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贤，王卫东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武梁祠中图像分为阐明君臣之道、孝子之行、妇女之德、兄弟之爱、挚友之信等五大主题，共有33幅，可辨认的29幅。其中，单独刻画列女主题的有7幅，且刻画在紧随“十一位古代帝王像”后祠堂后壁及西壁的第一层装饰带上，是武梁祠画像中最先叙述的一个主题，无论从篇幅比重还是位置特殊性来看，都足见其对于女德的注重。

武梁祠中的7幅女性图像均选材于西汉刘向《列女传》中的“贞顺”和“节义”二章，但刻意强调的是妇德中的“贞”与“节”，显然画像与文本并不对等。据《刘向刘歆父子年谱》载，《列女传》于公元前16年著毕，而武梁则逝于汉桓帝元嘉元年(151)，武梁祠大致于公元147年前后建造。这就意味着，武梁祠女性图像与其文本间相差着近两百年的时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列女传》中反映的西汉社会对妇女道德上的规范和希冀发展至东汉时被片面的强调和强化。

一、从《列女传》看西汉时下的妇德标准

汉承秦制不仅体现在承袭了秦代的官僚体制和行政体制，在礼仪制度上也沿袭了秦代和六朝的传统，其中“尚主”制就是专门为维护皇族女性特权而设立。《汉书·高帝纪》中载：“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1](P78)可见，西汉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家庭关系里也有着极大的主动权。回观两汉历史也不难发现，汉代有不少太后弄权、长公主谋反事件，由此亦可见，西汉虽然也有男尊女卑意识，但女性不完全是男性的附庸。当这种地位上的从属关系不明确时，女权的存在无疑成为破坏男权专制的隐患，这也就是后世以绝对男权为主的统治阶层对女性道德标准进行重新定义的根源之一。

另外，从刘向所撰《列女传》来看，他并没有片面地看待女性，而是构建了一个多视角的女性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个人才华和道德品质，所展现的优秀女性要么才智过人、要么品行极佳，只要在母仪、贤明、仁智、辩通、贞顺和节义这六种品质中的任一特性上铮铮佼佼，就可以入书立传成为垂世之范。而这六种品质中的前四者，分别从才学、气度、能力、精神风貌等外在表现与品格修养来评价女性，只有“贞顺”与“节义”是从单一守贞顺方面对女性进行评判。通过篇幅比重的对比可以看出，刘向推崇那些凭借自身能力帮助男子成就事业、躲避灾难的女子，女子的个人智慧和才华更为他所推崇。因此，这一相对较为宽泛的立传标准是刘向能著书立传所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也可见，西汉社会对待女性的眼光是相对宽容的，对女德的评价标准也较为多元化。

二、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看东汉女性的贞节观

两百经年过后，武梁祠以《列女传》为文本进行图像创作，虽然进行了基础参照，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刘向所表达的观念，在选材标准和范围方面上有明显的倾向性，着重突出了《列女传》中的道德部分，即“贞顺节义”的观念。表明了东汉之际地方祠堂已经自觉的、有意识的选取特定的题材并加以描绘深化，所强调的内容也越来越局限于道德层面。

武梁祠仅对《列女传》百余篇女性故事中的7篇进行了图像再现，即：《梁高行拒》《鲁秋胡戏妻》《鲁义姑姊舍儿》《楚昭贞姜侍符》《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为了方便理解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和进行下文的论述，有必要对各个故事内容进行简单的概述。

《梁高行拒》是关于一位被赞誉为“高行”的梁国寡妇的故事。这个女子生的十分貌美，在丈夫死后许多王公贵族都来追求她却都被她拒绝了，甚至国君也闻讯而来向她表达倾慕之意。她实在没有办法，便割了自己的鼻子，从而使得国君放弃，以免再嫁之祸。[2](P192)

《鲁秋胡戏妻》描绘的是女人在丈夫为官离家五年的时间里，全心全意侍奉双亲、抚养孩子。一日她在路边劳作，一个男人企图调戏她，归家后发现这个陌生男子竟然是她的夫君，深感羞愧投河而死。[2](P192)

《鲁义姑姊舍儿》讲述的是一位被称为“义姑姊”的鲁国妇人，带着自己亲生之子和兄长之子一同在田地里耕耘时遭遇了敌国军人的劫掠，为了保护她的侄子甘愿牺牲自己的孩子。[2](P193)

《楚昭贞姜侍符》描绘的是国王与王后相约，国王给王后的手谕必须加盖授权玺印作为证据。一日，王后在河边亭子时河水上涨，国王派使者前去救护，王后因使者所带手谕未加盖国王印章拒绝离开而被河水淹死。[2](P193)

《梁节姑姊》讲述的是一位身处梁国的女人，她的房屋突起大火时，儿子和兄弟的孩子同在屋内，她本意想救兄弟的孩子，却在慌乱中将自己的儿子抱了出来。为了让世人明鉴其本心，她转身奔赴火海，以自杀终了。

《齐义继母》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被杀时，一位妇人的儿子和继子都在现场，两兄弟都想承担责任，而妇人要求官府杀了自己的儿子而放过继子，因为她答应丈夫要照顾好继子。[2](P193)

《京师节女》所述是一位女子，其父被她夫君的敌人绑架，用以胁迫她帮助他们杀死她的夫君，最后妇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下了父亲与丈夫两人。

由于武梁祠画像的设计者能够使用的空间有限，可以选取的题材自然也受限，因此，设计者选取的必然是当时流行的贤德妇女的故事，用以传达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观。武梁祠选取的这7个典型故事，是对东汉妇女道德规范的一般性陈述。节妇，尤其是寡妇贞节主题贯穿整个图画，说明东汉时期女子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是贞节，这一点在整个社会中日渐被强化。前文提到，这7幅“列女”图像被刻画在紧随“十一位古代帝王像”后的祠堂后壁及西壁第一层装饰带上，而儒家学说通常认为儒家经典的首章具有特殊意义，同理也适用于画像。这一汉代的儒学传统佐证了东汉社会对“贞顺节义”的强调和重视。

事实上，两汉之际后妃倚仗外戚弄权干政的势头有增无减，为了扼制这一局面，确保男性专权，精英阶层引经据典提出“红颜祸水论”，再加之刘向的《列女传》在普通百姓中的普及，为时下大儒们强化封建礼教提供了很好的舆情氛围。同时，随着休养生息政策下的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家庭劳作负担逐步减轻，女性的活动方向逐渐由外转内，女子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也随之减轻，男女之间的附庸关系越发明确。统治阶级利用《列女传》对贞节观的导向，逐步将“贞顺节义”观演变为评价妇德的独一标准，无视女性的才能仁智。至此，刘向对于女性多视角的评价标准被片面化强调，仅作为评价标准之一的贞节观念被无穷放大，女性评价标准逐渐趋于一元。这种变化不可避免的表现在艺术题材的选择上，“列女”故事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武梁祠中所要最先且主要表现的内容。

三、从武梁祠“列女”画像看东汉家族女性的道德观

武梁祠“列女”画像除了集中表达对“贞节”主旋律的强调，还隐藏着另一个声音——女性在家族中应该持有的道德观念。上文提到，儒家学说通常认为儒家经典的首章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作为“列女”系列开头的《梁高行拒》图像亦是值得我们分析研究的。

武梁祠画像中描绘的一般都是故事中最具张力的时刻，如《梁高行拒》中，品貌兼可的女子正在割掉鼻子以保证其忠贞，见图1。

图1 武梁祠画像《梁高行拒》

图1这样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充分展示了东汉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但细读这个故事发现，梁高行的一段自述为我们看待她的品行开辟了另一个视角。她说：“我之所以选择割鼻子而不是选择去死，是因为不忍心让我的孩子没有母亲，我还有未尽的母亲的责任，但我必须对我的丈夫忠诚。”这里不仅强调了对丈夫的忠诚，更多是作为母亲的责任和信守对丈夫的诺言。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武梁出于对家族和妻子的一种个人顾虑。然而，武梁死时已经74岁，他的三个孩子均已成人且各自成家，他的妻子应该也已经上了年纪，所以认为武梁出于对妻子贞节和抚养幼孤的顾虑未免有些牵强。因此笔者认为，这幅图更像是强调女性在家族关系中应该持有的态度，尤其是丈夫亡故后应该具有的态度和品行，即除去守贞外还应尽为母之责，为丈夫维系整个家族。《齐义继母》与《梁高行拒》在这一点上达到共鸣。

除此之外，《鲁义姑姊舍儿》和《梁节姑姊》两幅图像的存在较为特殊，诉说的都是外嫁女儿如何对待娘家侄子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并不是妻子这一身份，而是家族中的其他女性成员。这两个故事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当外嫁女子需要在孩子和兄弟之子两者间作出选择时，选择兄弟之子是正确的，否则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这也就证明了上文所表达的观点：在强调贞节外还强调了女性在家族关系中应持有的态度和品行。这两幅图把这一观念的主体扩大为家族中的全体女性成员。可以说，东汉社会在强调贞节观念的同时，也强调了女性在家族关系中应作出的牺牲和应持有的操守。

四、贞节观念在汉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从西汉刘向撰《列女传》到东汉武梁祠刻“列女”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德标准被重新定义，男女之间的附庸关系也越发明确。然而，汉代仍不乏女子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依据自己的本心作出选择的实例，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朱买臣妻子‘求去’”……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更有趣的是，虽然统治阶级始终强调女子的贞节观念，但上层社会女子的贞节观往往更弱，如汉武帝之姐阳信公主抛弃平阳侯曹寿；[3](P2490)淮南王为不泄露叛乱之意，让太子“三月不与太子妃同席”，太子妃“求去”离婚。[4](P3083)这些史实反映出两汉贞节观的另一状况：礼教的推行与贞节行为的实践并不同步，后者总是要迟滞于前者，[5]礼教还尚未发展成熟，现实生活中女性贞节观念的淡薄。进而说明，汉代贞节观虽然有所发展甚至已成格局，但并未对女性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上层，权势在握，财多物丰，能够有机会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女性，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的认识到贞节观念作为封建礼教的实质是为了巩固封建男权专制。也正因为如此，她们的某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那一时代挣脱羁绊的先例。汉代的贞节观念虽然受到官方提倡，但仍然与社会现实有着一定的差距。相比较后代而言，汉代贞节观对女性的束缚并不剧烈，也更为理智。

五、结语

透过武梁祠“列女”画像和刘向《列女传》文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看出西汉刘向撰写《列女传》之际，社会对女性的评价仍较为多元化，女性的才智、能力等个人素质是受到社会尊重与认可的。但是，随着男权专制的不断深化，为保障这种权力，女子的个人才能和仁智之举被抹杀，女性的地位也逐渐下降，所受到的来自于封建礼教的约束随之增多，以至于发展至东汉，变成只强调女性的德行和对男性的守贞。

自刘向《列女传》百余篇女性文本，到武梁祠画像有选择性再现的近两百年中，两汉妇女道德标准从“才德并重”的宽泛多元演变为一味强调道德的尖刻单一。虽然说贞节观念在汉代还并未深入至社会生活中，女性的束缚相较之后代还不算太过非人，但女性已经开始逐渐退出精神独立的舞台。而此时的贞节观念作为一个已经逐渐成熟的体系，在日后的年月中被不断强化，并逐步走向道德伦理的狭路，即从才德并重到片面追求贞洁道德的狭隘变化，最终导致了后世妇德标准的严苛与畸形。贞节与道德全然占据了女性的独立人格，时至今日仍然残留着男权专制的影子。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本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封建教条作为它的对立面出现后，给予了女性无限的束缚。这些所谓的妇女道德规范，成为阻碍女性独立精神发展之障，于社会文明进步之趋势亦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