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

关键词：美国文学；波特；宗教观；矛盾性

摘要：宗教意识和态度，凯瑟琳·安妮·波特小说创作丰富意蕴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她的代表作《开花的犹大树》《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有着天主教信仰的女主人公们，在充满灾难、危机的世界里面对背叛、死亡、虚无，感到迷、幻灭，艰难寻找着生存的意义和支撑。由此可见波特对宗教既渴望相信又持深深怀疑的矛盾心态、对所处时代宗教危机的感知和寻找精神信靠的努力。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22-07

20世纪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以中短篇小说创作见长，作品数量不多但成就显著。她出生于素有“圣经地带”之称的美国南方，母亲和姨妈们都信奉天主教。她12岁时与姐姐一起被送到厄苏林修道院读书，16岁第一次结婚时皈依了天主教，直至90高龄辞世保持她的天主教徒身份。宗教意识和态度，是她的创作丰富意蕴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她曾经说过：“在我的小说当中有大量的宗教象征，因为我有非常强的宗教观念。”但是，波特的宗教观充满了矛盾，宗教信仰并不纯正。她反感充满清规戒律的修道院生活，认为自己在那里受到的不过是零散、无用的装饰性教育。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她对等级森严、专制独裁的宗教制度持一种怀疑态度，经常批评宗教的无能和滥用。对宗教的怀疑、反感、甚至反叛，与对宗教的信仰、皈依和驯服，交织纠结，贯穿于波特的一生，也渗透她的创作。从她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著名的三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探见波特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挥之不去的怀疑、迷茫的情绪。

一、《开花的犹大树》：宗教与政治信仰的双重背叛

20世纪初，摆脱殖民地位但处于独裁统治下的墨西哥，争取民主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波特身处与墨西哥接壤的德州，受革命的感召，于20世纪20年代数次来到墨西哥。这段经历成为她数篇小说的题材来源，包括成为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点题之作的《开花的犹大树》。

小说中，22岁的美国女子劳拉来到墨西哥，参加当地的革命事业。她学习民间艺术，教印第安孩子们学英语，与此同时参加工会会议，为革命者传递情报，去监狱探望政治犯，为他们送去生活必需品。劳拉“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一再不由自主地溜进快要倒塌的小教堂，跪在冷冰冰的石头上，瞧着她在特旺特佩克买的那本金色的《玫瑰经》，念一段‘万福玛利亚”，教堂装饰与仪式的美都令她着迷。同时劳拉努力掩饰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这与自己投身的革命格格不入，因为她参加的革命早已蜕变成了世俗宗教。

革命领袖布拉焦尼被追随者视为基督耶稣，被赞颂为“‘有一种真正崇高的感情、一种对人类的爱，超越于仅仅是个人的爱慕之上”。小说中大量的细节都让人想起基督的形象：他是“被选中的人”，新天新地的创造者，“是预定用来消除残酷和不公正、产生一个由仁慈的无政府主义统治的新世界的”。他像耶稣一样地布道：“用催眠的声调在说话，他在小房间里对一群挤得很紧、专心静听的人讲话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声调的。他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费尽心机当一个优秀的革命家和专业的人类爱好者”，入狱的政治犯和普通群众都在等待布拉焦尼的拯救。“饿肚子的人在他的办公室外等上几个钟头，为了要跟他说一句话”，“他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把把小硬币来给他们，他答应给他们工作；将要发动一次次示威游行，他们一定要参加工会，出席会议，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提防奸细”。布拉焦尼提醒人们要提防背叛者，而实际上这个背叛者恰恰是他自己。

布拉焦尼是伪基督，不仅在外貌上与基督的巨大差异让劳拉失望：“布拉焦尼这个贪吃的大胖子已经变成她许多幻灭的象征，因为一个革命者既然有崇高的信仰，就应该长得瘦削、生气勃勃，是一切抽象的美德的化身”；更在于道德品行上的背离。布拉焦尼冷酷凶狠、自私自利，“他有的是阴毒的念头、机灵的才干、邪恶的手段、敏锐的机智、冷酷的心肠，坚决做到有利可图地爱这个世界。”“没有人敢讥笑他，不管对谁，布拉焦尼都狠心，显出一种特殊的蛮横态度”。他贪食好色，自大自恋，“爱他自己爱得一往情深、体贴入微，而且对自己永远宽大为怀”。

在布拉焦尼身上更多显现的是背叛者犹大的特征。作为革命领袖，他背叛仁爱、宽恕的教义，崇尚暴力和杀戮。他把手枪、大炮视为好东西，“归根结蒂，我把信心寄托在优质的甘油炸药上”，“我一度梦想毁掉这个城市，要是它竟敢反抗奥尔蒂斯将军的话”。他告诉劳拉在即将到来的五一节，恰逢天主教徒的赞美圣母的纪念日，而社会主义者要纪念他们的烈士，“两支独立的游行队伍将从城市的两头出发，浩浩荡荡地前进，直到相遇”，他所做的便是让劳拉为他擦枪上子弹。作为丈夫，他背叛忠贞的妻子。妻子是他的革命同志，组织工厂女工的工会活动，却要忍受他的四处滥情。作为革命领袖，他又是革命事业的背叛者。他把领导权视为谋求私利的工具，“这种权使他能够毫无过错地占有许多东西”，他善于玩弄权术，操纵民众，与外国革命者互相利用。对革命同志则轻蔑、冷漠而提防，认为“他们愚蠢，他们懒惰，他们靠不住，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割断我的喉咙”。听说狱中的革命者欧亨尼奥绝望自杀的消息，他的反应竟然是：“他是个蠢货，他要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是个蠢货，咱们还是没有他好。”他回家后妻子给他洗脚的场景，令人联想到《新约·约翰福音》中已知犹大要出卖他的耶稣给众门徒包括犹大洗脚的记载。为他洗脚的妻子也向他请求：“原谅我！”

表面看来劳拉完全不同于布拉焦尼，但正如布拉焦尼对劳拉说：“你生来就是要失望的。咱们两人在有些事情上比你认识到的更相像。”他们都是背叛者，劳拉隐匿了她的天主教信仰，参加了革命，可是革命并没有成为她真正的信仰。她看到革命旗帜后的阴影，充满幻灭感和由此而生的疏离感。在工会会议上“听那些热闹而神奇的声音为策略、方法和国内的政治吵吵咧咧。她到牢房里去探望那些信仰相同的囚犯，他们在那儿数蟑螂，对自己的不谨慎表示后悔，创作回忆录，为那些仍然行动自由、手插在裤袋里、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同志写出声明和计划，借此苦中作乐”，“诅咒他们的朋友迟迟不运用金钱和权势把他们营救出去”。对于那些她正在帮助的革命党人，“她的肉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用一个单音字拒绝跟他变得熟悉和亲切”。她明明对追求她的布拉焦尼厌烦透顶，却掩饰得不露痕迹，装出如同聆听基督教诲的信徒模样，倾听布拉焦尼跑调难听的演唱，“开朗而真诚地望着布拉焦尼，像一个懂规矩的好孩子”。她的内心缺乏爱和热情，对无论是革命军年轻上尉还是组织印刷工会的小伙子的追求，均持淡漠和抗拒的态度，就连她所喜爱的当地孩子们，“对她来说，始终是陌生人”。“她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引入歧途，因为她对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有一个想法，而她心中的生活方式跟这个想法简直对不上号”。

犹大树因相传出卖耶稣的犹大吊死在这种树上而得此恶名，“开花的犹大树”是全篇的中心意象，犹大树象征的“背叛”也是全篇表现的基本主题。在狱中得不到拯救的革命者欧亨尼奥服用了劳拉带给他的安眠药自尽了，他进入劳拉的恶梦，要带她去死亡之国。“欧亨尼奥用怜悯的声音说，拿着吃吧：从那棵犹大树上，他摘下暖乎乎、淌着鲜血似的汁水的花，递到她的嘴边。……杀人犯！欧亨尼奥说，又是吃人肉的！这是我的肉体和鲜血！”这个场景与《新约·马太福音》26章中最后的圣餐中的场景明显有着对应：“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是，欧亨尼奥不是为爱而自我牺牲的主，而是被动的牺牲品；劳拉也不是忠实的信徒，而是背叛者和杀人者的帮凶，尽管她的内心充满不安和负疚。

波特坦言“开花的犹大树”象征着背叛。作品中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的追随者，既背叛了基督耶稣，也背叛了革命事业。而在《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中，背叛更是无处不在，甚至连被信仰的主也成了背叛者。

二、《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来自世间与天上的背叛

在《开花的犹大树》里劳拉“隐隐约约地感到一阵寒冷，一种完全是肉体的危险感，内心里有一个预兆：暴力、肢体残缺、惨死越来越不耐烦的等待着她”。而在《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中，对将近80岁的卧床不起的韦瑟罗尔奶奶而言，死亡已经实实在在地等候着她，尽管这位要强而倔强的老妇人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病了。

波特充分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小说全篇以韦瑟罗尔奶奶病重临终前清醒与昏迷、回忆与现实之间的意识流动构成。韦瑟罗尔奶奶一生笃信、虔敬上帝，但是却先后遭到两次无情的遗弃。第一次是60年前，穿着婚纱、站在雪白的结婚蛋糕旁的她没有等到新郎乔治。这以后，韦瑟罗尔奶奶努力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她结婚生子，但丈夫约翰又早逝，那时的她不过是“一个头发上插着山峰似的西班牙式梳子、手里拿着有彩色画的扇子的年轻女人”。从此她坚韧顽强地独力操持着这个家，“煮了多少人的饭，裁缝多少人的衣服，还得种多少菜地”，“用栅栏圈了一百英亩地，她自己挖洞竖木桩，只有一个黑种小男孩做帮手扎铁丝”，“一宿一宿地不睡觉，坐着照顾害病的马、害病的黑人和害病的孩子”，正像她的名字weatherall所寓意的——饱经沧桑，经历了艰难岁月。即使成年后，她的孩子们都如此倚重她，女儿莉迪亚有了孩子还会向妈妈讨教管理孩子的法子；儿子吉米处理各种事情时会征求妈妈的意见；女儿科妮莉亚连整理房间都要求助于妈妈。

60岁那年，韦瑟罗尔奶奶以为自己来日不多，写好了遗嘱，逐家登门向儿孙们告别。没想到20年后，当她已经忘却了死亡的时候，死亡却不期而至，攫住了她。

光与黑暗是小说的中心意象。光与黑暗在基督教的象征符号里具有重要意义。神造天地，首先就是把光赐予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了光明，万物赖以为生。“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的反面就是黑暗，一切犯罪的、在死亡权势底下的和在魔鬼控制之下的，都是黑暗。当世人落在罪恶、黑暗中时，神将真光——基督耶稣带到地上来，“他（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韦瑟罗尔奶奶一直跟随着神的光芒。她在20岁那年遇到了最黑暗的一天，她在婚礼现场成为被遗弃的新娘。“整个世界脱底了，眼前漆黑，浑身是汗，脚底下是空的，四面的墙壁在倒下去。”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只要想到那遭背叛和遗弃的日子，黑暗和恐惧就开始弥漫：“那一天，那一天，可是一溜黑烟旋转着升起，把那一天遮掉了，它悄悄地上升和蔓延，伸进晴朗的田野，田野里仔细地种着一溜溜整齐的庄稼。这是地狱，她一看就知道是地狱。”“你被抛弃了，对不对？那么，坚强地忍受吧。”她听从了这个声音。每当幽暗来临的时候，她总是寻找光明来抵御、驱散，“点灯是叫人愉快的事情”。当灯亮起，孩子们不再害怕，“他们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赖在妈妈的身旁了。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再这样了。上帝啊，我一辈子感谢您。没有您，我的上帝，我再怎么也干不了。万福，玛利亚，恩情无边。”这光明与神的恩典与护佑联系在一起。对上帝的信念支撑着韦瑟罗尔奶奶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建立起“把一切安排得有条有理，妥妥帖帖”、“把样样东西拾掇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新秩序。

可是，弥留之际，努力遗忘的往事又浮现韦瑟罗尔奶奶的脑海，“六十年来，她一直祈祷，千万别再记起他和别让她的灵魂落入地狱的深渊，眼下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了，对他的想念变成从地狱里冒出来的一片烟云，它在她的脑子里移动、蔓延”。60年前被遗弃所受的伤害，并没有因为以后的生活而得到弥补。她不断想起和寻找那个实际不存在的孩子——哈普西（Hapsy），这个“像灰色的薄雾那样飘忽”的娃娃实际上是她未曾得到的幸福的象征。虽然她有了丈夫、孩子，“啊，不，上帝啊，不，除了家庭、男人和孩子意外，还有别的什么哪。啊，不用说，那不是一切吧？还有什么呢？反正有什么我没有到手。……”。她还要去找哈普西，她还有好多事没有安排，她向上帝求告：“我亲爱的主，原来我快要死了，可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的孩子们来送我终。可是我还不能死，这时还死不得。啊，我一直讨厌措手不及。”但是，黑暗挥之不去，“深颜色带着长长的角落里的阴影向着天花板升去”，“她的身子这时候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影子。而这黑暗会使那点灯光蜷缩，而且把她吞没。上帝啊，显一个奇迹吧！”她的祈求没有得到回应，她苦苦期盼的上帝并没有显灵，她受到第二次也是最无情的遗弃，“第二回没有奇迹。房子里又没有新郎和教士了。她没法记得任何其他的悲伤，因为这个极大的痛苦把一切都排除了。啊，不，没有比这更狠心的事情了——我永远不会原谅的。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伸直自己的身子，吹熄了灯。”绝望的韦瑟罗尔奶奶吹熄了自己的生命之灯，更是吹熄了燃了一生的信仰之灯。

韦瑟罗尔奶奶与《开花的犹大树》中的劳拉有很大的不同。劳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职业女性，主动地背离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投身革命，又因为对革命的幻灭而失却了信念和热情，成为宗教和政治的双重背叛者。韦瑟罗尔奶奶是相夫教子的乡村女子，一生信奉上帝，谨守教规，但一生努力也没能弥补生活的缺憾。她“对她的灵魂感到放心”，其实是自我欺骗，事实上，先后遭受世间和天上的“新郎”遗弃，她是被背叛者。不过两人都努力从生活中艰难寻找生存的意义。《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米兰达是又一位这样的女主人公。

三、《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虚无中

的抗争

米兰达是波特中、短篇小说中多次再现、具很强自传性的女子。作品中一般对她直呼其名，偶尔用第三人称“她”替代。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精确地了解她的成长。中篇小说《老人》（1939）第一部情节开始的1902年，她8岁；结束时为1912年，她18岁。到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1939）描写的1918年，她为24岁。从敏感又倔强的南方小姑娘成长为自强自立的记者，从堆积历史沉尘的南方走向充满灾难的现代世界，从摆脱历史重负到承受现实压力，这些都是波特自身经历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米兰达脱离了企图控制她思想的家族，摆脱了使她感到厌倦的婚姻，单枪匹马闯天下。她无财无貌无势，栖身公寓，奔命于报社记者工作，不仅思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我的呢？什么也不是我的，我只有什么也没有，不过没有也够了，也挺美，没有就是我的一切嘛。”除自己的力量别无可倚，这一方面是她的困窘，另一方面是她的骄傲。这种骄傲，是走出传统窠臼女性独立个性的标志。

正如波特所感喟的：现代的不幸情况是这么严酷，压力是这么沉重。现实以最严酷可怕的形式——战争出现了，把社会现实的种种不人道行为最集中暴露出来。小说的题目为全篇定下了悲剧基调。它来自一首黑人歌曲：“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已经带走了我的爱人……”骑灰色马的灰色骑手便是死神，典故出自《新约·启示录》：“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种惨景在作品描写的1918年一一得以应现。战争、贫困、时疫、兽性共同肆虐，造成广泛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死亡。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以米兰达与死神的一场搏斗作为贯穿线索。从染病、病重到死里逃生，米兰达常陷于昏睡状态，于是梦与昏迷占据了重要篇幅，每个梦都与死亡相关。

小说开始便是梦境。已染病尚不自知的米兰达梦见了灰色的死神，而醒来后的第一意识是战争，战争与死亡便重合了。参战者“躺在贝洛森林里腐烂”，待战者如同“献祭的羔羊”。时疫开始蔓延，满街是出殡的队伍。

两个狐假虎威、衣着考究、营养过剩的男人来到报社，对米兰达眼光凶狠地说着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论调，以解雇相威胁，逼迫入不敷出的她购买自由公债。她只能在心底里说：“让这场肮脏的战争见鬼去吧！”她与一群年轻女子去医院慰问伤员，从一个沉默的充满敌意的伤员身上印证了自己的看法：这一切不过是矫揉造作、更体面地葬送牺牲品的方式。然而当她说出“我讨厌”而遭到小心谨慎的反应时，她也不得不变得谨慎。

在工作上米兰达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由于不愿意报道一个不幸的女孩的隐私，而被作为竞争对手的报纸抢了先机，米兰达与另一个女记者汤尼一起被降职，“去担承那种照例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当了娱乐记者。如今那个暗地里独立、叛逆的汤尼，当众也说着“甘心情愿的为祖国牺牲她自己”的漂亮话。米兰达因为在剧评中说实话招来了麻烦，同事体育记者查克指点她：“‘你干的那份差事只要去捧那些红角儿就行了；那些倒霉的角色呢，你连提都不用提。要牢牢记住，这个城里的戏剧行业是赖平斯基一手包办。讨赖平斯基喜欢了，你就会讨广告部喜欢，讨他们喜欢了，你就会加工资。互相利用嘛，我可怜的傻丫头，你永远学不会吗？‘我看来一直尽学错误的东西，米兰达绝望地说。”

难道真的是米兰达错了？戏剧演出幕间，巨大的美国国旗遮盖了背景，推销自由公债的“为政府办事的人”，又在发表“老一套的、尽是灰尘的背景前老一套的、叫人厌烦的讲演”，号召人民为民主、人道而牺牲。米兰达不由得发问：“煤、石油、铁、国际金融，你干吗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的情况呢，你这个撒谎的小混蛋？”战争打着民主、爱国的旗帜，以人道之名行反人道之实，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勒斯克委员会这样的调查机构控制人们的思想，剥夺人们的精神自由。米兰达望着剧场中的人群思忖：“这儿一定有许许多多人跟我一样想法，而我们不敢交谈一句话，谈谈我们的绝望，我们是听凭宰杀的哑巴牲口，可为什么呢？”米兰达向亚当倾诉：“这叫我害怕，我也生活在恐惧中，可没有人应该生活在恐惧中。尽是欺骗、撒谎。这就是战争对头脑和心灵造成的危害，……战争对它们的影响比对肉体的危害更糟。”

米兰达终于被流感击倒。到第二个梦，埋在米兰达潜意识底层的死亡感已上升到表层。波特根据内容需要，极为纯熟、自然、妥帖地运用意识流手法，使人物病中生理感觉与心理感觉相对应。米兰达因发冷感到自己在寒冷的山上雪地里，回忆起以前熟悉的宁静温暖的地方。突然墙无声无息地斜下去。她坐船飞进了丛林——“一个危机四伏、神秘莫测、充满死亡的场所”，尖叫、吼叫的各种声音汇聚成两个词：危险、打仗！战争的驱入，消灭了和平，原有的生活秩序、价值观念悄然崩溃。

染病的米兰达把房东太太吓坏了，她恨不得立马把她赶出去，没有医院包括教会医院肯接纳她，只有亚当来照顾她。爱情，不期然地在阴影遍布的时刻降临。米兰达与正在休假的少尉亚当相遇，“她喜欢他，她喜欢他，而且还不只是喜欢他，但是连想想也不行，因为他不是她的，也不是哪一个女人的，他已经同别人隔绝，并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认识，也不是他自己有什么作为，就不得不去送死”。她在绝望中抵御爱情，明白“不管是亚当还是她，都压根儿没有前途”，“不要亚当，没有时间，而且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来谈情说爱，然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米兰达的第三个梦关于爱与死。“只有这痛苦的疾病，只有这个房间和只有亚当。再也没有多样的生活，也没有回忆和希望”，在与亚当相互爱情的表白后，米兰达就“飘进了黑暗”。梦境中，她又回到那个危机四伏、充满噪音的树林，一阵尖叫的箭射穿亚当心房，亚当总能倒下复生。米兰达挡在他面前，箭射穿两人心房，宛如丘比特爱情之前将他们联结。但是这又是战争之箭，亚当倒地死去，反倒是米兰达幸存。

米兰达被送进了医院，她再次陷入昏迷。她踏上走向死亡的道路，医生化身为穿白衣服的刽子手，推着一个身材畸形的老头走过，老头哭喊着：“上帝作证，我没有罪”，但无济于事。为她治疗的希尔德谢姆医生“带着德国钢盔的骷髅”，杀人放毒。短暂清醒后的再次昏迷中，她躺在无底的深渊也就是地狱上方的岩石上，面对彻底的虚无，似乎“完全摆脱对人生的一切关心”。然而，“完全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动机，执著的生存意志所组成”的“一颗微小而光线强烈的生命的火星”，“全力抵制着毁灭，挣扎着活下去，狂热地追求着生存”。生命的火星化作了彩虹，米兰达穿过虹桥，欣喜地遇见她所认识的人。可是在这片美好的新国土上看不到那些死去的人，顿时，灿烂的景色消失，她又独行在白雪覆盖的陡峭小路上，找不到回去的方向。米兰达醒了过来，摆脱了死神的纠缠，听到了庆祝停战的钟声、鸣笛声和歌声。

早就有死亡预感，已为这个结局作着准备的米兰达，却在几乎不可救的情况下，像基督的门徒拉撒路一样地死后复活。她从一个多月前的来信中得知：那健康的、希冀幸存回家后念书、以后成为电气工程师的亚当未死在炮火下，却染上流感死于兵营医院。她全无劫后余生的庆幸，“像个陌生人那样用暗藏着敌意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从标题到全篇，《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运用了大量来自圣经的典故、意象和象征。灰色骑手——死神，以战争和瘟疫的形式，带来的恐惧、破坏、毁灭和虚无，笼罩始终。政府的人强制米兰达购买自由公债时，不仅讲冠冕堂皇的爱国大道理，也从投资的角度去劝诱，说“这件事像教会一样靠得住”，可是自始至终，教会未曾显示过它的“靠得住”。在米兰达尚未陷入昏迷前，她与亚当讨论到各自的宗教信仰，米兰达是天主教徒，亚当是长老会教徒，而他们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熟悉的是同一部圣经。米兰达要求亚当与她一起背诵圣经中的四福音书，“避免睡着。我害怕睡着，我可能醒不过来了。别让我睡着，亚当。你知道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吗？”她想以此来抵御死亡。但是现实中，上帝已死，宗教失去了精神支柱作用，完全拯救不了悲惨世界里的人们。亚当，这个人类始祖的名字，含蕴深邃，是早期美国民族的象征。爱默生有句名言：“这里站着古朴率真的亚当，以单纯的自我面对着这个世界。”米兰达的爱人亚当，是纯真思想品格的代表。“纯洁，她心里想，一心一意，毫无缺点、完完整整，就像一只献祭的羔羊应该的那样。”亚当明白战争带来的是没有补偿、无可救赎的死亡，但是他觉得参战是国民的责任，无可回避。尽管独处时“脸上流露出痛苦的担心和幻灭的神情”，但“这只献祭的羔羊”还是迈着大步走向战场。米兰达在内心呼唤：“亚当，摆脱你的梦想，听我说”，伊甸园已不复存在，人们面对的只是堕落的、充满欺骗和暴力的“地狱”般的世界。

波特“既强烈地渴望相信宗教又深深地怀疑宗教”，对宗教的矛盾心态鲜明体现在她的作品中。三部作品中的女人公人生境遇有很大的不同，但如作者波特一样，都是天主教徒，从事革命事业的劳拉无法舍弃她的宗教信仰，韦瑟罗尔奶奶以对上帝的信仰支撑了漫长岁月，现代职业女性米兰达的意识中摆脱不掉深深的宗教印记。但是，她们所遭遇的是充满艰辛灾难、矛盾危机的世界，面对的是背叛、死亡、虚无，感到的是困惑迷惘、幻灭绝望，而她们的幻灭和迷惘正是波特本人在现实中所感受的。波特见证了她所处时代政治、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感受到她所信仰的上帝的无能与缺席。她曾经说：“我有时真希望有一个上帝，他能铲除世间的罪恶，惩罚那些正在毁灭世界的恶棍。但是我想大自然就是一种上帝，他盲目而没有分辨能力，他总是在帮助有罪之手去摧毁无辜的人们。”“上帝，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呼唤，但我不知道这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上帝不能给虔诚的信徒韦瑟罗尔奶奶带来心灵的安宁，不能阻止世界上信仰同一个上帝的人们以战争的形式相互残杀。甚而，宗教往往成为被世俗力量所利用的对象甚至是合谋者，布拉焦尼把革命事业变成实现个人野心的“伪宗教”，战争中政客们混合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去蛊惑、愚弄民众，把他们变成听人宰割的替罪羔羊。在感知现代西方社会“上帝已死”的信仰危机的同时，波特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宗教信仰又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这是她在乱世中的一种精神信靠，就像已经投入革命的劳拉不由自主地进入教堂去做祷告。波特用艺术记录了她的幻灭和失落，她的寻求和希冀，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感受。她说：“如果艺术家真想面对，没有什么是虚无的，也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真实面对那是他的事业。他没有权力那样绕过这个问题。人类生活本身可能差不多完全是一场场混乱，可艺术家的工作——他惟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提取混乱和互无联系的事物，那些看似无法调和的事物，将其放置在一个框架中，赋予它们以形式和意义，纵然这种意义只是个人之见。”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结尾，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米兰达唯有把自己交付给自己。尽管现实变得陌生、黯淡、残缺和荒诞；尽管重获的生命“再会把她引向死亡”；尽管亚当永不复返，“从前是温柔和能够爱的”心变得“冰冷、麻木”，面对“大炮声停止后茫然的静寂”、“空荡荡的街道、严寒彻骨的明天的光明”，她鼓励自己“再怎么也不能这样失魂落魄了”，“现在是干一切事情的时候了”。“没有也够了，也挺美，没有就是我的一切”，如同20世纪文学中加缪笔下的西绪福斯、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波特塑造的人物，在无望的反抗中获得人的尊严，在无价值的人生中努力建立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