多位作家，包括文学成就斐然的名家去进行文学表达，但他们的非洲书写却表现出了种种偏见。不管非洲本土作家是否流散到英美等发达国家，即便他们再努力归附英美标准，也都会在作品中留下鲜明的非洲本土烙印，英语语言中难免混杂着本土方言，表达内容离不开非洲文化的根底，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神话常常在文本中出没，而非洲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殖民史与族裔性更是文学书写的客体对象，更是文学表达的天然主题。因此，以恰当的研究范式，揭示非洲英语文学的独特价值，揭示非洲英语文学的审美意蕴，揭示非洲英文学区别于英美等其他国家文学的标识性特征，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学界调整学术研究格局的新契机，只有将非洲英语文学“置于世界性的框架之下从而才能衡量出其本身具备的价值和意义”，对此我们一向有所忽视。

我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并表现出“深厚的诺贝尔奖情结、重点作家研究一枝独秀、对后殖民理论以及流散英语作家的厚爱、对作家作品主题思想的偏重、对中外作家比较研究的痴迷”的主要特征。比如库切，他在我国受到格外的眷顾，特别是他获得诺奖后，关于他的研究呈井喷之势，积累了大量的论著。相比之下，其他作家却少人问津，即便是重要作家也存在着研究上的盲点。我们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关注，有着相对固定的路向，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模式也往往聚焦于殖民、族裔与流散，未能丰富多样地对非洲英语文学展开深入的探究，这不能不说是颇为遗憾的事。“如何认识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英语文学以及如何把握非洲英语文学呈现的总体特点并对之进行正确的评价和定位，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把握非洲英语文学的整体风貌，离不开国别文学的研究，离不开重要作家的研究。但迄今为止，除南非之外，我们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国别研究尚显稚弱，我们对诸多重要作家、诗人、批评家的關注仍然不足。比如《源与流》中提及的大名鼎鼎的诺奖作家内丁·戈迪默，我国还没有一部研究其作品的专著问世。因此，构建研究团队，引进优秀作品，借鉴研究方法，开拓研究视角，扩宽研究途径，形成我国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体系尤为迫切。首先，我们需要在英语文学研究的格局中，增添非洲英语文学的砝码；其次，我们有必要更为均衡地关注非洲英语文学的国别构成，以往我们研究南非、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国的英语文学较多，今后还需要关注肯尼亚等国，以切实改变国别关注不均衡、作家研究不平衡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深入研究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批评家的基础上，更为准确地认知国别文学的特征，从而从整体上把握和定位非洲英语文学。

在调整英语文学研究格局、聚焦非洲英语文学时，突出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不对欧美批评模式亦步亦趋，不对西方既有结论盲目推崇，是我国学界必须秉持的学术态度。同样遭受过欧美列强的殖民压榨，同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同时面临着发展的时代使命，这就使我们与非洲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也使得以中国视角开展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尤为必要。在国外的研究中，欧美学界的学术探索有其特定的倾向，意识形态色彩成为许多研究的标志，把非洲异国情调化，捏造和塑造特定意义的“东方”，为殖民历史辩护，为新的资源盘剥背书，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警惕的。“当下的现实的确是新殖民主义依然盛行，第三世界心灵去殖民的进程也举步维艰。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清醒地知晓在这个脉脉相通的‘地球村里，没有谁可以是自足的孤岛。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任何形式的歧视、剥削、压迫和争夺最终都会是两败俱伤”。职是之故，中国和非洲诸国均须反思历史、正视现实、面向未来，更要凝聚共识、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谱写新篇章，其中，文学文化事业自然担当着不可推卸的职责，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自然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非洲很多国家先是殖民地，后属英联邦，现在独立自主，其间文学的演进变化需要学术清理，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需要学理批判，深厚的殖民文学本质需要深刻揭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成果与经验，将有助于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深度拓展。有鉴于此，站稳中国立场，突出中国视角，彰显中国特色，应该成为我们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基本质地，这样的研究将精准辨识非洲文学精神和文化内涵，从而为中非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石。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英语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朱振武先以英美文学的研究和译介著称于世，后对西方汉学家译介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探究，并积十余年之功，致力于非洲/非主流英语文学研究，于2013年主编《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导论》一书，于2019年主编《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两部皇皇巨著，加之同样于2019年推出的专著《源与流》，构成了朱振武个人崭新的学术面貌和研究格局，其背后蕴藉着一位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与担当。

三、重塑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秩序

《源与流》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让我们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秩序做出必要而合理的调整。首先，我们的研究秩序要尽量做到均衡和平衡。朱振武在指出我国学者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的重要特征时，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我们对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选择方面，特别是我们的研究在国别分布上还不均衡，在小说、诗歌、戏剧、批评的文类选取上存在偏颇，小说研究占据了绝对多数，其他文类的研究明显不足，而对文学批评的观照几乎付之阙如。这是学术生态的失衡，也是学术秩序的缺失，如不调整，恐将影响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整体把握。

其次，我们要及时调整对非洲英语文学的认知范式。现有研究主要从价值论和功能论的视域展开，主要探讨非洲英语文学的国族想象、族裔认同、共同体构建、移民流散、反殖民潮流等维度，从这些维度勾勒出非洲英语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功能，并在学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仔细考量，其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合理性，与非洲文学的本土化特征及其对全球化的回响密切相关。但是，这些认知范式却多属文学的外部研究，还没有深入到文学文本的内部肌理，还没有从文学审美的向度深入掘进。“作为丰富人类心灵、哺育人类精神、深化人类思想、表达人类情感、培养人类悲悯情怀的重要手段”，文学必然有情感的审美维度，必然蕴含着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匠心独具的艺术创造，而这就需要我们从文本中去挖掘文学符号的美学价值，去阐发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客观地讲，非洲英语文学存在着天然的优势，让学人自然而然地从外部切入，但随着文学创作的积累，随着精品力作的增多，非洲英语文学的内在价值逐渐成为宝藏，有待我们深入探究和开发。简言之，面对非洲英语文学，我们在注重社会价值论和文化功能论认知范式的同时，还要在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向度上精耕细作，从而把非洲英语文学纳入更为全面合理的认知视域中。

再次，我们要更新非洲英语文学批评话语。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认知范式存在现实功用化的倾向，而审美之维严重缺失不能不说是遗憾。与认知范式相适应，我们的非洲英语文学批评话语，多以文本之外为价值取向，族裔、种族、身份、殖民、女性、流散等批评话语各擅胜场，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占据要津，相关论著和言说不胜枚举。这些批评话语固然有其合理性，固然有其独到的存在价值，长时间以来也让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却也有着明显的不足，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将作品的美学价值让位于政治需要”，从而从根本上贬抑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意蕴。朱振武在《源与流》中对“异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的论述详备周至、发人深省；对身份等话语的分析也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其实这些批评话语在当下都面临着刷新，身份政治話语目前在欧美遭到了认同危机，福山“反对身份政治”的立场就令人警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文学批评话语面临着必要的更新和调整。英美新批评遗留下的文本分析策略，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学术积淀，认知诗学的可贵探索，“新审美主义”的再次勃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可成为我们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更新后的非洲文学批评话语，既应该统摄文本之外的功能与价值，又必须抵达文本中文学性的内核，唯其如此，我们才可望以丰富多样的批评话语推进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结出更多硕果。

当然，《源与流》一书尚有需要改进之处，比如若干段落重复、有的译名前后不统一、个别文字出现错漏等，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该著在重塑英语文学研究格局和秩序方面居功甚伟，必将在我国英语文学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的印迹。

参考文献：

[1] 朱振武. 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文中有关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2] 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 London： Profile Books，20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消费社会的审美资本化研究：西方镜鉴与本土经验”（项目编号：19YJAZH090）

作 者： 王敬民，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