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臻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

一、文献回顾

21世纪是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时代，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变革趋势更加明显，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推动着商贸流通业的转型升级，商贸流通行业发展对社会投资需求逐渐增大。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出口受限给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影响着商贸流通部门的投资效益。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出口与投资的关系变化深刻影响着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稳定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行业转型的未来方向。那么，在出口受限背景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客观探究三者的经济关系对商贸流通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现实要求。

当前，学界对有关政府投资与商贸流通经济的关系方面做过较多讨论。如：王耀中和陈洁认为，外商投资显著促进了国内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但外商投资的增长也会对政府投资与本地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投资在商贸流通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董誉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商贸流通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劳动的依赖性仍然较强，政府投入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导向性作用。[2]刘东皇认为，新常态时期结构性驱动的形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投资作为传统驱动因素之一，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降低，但仍然是转型时期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力源。[3]李绪圩和刘刚从政策博弈角度指出，公共政策在服务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尤其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政策调整往往会对地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较大影响，并引导着社会资金的流向。[4]陈东、邢霂等人从政府补贴角度指出，政府投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保障性作用，这一现象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普遍。[5]殷强等人在研究中指出，政府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区域异质性的存在导致政府投资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省域、区域差异，总体上呈现出东部集聚的特征。[6]本文拟借鉴Hansen的门槛效应模型，从非线性角度讨论出口受限性政府投资对商贸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探究三者关系的多重变化。另外，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是：为投资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可行视角，从非线性角度探究两者关系变化的背后机制；从外贸恶化背景下，探寻出口约束在投资与商贸流通经济关系间的第三效应，为出口、投资与商贸流通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实证经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为了客观反映两者可能存在的关系变化，本文从线性与非线性角度讨论两者的经济关系：一是构建一般线性面板模型，对政府投资与商贸流通经济的线性关系进行检验；二是构建门槛效应模型，从出口水平的异质性视角出发，检验不同出口水平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经济影响的非线性作用。从非线性关系来看，随着出口水平的变化，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多种表现形式：一种为锦上添花效应，即随着出口水平的提升，政府投资的商贸刺激作用逐渐增强；另一种为雪中送炭效应，即在不考虑出口受限情况下，政府投资的商贸刺激作用可能并不显著甚至为负向作用，而在考虑出口受限情况后，政府投资的商贸刺激作用转变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或者政府投资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

(二)模型设定

1.一般线性面板回归模型

为了克服区域异质性引起的额外误差，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政府投资、劳动力与商贸流通业的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式(1)为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形式：

Yit=β0Xit+β1Mit+β2Kit+eit+μit

(1)

其中，Y与X分别为商贸流通业与政府投资，M为出口水平，K为控制变量，β为相应变量的待估参数，e与μ分别为常数与残差，i与t分别为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

2.门槛效应模型

Hansen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为探究非线性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研究经济问题中采用较为普遍的方法之一。就本文而言，以出口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政府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Bootstrap自体抽样法对出口水平的门槛临界值自动搜寻，得到数据本身的结构突变点，实现对不同出口水平条件下政府投资与商贸流通业的非线性估计。其一般的模型形式表达如下：

Yit=α1Xit·I(M

(2)

其中，M为出口水平，α为相应变量的待估参数，I()为示性函数，X为政府投资，r为出口水平的门槛临界值。

(三)变量及数据选取

1.被解释变量——商贸流通业。从现有研究来看，有关商贸流通业的测度指标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反映零售、批发等主要商贸流通部门经济产值的重要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状况，也是现有衡量商贸流通业的主流指标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

2.解释变量——政府投资。本文重点研究政府层面商贸投资的经济效应，采用零售、批发、餐饮、住宿、交通、仓储、邮政等主要商贸流通部门的投资总额作为政府投资的代理变量。

3.门槛变量——出口水平。本文将出口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采用各省区出口总额衡量地方的出口水平。

4.控制变量——产业水平、经济水平、劳动投入、居民收入与消费。分别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数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衡量。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单位根分析

采用2008—2018年我国31省份平衡面板数据，①基于LLC方法得出表1。

表1 LLC单位根检验结果

显然，水平条件下，商贸流通业显著性p值大于0.5，其他变量均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水平下变量间不存在同阶单整关系。进一步对各变量做一阶差分处理，经检验，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时达到显著，即意味着各变量在一阶条件下实现了同阶单整，符合面板回归估计的基本前提条件。

(二)线性回归估计结果

利用线性面板模型检验政府投资、出口水平与商贸流通业之间的线性关系，得到表2。

表2 线性面板回归估计结果

表2中，模型参数F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各变量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整体影响作用显著，组内R2达到0.988，意味着模型的拟合度较优。具体而言，政府投资的系数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每提升1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水平提升0.049个百分点。而出口水平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偏弱，系数值并未达到统计显著(5%水平)。此外，产业水平、经济水平、居民收入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从这一结果来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但出口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三)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影响的门槛特征

1.门槛特征显著性检验

对门槛效应模型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判断出口受限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非线性趋势，结果见表3和图1。

表3 门槛效应显著性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单门槛条件下统计量在5%水平上达到显著，而双门槛与三门槛的检验结果未达到显著，即意味着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特征。以出口水平为依据，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关系变化期：当出口总额的对数值在19.093以下时为低水平，当出口总额的对数值大于19.093时为高水平。从图1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门槛临界值的构造过程，LR图在19.093处出现明显的下沉期，最左侧边界延伸至15.302处，右侧边界位于19.581，门槛现象整体上具有稳定性。

图1 门槛构造LR图

2.门槛效应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从上文中可知，在出口受限条件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即在不同出口水平下，政府投资的商贸刺激效应确实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表4进一步报告了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

表4 门槛效应回归估计结果

由表4可知，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当出口水平较低时，政府投资的商贸刺激作用偏弱，每提升1个百分点促进商贸流通水平提升0.048个百分点；而出口水平较高时，为0.054个百分点。所以，在出口受限下，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锦上添花效应。另外，产业水平、经济水平与居民收入也表现出显著的商贸促进作用，劳动投入与居民消费对商贸流通业的积极作用未达到统计显著。

总的来看，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出口受限条件下，这一影响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且随着出口水平的提升其积极作用有所增强。其原因在于，投资和出口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国内商贸流通业发展而言，零售、旅游、餐饮与交通、仓储、物流等主要流通部门对投资的依赖性更强，出口环境的变化对批发与国际旅游行业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其他行业影响作用略小，这就为不同出口条件下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不存在明显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然我们应注意到，投资的商贸刺激作用随着出口水平的提升而进一步增强，这一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即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随着出口环境的改善而得到相应提升。另外，地方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商贸流通业稳定发展，这一结果符合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都有利于商贸行业经营成本下降。但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这反映出我国消费不足的现实问题，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仍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得出如下结论：政府投资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出口水平的商贸刺激作用并不显著。在出口受限条件下，政府投资的积极作用仍然存在，表现出显著的单门槛商贸刺激作用，并随着出口水平的提升其积极作用逐渐增强。另外，产业水平、经济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持续加强政府投资水平，营造良好的国内贸易环境。(1)加大资金总量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流通环境，为商贸流通业的稳定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2)根据各行各业的发展特征，差异性配置政府资金，提升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率，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促进企业、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商贸流通经济增长方式由注重数量向质量转变。

第二，积极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改善出口贸易环境。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全球化不可抗拒的事实，融入到国际贸易事务中，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依托“一带一路”、亚太经济圈等倡议或组织积极发展双边与多边贸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为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对外出口与国内贸易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9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划分标准可将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广东、上海、天津、江苏、福建、海南、浙江、河北、山东、辽宁1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西、安徽、吉林、黑龙江8个省级行政单位；西部包括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重庆、甘肃、贵州、四川、陕西、广西12个省级行政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