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往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概念。学界对于交往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尤其是对于交往关系是不是生产关系的前身存在争议。对于交往概念的系统阐述，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本文结合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阅读，深入挖掘交往行为产生的历史前提，厘清交往以及与其相关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等概念的根本内涵和相互关系，立足交往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系统梳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试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生产;生产关系;命运共同体

“交往”概念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早在马克思之前，英国经验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交往”或者与“交往”相近的概念，但是以往的“交往”概念大都立足于唯心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偏重以意志为核心的精神层面的交往;而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在其唯物史观的构建过程中相伴生成的，是一种对“交往”概念的全新理解和阐释。明晰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对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文本内涵，尤其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路径，进而指导中国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形态》中的交往概念

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交往产生的前提和必要基础。在《形态》中，马克思一共170次提到“交往”及其相关概念，例如交往形式、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其中，第一次关于交往的论述就指明了交往与生产的关系：“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交往概念和物质生产具有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生产是以交往为前提的，而交往又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关于交往概念的明确定义，学界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界对于交往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理解存在着分歧。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只是生产关系概念的一种不成熟的表达方式？如果交往确实是一个独立的概念，那么应该如何准确定义？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交往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为马克思的交往概念寻找一个“立足之地”。

传统观点认为，交往及衍生概念是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概念理解不成熟时的一种表达方式。在1960年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对于交往概念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he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form》《Verkehrswise》，《Verkehrsverha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在最新的2012年第三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关于交往概念的阐述也只是做了部分文字变动，在理解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些注释不难看出，译者认为交往概念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是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还不成熟时的替代词。而赵家祥认为，交往形式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包括物质交往形式和精神交往形式，生产关系隶属于这种物质交往的形式。其次，物质交往形式的概念又下设两个内涵，一个是物质生产中的交往形式，另一个是其它物质活动中的交往形式，而生产关系的概念只是隶属于第一中交往形式之中，所以并不能将交往形式和交往概念看作是生产关系概念的不成熟的表达方式。

交往概念的确不能看作是马克思生产关系不成熟时期的概念，原因如下。第一，在《形态》中同时出现了“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表述。“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根据语义逻辑，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时出现，至少应当被理解为并列关系而绝对不是替代关系。而且在《形态》中，生产关系的概念和交往关系的概念无论是在文中的前、中、后部分都持续出现，并不存在出现了生产关系概念之后，马克思就不再使用交往概念了。所以说交往概念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前身是不成立的。第二，交往概念的丰富程度远大于生产关系概念。在《形态》中，交往概念至少已经包括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一系列同根的衍生概念，其每个概念的含义均不是重复或者说可以为另一个概念所替代的，仅就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进行比对，生产关系的概念也远不如交往关系的概念丰富，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述。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交往概念是一个包含多领域、多方面的集合概念，而绝不应当被简简单单的理解为生产关系概念的替代词。

二、交往的不同类型

通过对交往概念的辨析可以发现，《形态》中“交往”一词的使用在不同的语境下所表示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根据对“交往”语义的理解，大体可以从交往的属性和交往主体的范围这两个类型来进行划分。

1.根据交往的属性，分为精神交往和物质交往

德国的哲学从精神、概念出发来解释现实的物质世界，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物质世界出发来解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一切精神和概念。在旧的德国哲学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只是“表象”而人们的精神生活才是“实体”。德国古典哲学从听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解释人，概括人，而丝毫不理会现实世界，不知道用经验的眼光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它把意识作为先天概念置入人的头脑之中——虚假的社会意识就是如此产生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意识[das Bewu?tseii]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则相反，他首先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认为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由于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需要才产生的，因此意识是物质社会长期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产物。现实的人从物质交往的实践去出发，来满足个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发展中形成了人们进行物质生活必不可少的交往，在物质交往下，产生了精神交往，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产生的基础。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分离之后，精神交往摆脱现实的物质世界去构想纯粹思维中的概念，例如理论、神学、哲学等等。当精神交往与现实世界发生矛盾时，这种矛盾不应当被简单地看作是思维和现实生活发生了冲突，其本质应是构建思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也不应当在纯思维的领域中进行，而应该深入到物质交往中来解决，因為精神交往本质上是物质交往的反映，意识也本质上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2.根据交往主体的交往范围，分为个人交往、民族交往和世界交往

交往起初只是个人之间的交往，在这种交往模式中，交往的主体局限于与自己宗族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所在的狭小地域范围内。个人交往是自发形成的，它通常外化以家庭、氏族、部落的方式，带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随着这种交往的扩大，部落之间的冲突或者融合形成了更大的地域性的交往的共同体——民族。相较于个人交往来说，民族交往是一种数量上和范围上的扩大，它外化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国家的形式。在民族交往中，产生了国家、政治、法律、宗教等等，但是终究说来这只是一种地域性的交往，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民族交往的形式也逐渐被世界交往所取代。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各民族共同卷入世界历史，交往才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美洲的发现和东印度航路的开辟，使得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与扩张，世界性的商品流通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变为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范围内的交往也由此展开。在大工业的普遍化和资本积累的加持下，交往消滅了以往各国自给自足和孤立的状态，消灭了狭隘的民族或国家的界限，它使得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开始从属于整个世界，以往对民族或国家的依赖也变为了对世界的依赖，自此，交往成为了真正的世界交往。

三、交往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概念，梳理交往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交往概念的重一环。因此，要准确地解读马克思地交往概念就要理解交往概念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联系。

1.交往是“现实的历史的个人”的交往

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彻底与德国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决裂。《提纲》的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在《提纲》中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错误根源后，在随后创作的《形态》中首先就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理论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在“意识形态家”们看来，好汉之所以溺死是因为好汉被头脑中重力的概念所迷住了，如果好汉抛去头脑中关于重力的概念，那么好汉就不会溺死。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亦或是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们所做的一切斗争都是在纯思维的领域中进行的，没有一个哲学家提出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相联系的问题，也没有一个哲学家对现实环境进行反思批判。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所谈的“有生命的个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个人”，而不是从前的“意识形态家”们所指的“人”。对于旧哲学家们妄图实现虚假的人的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批判指出他们所做的一切“解放”都只是在“自我意识”的领域中进行的，而在纯思维的“自我意识”领域进行的斗争并不能实现现实世界的解放。诚然，这个“现实的历史的个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而不是存在于思想或者是“自我意识”中的人。它作为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等一系列概念等无一不是在这个基础上阐发的。

2.交往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因

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交往形式和生产力的运动关系，寻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历史演进的动力就是交往形式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交往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当交往形式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历史会平稳前进;当交往形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矛盾运动就会以改革或者革命的交往形式爆发，新的交往形式出现从而打破旧的桎梏，推翻取代旧的交往形式以适应新生产力的发展，整个历史不外乎就是如此向前推进的。

3.分工是交往形成和扩大的必要条件。

唯物史观中的个人是现实历史意义上的个人，个人想要生存，想要创造历史，首先要满足个人存在的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生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增长开始的，也就是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次生产就是从人口增长开始的。人口增长是交往的结果，这个结果产生的前提必定是由分工导致的。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只是随着人与人之间天赋、体力、智力等方面的差距才自发的形成了进一步的分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交往也随之扩大。

关于分工使得交往扩大，马克思通过论述三种所有制形式阐明了这一观点。在第一种部落所有制形式中，生产力十分落后，分工很不发达，在这种形势下的交往局限于家族和部落之中，交往的扩大也只是因为单纯的人口增长和与外界的简单往来构成的。在第二种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中，动产的私有制和不动产的私有制获得了产生和发展，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已经出现，城市内部的分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公民和奴隶之间产生了鲜明的阶级关系，此时交往的扩大一方面来源于国家和城邦的发展和扩张，另一方面来自战争——蛮族入侵或者是其它国家的征服战争。在第三种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中，农村区域的农奴被束缚于地产，其人身自由被贵族地主所控制，与此同时城市地区也面临相似状况，由于行会的出现，帮工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因此城市手工业的分工也基本限于师傅—帮工—学徒，这使得第三种所有制中分工其实没有得到发展，较为落后，交往因此也被局限在了在这种所有制中，只是因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商业迅速发展，加速了各行业之间的流通，分工也得以更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交往都随着商人规模的大范围流动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变的更加频繁。由此可以看出，分工越发达，交往也就越能打破地域界限进行扩大，而当分工固化时，交往的范围被有所限制。

4.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情况下，交往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建立，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当个人的和民族的地域性的交往被世界历史范围内的交往所取代后，共产主义才具备理论上实现的可能。在交往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之前，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只能被当作和理解为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交往之于共产主义应该被这样理解，随着世界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资本的扩张性对更大市场的需求，地域性的交往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走向世界交往，这种世界交往的扩张会消灭一切地域性的交往并随之消灭它所属的落后的生产力代之以先进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

四、交往理论对当今中国的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研究可以得出，《形态》中的交往理论是意义丰富、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视域下，交往的具体内涵也不尽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一次深刻实践，它强调国与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各方面合作交往，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商讨全球事务，真正的为全人类谋福祉。同时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打造全方位的人类共同体也极大的丰富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现实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一次全新的实践与挑战，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理论，立足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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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888页第92条注释：“‘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8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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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作者简介

任祥宇（1998.06—），男，汉族，山东省东营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