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索尔·贝娄用他的笔记录和描绘了美国自大萧条至20世纪末的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赫索格》别具一格地运用了“思想流”的心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而为人称道，但在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作家怎样的无奈，作品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创作出来的，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去发掘文本背后的真相。

关键词：美国文学 《赫索格》 新历史主义

1964年，索尔·贝娄出版了长篇小说《赫索格》，作品一经问世迅即成为在美国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在小说中，索尔·贝娄描绘了大学历史系教授赫索格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的故事，全书由五十多封未曾发出的信贯穿起来。人们对于作品的意义众说纷纭，贝娄自己曾解释为“不可避免的个人混乱，也就是社会悲剧的写照”。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贝娄“充分表达了当时那些失去根基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荣誉和痛楚”a，赫索格不顾一切地追求别人的同情就是为了克服自身几乎无法忍受的孤独感。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宋兆霖教授认为作品意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道主义的危机，表现美国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境况下的苦闷与迷惘。还有的人认为“索尔·贝娄通过赫索格在精神错乱中的思考和一封封不曾邮寄出去的信件，揭示‘二战后，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b。另有人则提出“贝娄是把赫索格作为整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总代表来描写的，充分体现知识分子面对混乱不堪的物质世界感到困惑、迷惘，揭示了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c。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赫索格的形象是对知识的质疑和对那些缺乏实用知识、不能处理好自我与现实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嘲讽。d厦门大学的刘文松甚至从两性关系的角度肯定了玛德琳女性自我的实现和对知识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同，因此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研究视角，从而对作品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赫索格本人乱糟糟的家庭关系和婚姻生活，而是赫索格为什么要写信，写了信又为什么不寄出（当然，写给死人的信是無法寄出的），他的沟通障碍是怎样形成的，他为什么选择沉默。“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历史话语与隐喻象征性的文学语言一样，富有意在言外的深蕴，意味着的东西多于字面上说出来的东西。而在说出某些东西的同时，又隐藏了其他一些东西。”e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这隐藏了的东西。众所周知，贝娄的作品往往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但在《赫索格》中，历史成了不在场的缺席因素，文本好像就只是表现一个简单的故事和刻画一个异于常人的男人，这与贝娄一贯的风格是不相称的。因此，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如果潜心研究、细致发掘，通过“文本历史化”的解析方式，就会从文本叙述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这部小说中包含着的历史因素。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处充满了变革的气息，以及万物萌发、前途光明的感觉和追求自我解放的冲动，因而形成了“造反的一代”。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对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时代冷酷和充满无声恐惧的政治气氛的激烈反拨，源自社会内核本身，即那些20世纪50年代被忽视但如今再也不能凭良好的主观愿望加以消除的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全美范围内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f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这项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黑名单的制定、工会组织的清洗、加强思想监禁、大学教师的解雇、麦卡伦和史密斯法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恐吓、囚禁涉嫌反美的共产党人等。在20世纪50年代的“刻板社会”中，“清教主义统治着艺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同时，威胁和恫吓笼罩着公共生活、工商界和专业界”。许多电影导演或演员、工会干部、大学教授，乃至普通民众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或者失去了生命。其时，“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崩溃症”。

实际上，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并非麦卡锡本人，而是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g在1947年制造的轰动一时的“好莱坞十君子案”。1948年，尼克松进入非美活动委员会，从反共立场出发，处心积虑地将被钱伯斯构陷的希斯送入监狱，他因侦办“希斯案件”而名声大振，从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场绝不次于尼克松，随即颁布了一道“忠诚宣誓”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的任何任职人员都必须向政府宣誓自己忠于美国。自从尼克松因掀起反共浪潮而成名后，不少人跃跃欲试，想要效法尼克松并超过他，从而在美国历史上形成了恐怖的十年。在这些想要以反共而出名的人当中，麦卡锡是他们的急先锋和典型代表，但从实质上说他是一个无原则的投机分子，他的反共既非出于信仰，也非出于感情，而是出于押宝，利用各种不满情绪，散布谣言，疯狂地进行政治投机。他的反共只是出于表演的需要，他充当的是一个演员的角色，但这个角色却使其他许多人入戏甚深。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大多数美国人都处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中，麦卡锡的阴谋诡计得逞了，监视、告密和诬陷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身心痛苦与灾难。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即使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要害部门也难以逃脱被麦卡锡和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审查清算的厄运。

在麦卡锡时代，恐怖的气氛笼罩全美。成千上万的民主进步人士以及美国政府、军队中的普通成员都遭到迫害，他们的亲朋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政治压迫。在高校中，许多教师和学者因有“共产主义嫌疑”而被解雇，其他人在他们的同事或学生被剥夺人权时袖手旁观，不敢有一言争辩。伊莱亚·卡赞等人在非美活动委员会前捶胸顿足，发誓效忠，点名出卖，坦白一切。虽然他们坦白的东西不值一提，但一旦被有心人利用，就可能成为使他们丧失名誉和牺牲生命的利器。面对美国的举国疯狂，在罗森堡夫妇被杀害后的第二天，法国哲学家萨特毫无掩饰地说：“当心，美国得了狂犬病。”在那一时期里，人们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以致曾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创造过政治气候的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感叹：“这种攻势的范围如此广泛，似乎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受到攻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耻辱。”h

麦卡锡于1957年5月2日因病死去，但麦卡锡的死亡并不意味着麦卡锡主义的终结。尽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反对麦卡锡在共和党统治阶级内部制造严重的混乱，担心他的行动会威胁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生存，但在适应冷战形势和党派斗争需要方面，两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仅对麦卡锡的种种倒行逆施姑息迁就，甚至还推波助澜，在麦卡锡死后仍然坚持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激进政策。麦卡锡个人已经成为过去，但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进步思想和左翼人士的调查有增无减，美国国内思想禁锢的铁幕封闭得依如其旧。这一时期，由于把思想上的激进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颠覆，人们虽然能够看清社会中发生的多数丑恶和错误，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发生。人们即使对这些错误有着强烈的反对情绪，却不能在公开场合甚至私人交往空间中表现出来，对美国现存制度批评的声音几乎完全窒息了，形成了“沉默的一代”i。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人人自危的局面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所以，十年的缄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们不想时时刻刻地绷紧自己的神经，不想再被人无时无刻地监视和猜忌，不想再原谅一切非人的关系和不真实的东西，不想再经受孤独和恶，更不想随时随地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密歇根大学于1962年召开了影响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政治运动的SDS第一届全国大会。1964年9月至12月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言论自由运动，要求取消校园政治活动的禁令，承认学生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从而激发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运动”。《赫索格》开始写作是在1960年，出版于1964年，作品的主人公赫索格好像已经接近风暴的中心，但实际情况是赫索格尚处在思想禁锢的余波中。他在个人生活上失败了，被第二任妻子和她的情夫诬陷精神有毛病，他自己也有一阵子怀疑过他的精神是否正常，甚至说：“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j但他并没有患精神病，他说：“亲爱的泽尔达姨妈，你当然得护着你的外甥女兒。我只不过是个外人而已……在你们心中，我是玛德琳的好丈夫的时候，我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突然玛德琳决定要拉倒了——于是我也就突然变成了一条疯狗。连警察局也接到了有关我精神状态的报告，他们甚至还讨论过要不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作为一个蹩脚的文化战士，赫索格过着混乱的生活，书中随处可见的意识流和自言自语只不过是赫索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敏感而已。虽然他依然忠于文明和反对极端主义，但是他已经背离了那个温和、稳健、奉行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他十分渴望与人交流，诉说自己的痛苦与困惑：“我一直手忙脚乱地给四面八方的人写信。也许我希望把一切都变成言词，迫使玛德琳和格斯贝奇有点良心……我必须尽量保持着紧张的不安的状态，没有这种不安，人就不再能称为人了。要是不安没有引起忧苦，那不安就是离开我了。我把信件撒满整个世界，为的是阻止它，不让它逃跑。我要不安保留在人的形体之中，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个完整的环境，把它网罗其中。”在这里，赫索格所要保持的不安实际上就是在思想禁锢的政治高压下敢于面对死亡与暴行，不与世俗社会同流合污的生存的勇气——孤立的人的孤立的勇气。为什么？因为他让整个世界压在他身上了。

赫索格著作等身，善于思考，并且出版有《浪漫主义和基督教》等诸多论著。他有着知识分子的特点：好写文章和发议论。并且，“他是一个做事不依绳法的人，思考问题时习惯胡乱地先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兜圈子，然后才抓住重点。他常常指望用一种逗乐似的策略，在出其不意中把问题的要点抓住”。他的这种策略应该是在麦卡锡和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文化审查的政治恐怖气氛中锻炼出来的，为的是不容易让人抓住自己的把柄。在与玛德琳离婚之前，他的交流对象是格斯贝奇，但格斯贝奇却联合玛德琳欺骗了他。现在除了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埃维德说点心里话外，他很难找到聆听者了。然而与埃维德谈论的问题也只能限于自己与玛德琳之间发生的事情，谈论他作为活生生的人被玛德琳和格斯贝奇搜刮至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埃维德担心赫索格精神上有问题，所以建议他到外地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可是在第二年3月从欧洲回到芝加哥时，他的健康状况比11月去的时候还要坏。玛德琳则全力以待，准备让警察逮捕可能对她造成威胁的他。而他的婚姻之所以失败，用桑多的话说就是他不像那班在大学里混饭吃的家伙。他是个正人君子，而卑鄙龌龊才是真正的事实，所以他应该忍受，并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正如桑多所说，赫索格是个正人君子，他固执盲目地要做一个好人。虽然他看起来有些自不量力，勇气不够，才智不足，而且他在两性关系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过错，但他还是真心爱着玛德琳的，为此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还有他的日本情人园子。正是出于对玛德琳的爱，他打不还手，言听计从。即使是这样，玛德琳依然态度坚决地抛弃了他，赫索格渊博的知识在格斯贝奇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面前败下阵来。在周围的人看来，坚持知识分子立场的赫索格无疑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而在玛德琳和格斯贝奇的眼里，赫索格不过是一个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的傻子。

在赫索格看来，所有的女性在结婚以前都是他所梦想的艺术的化身，结婚以后却都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师，指导他如何应对实际生活，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永远也不能处理好这方面的事情。在第二次婚姻失败后，赫索格试图为自己辩护。首先是为自己在婚姻关系中所做的努力辩护：“在这种年头，要是仿佛不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似的对人行善，一定会被人疑作是脑子有毛病了——患了受虐狂或者是任性症什么的……我没对她还手，大概做对了吧？这也许会使她回心转意。但我得告诉你，在我们吵架时，我的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却使她大为恼火，仿佛我这是存心用宗教手法来战胜她。”在两人的婚姻关系中，她行使的是超越自我的权利。其次，女性的善变使得赫索格头晕目眩。他提出了自己对于女性的疑问：“当然，要是你认为我真是个危险人物，说谎就是你的责任了……然而，女人的欺骗行径，是个大题目。狡诈隐蔽，在性方面进行欺骗，施展阴谋诡计，自有其乐趣……永远搞不清女人要的是什么，她们到底要什么。她们吃碧绿的生菜，喝鲜红的人血。”

他深入思考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的命运。他认为，据托克威尔研究，现代的民主制度将会使犯罪行为减少，但会使个人的罪恶增加。实际情况应该说是个人的罪恶减少，而集体的犯罪增加。多数这种集体的或有组织的犯罪，其目标正是为了减少出乱子的危险。“在每个社会中，总有一类人对旁人是有危险的。我指的不是那些罪犯，对罪犯我们已经有惩治之法。我指的是那班领袖人物。因为通常都是最危险的人物才追求权力。”美国的统治者不想社会出乱子，所以他们选择了麦卡锡主义。赫索格在1952年史蒂文森竞选总统时曾经支持过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伟大时代也许已经到来，聪明才智终将在公共事务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知识分子得其所矣。”但选举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艾森豪威尔当选后，“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好学深思的人轮不到事情做，而那班不学无术的人却掌管一切”。政府可以“耗费几百亿军费去对抗海外的敌人，却不愿意为恢复国内秩序付出任何代价，让野蛮残暴的行径在自己的大城市里横行泛滥”k。当社会越来越富于政治性时，人的个性就会越来越消失了，“被科学改造过了，被巨大的控制力量压服了。臣服在机械化所产生的环境之中，在激进的希望破灭之后，在一个分崩离析而又贬低人的价值的社会里，数字变得越来越有分量而自我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被毁灭，知识分子注定要做那班有权毁灭他们的人的奴隶，对权力俯首帖耳，踏实效忠。赫索格是否做了那班人的奴隶了呢？显然没有，虽然他在最后说：“我对现状已相当满意，满足于我的以及别人的意志给我的安排，只要我能在这儿住下去，不管多久我都会感到心满意足。”在这里，使赫索格感到满足的是内在的使人幸福欢欣的某种东西，它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和神圣的感情。

作为知识分子的赫索格，想要与别人探讨自己的生活。他要寻求“自我的本质”，曾痛苦地大声疾呼：“我感谢上苍给予我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但对有些人来说，他的所作所为中有些让人不可理解，这些人包括他的家庭医生、律师、第一任妻子、儿子、已经去世的母亲、情人雷蒙娜等。对另一些人如玛德琳、格斯贝奇等来说，他的解释反而促使他们向相反的方面去想。泽尔达姨妈就认为玛德琳受到了赫索格的虐待：“你老是苛求别人，事事非依你不可。马德琳说，你一会儿要她干这个，一会儿要她帮那个，把她都给累坏了。”所以他被欺骗、被背叛和被抛弃是咎由自取。正是因为不会被理解或故意误解，他与这些人在沟通上必然存在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是不可能克服的，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如被认为是疯子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他写给他们的信就没有寄出的必要，他给活人写的这些信就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内心独白。至于他写给上帝、尼采、海德格尔、罗扎诺夫、夏皮罗、默梅斯坦教授、已经病逝的摩根弗洛士博士等人的信，都是对于人生意义和学术问题的探讨。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历史学教授，他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一团糟，但他不可能不关注学术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这些进步对人类本身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沦丧、良心堕落亵渎和玷污了勇气、荣誉、真诚、友谊和责任等良好的品质，而懦弱、颓废和流血充斥了现实生活。“现代人的个性是无常的、分裂的、摇摆不定的，缺乏古人那种金石不移的坚韧和确信，也不再存在17世纪那种坚定的思想，那种明确的原则。”赫索格之所以被托尼·坦纳视为仅仅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个人，是因为在白色恐怖中，人人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泯灭了自我个性。赫索格意识到“虽然真理之光从来没有远去，没有人卑微到或堕落到不能进入真理之光的地步”，但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生活是无力的、被驱逐的。“人现在可以享受自由了，可自由本身没有什么内容，就像一个空洞的口号。”“我并不以为我的处境安适。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都是幸存者，深知我们付出过的代价，因此各种关于人类进步的理论不适合我们的身份。认识到你是个幸存者，你会感到震惊；认识到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会潸然泪下。”所以，作为一个一直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教授，由于害怕因言获罪，他已经耽误了关于人类前途的著作《心灵现象学》的出版，从而使他的书稿从新作变成了学术遗迹。现在，他十分渴望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需要交流的对象要么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上帝，要么是已经死去的外国人，要么是没有联系方式的学者，所以这些信件注定也无法寄出。赫索格给州长、总统写信是对美国现状提出不满，这些见解是非美活动委员会严厉查禁的，除非赫索格愿意把自己送到枪口上去，让权力机构把自己消灭掉。显然，赫索格还没有傻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些信件是万万不能寄出的。但是，在人与人互相隔膜的社会中，赫索格太需要倾诉和交流了，于是他曾经认识的人，即使多年没有联系，比如二十二年前曾经为他做过体格检查的海军医生沃德玛·佐卓，也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他甚至给自己写信，进行自我交流。

一封封没有地址的信将《赫索格》整体贯穿起来，这些不能发出的连锁信记录了赫索格的生活悲欢，反映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从爱情到道德，从政治到哲学，从经济到自然科学，揭示了美国社会和精神出现的问题，表明这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可悲的时代，一个可怕的深渊。有的批评家认为，在这部小说中，赫索格好像仅仅存在于思想领域，只是自身各种念头的综合，一个空的容器，一个意识试验的熔炉，对社会是“不在场”的，但他们恰恰忘记了赫索格所处的时代环境。在一个思想受到禁锢，一不小心就会因言获罪、动辄得咎的美国社会中，现实生活反对“良心法则”，矛盾的需求严重地磨灭了许多人的个性。有些知识分子虽然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但并没有失落自己的责任心，没有停止思考的脚步。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赫索格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他想要分配道德责任给自己和他人来使得自己的世界具有意义。“我以我超人的记忆力，把所有死去的人和疯子，都监禁起来，连可能忘掉我的人我也不放过，我把他们全都捆绑在我的思想中，而且折磨他们。”既然这种思考不能以公开的方式发出声音，他又不吐不快，那就在无声的交流中表达出来。“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涂鸦式笔记和与人通信的方式是怎样荒谬绝伦，可是这并非出于他的自愿。他的怪癖控制着他。”控制着他的怪癖是在思想禁锢的铁幕下被迫形成的，是他确实“在场”的结果。《赫索格》中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引子、一个知识分子发声的由头。他意识到了，只要一开始消沉，思想首先就会达到死亡。现代美国社会中对思想生命的态度是，不把它当成一件值得人们忧苦的事情，而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对美利坚文明的心脏形成了巨大威胁，所以他希望恢复人们对思想灭亡的恐惧。“那种不明白为什么而生和为什么而死的意识，只会为难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运用写信这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赫索格将自己的思想表达给不能理解的地方，将兴高采烈的心情留给了自己，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与收件人一起分享着精神的乐趣。但在现实生活中，赫索格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被人误解，他被认为简直是疯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对自己还有所怀疑，现在他明确知道自己没有疯，但他渴望疯狂，所以他又一次大声地说：“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至于最后他不再发出任何信息，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这时的他距离自己的灵魂和内心从来没有这么近過，所以他希望不要有喧闹声，但他并没有向权力投降。路德村的老房子成为他暂时的精神栖身之所，在这里他安稳情绪，舔好伤口，将要投入新的战斗。

在小说中，第二次离婚使赫索格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精神状态中的癫狂。他的情况和中国现代作家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有些类似，“狂人”那些异于常人的思想行为致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他人的排挤、敌视，被认为是“有病”。但“狂人”并不是真狂，他是一个“五四”前夜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叛逆者，他的发狂表现的是他的觉醒与反抗。同样，赫索格这个他人眼中的“疯子”也没有真患上精神病，他在“疯狂”的头脑中苦苦地思索生活的意义、政府的责任、人生的意义等诸多问题，如政府的虚伪与当权者的愚蠢、疯狂和自大；民主制度造成更大范围的集体犯罪；科技发展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灾难——污染、失业、犯罪、贫富悬殊；人们崇尚物质享受，毫无个性；勇气、荣誉、坦诚、友谊和责任等曾被人称颂的美德已经消失殆尽，貌似虔诚的宗教信仰下掩藏着的却是虚伪，但是他仍然矢志如一地“深信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在一个被迫“放弃自我”和“个人退隐”的时代里，对于置身于“角色监狱”中的赫索格来说，他以貌似“人格分裂”的方式，在不断写信的过程中突破“角色自我”而达致“真实自我”，在不断深入思考中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在麦卡锡主义思想余毒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时期，赫索格高举起思想的大旗，走上知识分子挽救自我的道路。虽然口不能言，但谁也无法阻挡他头脑的思考，并且将这些思考以没有地址的信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信件不仅为赫索格的精神追求提供了“方便的临时演讲台”，展示了赫索格的思想意识，表明了他对政治经济、学术知识、爱情友情、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的看法和感受，并且使他能够参与包罗万象的外部生活，所以看似“沉默的一代”的他实际上又是“造反的一代”。有的美国评论家将赫索格称为“精神过敏的奥德修斯”，认为在追求人类价值的道路上，远古的奥德修斯成功了，而现代社会中的赫索格却失败了。在当时的美国，赫索格的悲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很难苟同，这个生活在现实中又不附和时代的疯狂，不随波逐流，努力想要保持个人尊严的现代奥德修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反对着社会的疯狂。虽然他越是书写（写信）越显示出他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显示出必须经由反抗的途径才能扫除白色恐怖，达到理想的国家形态，但在书写的过程中，经历过“自我本质危机”的他发出了寻找生命的呼唤。尽管赫索格生活中不加渲染的事实是如此可怕，社会丑恶日益猖獗，但他的信件不是对现实的躲避，而是对现实的正面攻击。虽然他曾认为人“像一场烦扰不休的梦，一团凝聚不散的烟雾”l，但他毕竟找到了人存在的价值。种种内心的磨难并没有将他摧毁，他在想象中一次又一次用激烈的言辞与或死去或活着的人交流，用口头表述代替直觉认识，寻找着那从来没有远去的真理之光。他以孤立的人的孤立的勇气打破了美国社会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死气沉沉的局面，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思想解放的春天。

a Morris Dickstein：《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王静：《论索尔·贝娄〈赫索格〉主人公身上的萨特存在主义倾向》，《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c 王小红：《思想迷惘的赫索格——美国6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缩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 5期。

d 孙尧：《索尔·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问题》，黑龙江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事实上，索尔·贝娄在给艾伦·布鲁姆的著作《论美国精神的封闭》写的序言中早已提出了这种说法。

e 凌晨光：《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第173页。

f “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g 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于1938年创立，用以监察美国纳粹的地下活动。但是，它却以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嫌疑个人、公共雇员和组织，调查不忠与颠覆行为而著名。1969年，众议院将委员会更名为“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当众议院在1975年废除该委员会时，其职能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接任。

h 刘绪贻、杨生茂：《美国通史（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i “沉默的一代”一词在1951年《时代周刊》上首次出现，指这一代美国人在麦卡锡横行时期的沉默，及其融入社会秩序的意愿。

j 宋兆霖主编：《索尔·贝娄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k Sual Bellow.Herzog[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248.（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 2 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作 者： 张宪军，文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較文学与世界文学 。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