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洋 陈艳霞 吕振伟 谢一丹

【摘 要】 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手工搜集的党组织治理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2）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或者经理层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未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3）内部控制质量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党组织参与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质量; 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9-002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 678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990 865亿元。经济的增长在给我国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责任问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以经济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忽视了社会责任成本，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促进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当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状况距离社会公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更快更有效地促使企业积极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众多企业中，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拥有、经营或控制的企业，其所获得的政府资源以及相关政策优惠归全体中国公民，对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更大的义务。因此，国有企业更应该代表国家率先承担起社会责任，对其他类型的企业起到表率和带头作用。不同于其他国家，党组织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在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党组织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我国当前并将长期沿用党政共管这一二元体制格局，加上《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公司法》等赋予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使得党组织治理在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现有研究结论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有效弥补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和制衡力量的不足[ 1 ]，缓解代理冲突[ 2-3 ]，抑制管理者的隐性腐败行为[ 4 ]，提高董事会效率和投资效率[ 2 ]，提升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和慈善捐赠规模[ 5-6 ]，促进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实现绿色转型[ 7-8 ]，缩小管理者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9-10 ]，降低企业的稅收激进度[ 11 ]，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1 ]，总体上来说是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一种改善。那么党组织治理能否发挥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积极作用？若能，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而引领其他类型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手工搜集的党组织治理数据，对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并且内部控制质量在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经济后果和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研究的文献;第二，能够为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经验证据，对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供一定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不同于其他转型经济体，我国的政治体制长期采用“党政合一”的模式，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并将长期保持不变，《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公司法》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和权力，这使得党组织参与治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一大特色，并且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已经被许多学者证实。那么，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首先，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塑造社会责任价值观，促使国有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党和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提倡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党委会作为党在国有企业层面的代表，其成员必然具有正确积极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当党委会成员通过嵌入到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方式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时，能够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模范和带头作用，影响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的其他（非党委会）成员，从而在国有企业的整个高级管理层中形成一种正确积极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并使其贯穿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制定、监督和执行的全过程，进而使国有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辛杰和吴创[ 12 ]研究发现，党组织所传递的社会责任价值观，不仅能使企业通过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改善短期社会责任表现，而且能够通过在企业内形成稳定的社会责任价值观来改善企业的长期社会责任表现。

其次，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管理者行为[ 13 ]，缓解代理冲突，进而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代理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与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导致了代理冲突的产生[ 14 ]，代理冲突的根源在于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15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国有企业获得社会效益以及长期经济效益，但是可能会损害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例如减少管理者的闲暇时间、降低管理者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水平。因此，国有企业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抑制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国有企业党委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参与公司治理时，不仅会站在党和国家立场，以实现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参与社会责任相关决策的制定、监督和执行，而且能及时纠正国有企业中其他（非党委会成员）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其在参与社会责任相关决策时也以实现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