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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叶芝戏剧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2021-10-29胡则远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10期
关键词:世界性民族性

摘 要:文化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解构、重构、修正的过程。作家所处的不同历史政治语境往往决定了不同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战略。叶芝早期戏剧为爱尔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建构一种民族性文化身份。随着爱尔兰自治林的建立,爱尔兰需要建构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身份。叶芝晚期戏剧中通过对东方文化的借鉴试图构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多元爱尔兰文化身份,整体上体现了一种从民族性朝着一种超民族性的世界性文化身份建构的脉络。

关键词:叶芝戏剧,多元文化身份,民族性,世界性

引言

戏剧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后殖民研究中关注得不多。戏剧表演中涉及后殖民文化中许多重要问题,如身份、语言、神话、历史等。在《地球上受难的人》中,法侬指出在反殖民斗争中唤醒人们反抗意识的最佳手段是戏剧而不是诗歌或小说。在那些仅一小群精英群体有读书识字能力、有着源于殖民前传统口传文化的民族中,戏剧和表演是一种可以利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习俗接触到更广泛土著观众的手段(Innes,2007:19)。朱迪斯·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也对戏剧在构建身份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叶芝非常重视戏剧在民族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目前的研究多从文化身份的建构方面对叶芝的戏剧进行研究,然而缺乏对叶芝文化身份建构的多元性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多元文化身份视角对叶芝戏剧的文化身份建构进行研究。

一、戏剧作为叶芝建构爱尔兰文化身份的手段

他在《自传》(1926)中说:“我们人民中的一大部分习惯了冗长的修辞性演讲,却很少阅读,因此一开始我们便觉得我们必须有一家自己的剧院。”(Yeats, 1955:560)

这样,1897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爱德华·马丁(Edward Martyn)便着手创办爱尔兰文学剧院。使用“文学”一词是为了强调它不会迎合纯商业趣味。他们声明创办剧院的目的是:

我们计划每年春天在都柏林上演一些凯尔特和爱尔兰剧本,无论优秀程度如何,它们应立志于建立一个戏剧文学的凯尔特和爱尔兰流派。我们希望在爱尔兰找到一个对口才有激情、未被腐蚀且充满想象力的观众群。相信我们要给舞台带来对爱尔兰更深的思想和情感的雄心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宽容以及在英国剧院所找不到的实验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任何艺术或文学新运动都不能成功。

我们将以不同于过去常出现的那种形象展示爱尔兰。它不再是插科打诨和轻易感伤的家园,而是古老的理想主义家园。爱尔兰人民已经厌恶了被错误地表征。我们深信所有爱尔兰人民都会支持我们从事这项置身政治之外的工作。(Gregory, 1965:8-9)

我们可以看出叶芝等人的文学剧院主要目的有三:培育一个有着文学品味的观众群体,创造自由实验的剧院氛围,改变爱尔兰的国家形象。

叶芝1897年首先宣布爱尔兰文学剧院成立。1899年发表散文《爱尔兰文学剧院》以吸引和培养观众。很明显,在这篇具有广告性质的散文中,叶芝对爱尔兰文学剧院的题材和目的进行了界定,即爱尔兰题材和民族主义。

我们将每年春天上演一两部基于某种爱尔兰主题的戏剧。相信一般的戏剧观众不会厌恶我们,尤其不会像其他国家的戏剧观众厌恶那些在做类似尝试的那些人一样,相反,他们很快就会喜欢我们,因为即使他们不理解我们呈现给他们的戏剧有着更真诚的精神,而不是极力地取悦人民,他们也会明白我们在写他们所居住的国家,重新讲述那些古老的英雄故事,而这些都是祖国最重要的珍宝。我们也相信,那些只阅读而不去剧院的人们理解其他国家建立文学剧院的尝试,也会逐渐理解我们。他们将要来看我们的戏剧,甚至会为了它们在镇上待得更久一些。除了宗教情感之外,不会有感情可以如民族情感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动人们。今天这种民族情感比本世纪任何时代都更广泛地在爱尔兰中产阶级中传播,因此我们充满希望。(Yeats,2000:267)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芝隐隐约约对爱尔兰观众是否会接受自己所创作的戏剧有些担忧,因为这种民族主义题材戏剧在欧洲一些国家曾引起观众的厌弃。然而叶芝强调真诚写作的精神和本土意识,并将这种本土古代题材与民族情感联系在一起。面对爱尔兰人民在文化上的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叶芝力图从爱尔兰古代英雄故事中挖掘承载爱尔兰民族精神和记忆的题材,从而将爱尔兰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有着整体感的民族意识。另外,爱尔兰因为长期受英国殖民统治,只存在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却没有喜欢阅读的中产阶级。穷人阶层往往教育程度低,没有阅读能力。叶芝曾说自己热衷于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这些农民、流浪汉等穷人也能接触到自己的戏剧,“他们不愿意读,或许愿意听”。而针对那些具有阅读能力的爱尔兰优渥阶层,叶芝也希望用自己的戏剧将他们吸引过来。这样就将所有爱尔兰人变成了自己的观众和听众,尽最大可能地将在政治、宗教和阶级方面四分五裂的爱尔兰社会联合起来。为了让自己的戏剧超越宗教和阶级将爱尔兰人团结起来,叶芝诗中强调的是“民族情感”,即“民族性”或“爱尔兰性”。

叶芝通过戏剧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体现了一个从民族性、阶级性、性属向诗性、哲学性和杂糅性发展的文化身份建构历程。整体上体现了一种从民族性朝着一种超民族性的世界性文化身份建构的脉络。叶芝对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路径进行了多方位的摸索。

二、叶芝早期戏剧中的民族性

《女伯爵凯瑟琳》(1892)的情节是一场浮士德式交易,一个村庄的农民们在大饥荒时为了食物将灵魂出卖给两个魔鬼商人,而仁慈的女伯爵凯瑟琳为了赎回他们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交出。

农妇玛丽,虽然面临着饥荒,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并极力劝阻丈夫和儿子不要出卖灵魂,对信仰始终忠贞不渝。当儿子诅咒上帝时,玛丽立即劝阻道:你会因为亵渎而给你父亲、你自己和我带来厄运。她诅咒富人:“上帝怜悯那些富人们!……所有一切结束后,就是那针眼。”“针眼”的典故来自《圣经》,耶稣曾说富人如果为富不仁,死后要上天堂如同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面对前来购买灵魂的魔鬼商人,玛丽慧眼识破,无奈儿子泰格和丈夫舍姆斯很快将自己的灵魂出卖并甘當两个魔鬼商人的走狗,她勇敢地正面谴责两个魔鬼商人:“灵魂的毁灭者们啊,上帝很快就会毁灭你们。你们最终将会像干枯的树叶一样干枯,像钉在上帝的门上的害虫一样悬挂着。”并告诉他们:“上帝无所不能。”

该剧主角凯瑟琳是一位象征着救世主的女伯爵。凯瑟琳为了拯救农夫们的灵魂将自己的灵魂出卖,并使用那个圣经中彼得拒绝承认自己认识耶稣的时候叫鸣的公鸡羽毛做成的笔和第二个魔鬼商人签订了合同。此处有着深刻的宗教寓意。耶稣为了拯救人类,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样,凯瑟琳为了拯救爱尔兰农夫们而献出自己的灵魂和生命,扮演着牺牲自我、拯救爱尔兰人民的救世主角色。两个魔鬼商人来自东边,暗指英格兰,因为英格兰在爱尔兰的东边。魔鬼商人象征着英格兰的功利主义和商业文化及道德的沦丧。该剧似乎在弘扬一种远离英国影响、摆脱商业文化侵蚀、牺牲自我、拯救爱尔兰灵魂的精神,建构一种重视灵魂的精神文化身份。

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因为他們创作的民族主义戏剧《凯瑟琳·尼·胡里汉》(1902)而受到欢呼。该剧取材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将爱尔兰形象化为一位可怜的老妇人,借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位老妇人因为许多年轻人愿意为她而战而重获青春和美貌,象征着被殖民的爱尔兰召唤着人们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战斗,预言爱尔兰必将振兴为强国。

该剧的场景设在1798年基拉拉附近的一间农舍。妇人布里奇特打开一个包裹,农夫彼特和十二岁的男孩帕特里克在火边休息。远处有一阵欢呼,这一家人以为那里有一场爱尔兰曲棍球比赛。包裹打开,彼特和布里奇特对儿子迈克尔结婚时衣服的精致感叹:这一家子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帕特里克注意到有一个老妇人正沿着路走来,走向附近的一户人家。他想起一句谣言:只要有战争或麻烦临近,就有一位奇怪的妇人走过乡间。迈克尔回到农舍,带着未婚妻迪莉娅的嫁妆一百英镑。彼得计划用这笔钱扩建农场。这一家子为这一场美好的婚姻庆祝。迪莉娅漂亮,出身较好,而且没有索要任何彩礼。他们又听到了神秘的欢呼,于是派帕特里克去看个究竟。迈克尔看到了同一个妇人走向自家房子,她进来并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这一家人问她什么使她四处奔走,她答道,因为她的房子被陌生人占了,并把她的“四块美丽的绿色土地”给偷走了。这里暗指爱尔兰被英国殖民占领,爱尔兰有四个省,而国家的象征颜色是绿色。

该剧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剧中老妇人象征着爱尔兰。

布里奇特问老妇人:是什么使你四处奔走?

老妇人答:房子里有太多的陌生人。

老妇人的房子暗指爱尔兰,而这里的陌生人指外来侵略者,即英国殖民者。

布里奇特又问:是什么使你麻烦缠身?

老妇人答:我的土地被人夺走。

彼特问:他们夺走了您很多土地吗?

老妇人答:我四块美丽的绿土地。

很显然,这里四块美丽的绿土地指爱尔兰的四个省区。后来,迈克尔问老妇人:“你一直抱有什么希望?”老妇人答:“重新夺回我美丽土地的希望。将陌生人赶出我房子的希望。”这里便表达了爱尔兰人一直怀有的反殖民梦想。许多爱尔兰人为了对爱尔兰的反殖民事业献出了生命,而剧末,象征着被殖民的爱尔兰的老妇人因为有许多爱尔兰人的献身而重获青春,变成了一位“走起路来像女王的年轻女士”。该剧似乎是在号召爱尔兰年轻人积极参加抗英的反殖民斗争。

三、叶芝晚期作品中的世界性

《鹰井旁》(1917)是一出独幕剧,讲的是青年库胡林追寻不朽的故事。该剧在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这是叶芝第一次使用面具作为戏剧的中心道具的实验(“面具将使我可以用雕刻师精美的发明来代替那些普通演员的脸,或者演员按照自己低俗的想象重新画的脸”);是他第一次彻底地学习日本能剧;中年向贵族传统和仪式理想的转向的同时第一次练习为贵族客厅的表演而创作的剧本。在介绍庞德从美国东方学学者费诺罗萨(Fenollosa, 1853—1908)笔记翻译过来的日本能剧的《某些日本贵族剧本》中,叶芝宣告《鹰井旁》的突破:“我写了一本小剧本,可以用如此少的钱在小房间上演以至于四十或五十个诗歌的读者就可以支付成本。没有场景,因为我希望三个音乐师可以描述地点和天气,有时描述动作,伴之以鼓、锣或笛子和扬琴,看上去被太阳晒黑的脸暗示他们在我们梦想的某个国家从一个村庄游荡到另外一个村庄。演员们不是带着一种不适合客厅的狂暴激情表演,形式和嗓音的美感都以一种哑剧舞蹈达到高潮。”叶芝激动地吹嘘道:“我发明了一种戏剧形式,卓越、间接、富有象征性,并且无须暴民或新闻界买单——一种贵族的形式。”该剧首演的上午,叶芝在给约翰·奎因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客厅剧的理论:“我希望创造一种戏剧形式可以给我们时代的最佳心灵带来愉悦,更有甚者,它无须其他人(即公共的观众)来支付其花费。当该剧被完美地上演时,巴尔福、萨尔根特、里克特、摩尔、奥古斯丁·约翰和首相及几个美丽的女士会过来观赏,那样我就获得了令索福克勒斯都高兴的成功。没有新闻媒体,没有报纸上的照片,没有人群。我会比索福克勒斯更加高兴。我会和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府里的戏剧诗人一样幸运。”(Yeats,1955a:610)

结语

上述叶芝的代表性剧作分别代表这叶芝从早期的民族主义立场建构爱尔兰文化身份,如将爱尔兰拟人化为圣母般的凯瑟琳伯爵,发展到中期强调爱尔兰诗性、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化传统,最后通过借鉴日本能剧进行神秘主义戏剧实验,追求世界主义哲学,叶芝戏剧逐渐走向成熟。因此,我们可以说叶芝一生的戏剧创作也是他建构爱尔兰文化身份的不断摸索,从民族主义逐渐升华为追求普世智慧的世界主义胸怀的文化实践。这对我国戏剧创作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向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David Ross.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W.B.Yeats[M].New York:Facts On File, 2009.

[2] Gregory, A. Our Irish Theatre[M]. New York: Capricon Books, 1965.

[3] Innes, C.L.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English[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 Jeffares, A.N. &A. S. Knowland. A Commentary on the Collected Plays of W.B.Yeat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Ross, D.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W.B.Yeats[M].Facts On File, Inc, 2009.

[6] Yeats, W. B. Autobiographies[M].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55.

[7] Yeats, W. B. The Letters of W. B. Yeats[M]. Edited by Allen Wade,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5.

[8] Yeats, W. B. Yeatss Poetry, Drama, and Prose:Authoritative Texts, Contexts, Criticism[M].New York:W.W. Norton, 2000.

[9] Yeats, W.B. Later Essays[M].Edited by William H. ODonnell. Vol.5,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B.Yeat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4.

[10] 傅 浩.葉芝评传[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叶芝戏剧中的民族身份建构研究”(M18JC036)成果和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叶芝文学创作与爱尔兰国民教育研究”(18BWW051)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胡则远,博士,浙江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爱尔兰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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