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贫困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影响的文献综述

2021-10-13蒋舒娜张弛向延平杜荣

现代商贸工业 2021年31期
关键词:贫困地区

蒋舒娜 张弛 向延平 杜荣

摘 要:社会转型使得妇女家庭角色认知变化,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基于对连片特困贫困地区,从赋权视角出发,探讨脱贫攻坚中精准扶贫政策对女性家庭权力与地位的理论影响机制。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贫困地区;妇女家庭决策权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1.044

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和经济被打破,中国女性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的参与程度逐渐拔高,女性家庭地位得到一定提升。农业产业结构性转型进一步改善了女性经济地位,加速女性家庭角色认知转变,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逐步上升,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仍较弱(张互桂,2008),长期形成的男女家庭权力失衡局面并未被打破,男女家庭地位差距明显。女性在家庭决策中长期居于劣势,女性家庭权力的提升更多的是以家庭内部总体利益的削减和上代地位下移为实现途径(王金玲,2006)。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观念与社会规范在落后农村地区积重难返,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与传统社会性别文化的改变速度并不同步(吕青,2004)。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差异与其他社会差异交互存在,贫困与处于边缘的家庭女性面临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尖锐冲突,女性照顾家庭劳动被视为个人义务,这种照顾劳动加剧女性的收入贫困与时间贫困。男女权利失衡所形成的贫困陷阱拖累了地区与家庭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速度(klasen,1999)。国内诸多研究关注到中国近几十年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分析了女性家庭决策权制约因素,提倡加强妇女权能,但仍有不足。一方面,立足深度贫困地区分析农村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较少从公共政策视角切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妇女家庭权力的影响作用。

女性的家庭决策权指女性在家庭事务上的话语权,家庭事务主要包括夫妻双方就业、家庭日常消费、子女教育、生产经营等(王彩芳,2007)。关于女性家庭权力与地位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卓有影响的理论分析取向,即经济决定论、相对资源论、制度文化论。

1 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强调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对家庭权利的决定作用。该理论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阐释。其核心释义为:家庭是一个缩小的社会,男性代表资产阶级,女性则代表无产阶级,男性高于女性的经济获取能力赋予了其在家庭中的统治权力(王国鹏,2011)。研究者将这一理论拓展,认为在缺乏性别平等观念的社会制度下,女性获取资源的渠道单一,依赖家庭内部获取资源,而男性能通过家庭外部获得更多的资源,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以获得经济支持和外部资源,故而男性在家庭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佟新,2011)。在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呈现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照顾老小的发展态势(Qian,2008)。

2 相对资源论

相对资源论是女性家庭权利研究中比较常見的分析框架,多数关于女性家庭权利与夫妻地位博弈的研究都基于结构取向的资源理论展开(Kulik,,1999)。该理论囊括了经济决定论,强调夫妻的家庭决策权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双方的结构性资源,哪一方掌握的“相对资源”越多,其主导家庭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对资源是指夫妻双方在经济贡献、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家庭内外不同组织中经历和机会等方面的差异(Oropesa,1997)。研究发现,夫妻双方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是双方家庭权利博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妻子掌握的经济资源高于丈夫时,妻子全权掌握家庭决策权的可能性越大(Treas Judith,2012)。而夫妻双方谁享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职业地位越高,其在家庭决策中也将居于更有利的地位(Green,1997)。还有学者关注到年龄与教育对夫妻在家庭权力博弈中的影响作用,指出年长者在家庭事务决策中掌握的主动权更多(温蓉,2007),哪一方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家庭决策中享有的话语权越高(史清华,2009)。

3 制度文化论

制度文化论强调社会制度与文化对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制度文化理论分析中,已有研究热点集中在法律制度、文化习俗、宗教等因素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龚继红,2016)。有研究者指出:不公平的立法与积年累月的传统观念是造成家庭权力失衡的根本原因,在当前存在着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社会结构中,歧视性的法律体系导致性别不平等、权力不平衡长期存在(Milazzo,Annamaria,2019),尽管越来越多的地区出台了增强妇女权力的立法,但在法律推行的过程中,新法遭遇现有社会规范阻碍,推行缓慢,仅依靠立法,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Nino Abesadze,2020)。国内学者则更关注传统文化与观念对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抑制。在贫困农村,“男尊女卑”“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影响女性的生育偏好,在家庭中,生男孩的女人可能掌握的话语权更多(吴晓瑜、李力行,2011)。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导致了“以男为尊”“生男而止”的生养模式,这种生养模式会影响夫妻的相对资源,进而影响夫妻家庭决策权(殷浩栋,2018)。

4 公共政策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

影响妇女家庭权力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三种理论外,有研究者关注到公共政策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公共政策既能拓宽女性增强权能的渠道,也能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减贫政策显著提升了女性技能、收入与社会参与度,进而改变女性家庭资源占比,从而提升女性权利,村民自治政策与相关制度中对女性参政比例的调整,是对女性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政策性矫正。研究发现:妇女参加农业合作社对南非妇女赋权与缩小性别差距方面的具有一定作用,加入合作社对妇女在家庭,团体和社区的决策权具有积极影响,但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无明显改变。在金融要素的作用下,国际旅游业发展对增强妇女权能具有正向作用。

猜你喜欢

贫困地区
山西省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1.42亿元
交通运输部累计投入约7100亿支持贫困地区交通建设
上学不如“混社会”? 贫困地区的“厌学症”如何治
西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桂林举办
让深度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进城
贫困地区干部要摆脱担当“贫困”——基于山阳县干部队伍担当作为状态的思考
贫困地区乡村建筑适宜性营建策略研究
浅谈贫困地区山羊养殖的常见疾病治疗
刘云山:推动干部力量向贫困地区倾斜
中部贫困地区农村“文化扶贫”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