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军，陶鑫杰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此后，“朋辈教育”作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再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高校也意识到朋辈资源的价值，开展了诸如“朋辈基地研习营”“朋辈发展沙龙”“朋辈辅导员”等实践活动，试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然而，实际情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为此，笔者利用计量可视化分析梳理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朋辈教育”的研究文献，力争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展望，以期为朋辈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酌和帮助。

一、“朋辈教育”研究现状解读

朋辈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朋辈教育”最为突出，但“朋辈教育”相关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思想政治教育畛域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21年3月，运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功能，设定检索主题为“朋辈”，以“精确”为检索条件，手动剔除无效和重复文献，共获得文献2 252篇；设定检索主题为“朋辈教育”，精确检索共获得文献816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以更加清晰、宏观的视角勘探和捕捉“朋辈教育”的研究发展趋势、主题频次以及关键词粘粘度，为深入研究和缕析“朋辈教育”这一问题域的研究现状提供“捷径”。

(一)文献年度发展趋势分析

从图1可知，“朋辈教育”自1998年见诸报端，起初并未引起学界关注和重视；2004—2017年为萌芽阶段，相关研究逐渐递增；2013—2019年是“朋辈教育”研究的高速发展阶段，其中2019年达到峰值，相关论文高达223篇，这一阶段学术界关于“朋辈教育”的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后，研究热潮逐渐降温。

图1 “朋辈教育”研究的年代分布趋势图

“朋辈教育”研究于2004年后逐渐递增，于2019年达到峰值，与这一期间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有很大关联。“朋辈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其推崇的榜样示范性、自我提升性等特点，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相契合。随后，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这无疑给“朋辈教育”研究注入了强心针和催化剂。2019年“朋辈教育”研究文献出现井喷，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育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息息相关。[3]最值得反思的是，2019年后“朋辈教育”研究逐渐淡化，其原因不是“时效性”降低，而是“实效性”不高。不遑缕述，“朋辈教育”起初深受大学生追捧和青睐，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进一步推进，“朋辈教育”工作举步维艰，效度渐次式微。究其原因，症结在于“朋辈教育”观念上的误导，致使朋辈之间因地位平等、年龄相仿赢得的敞开心扉和沟通交流的机会丧失，“90”后、“00”后难以接受这种同辈群体间的“教育”行为，大大降解了运用朋辈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能和作用，导致了“朋辈教育”的研究热情开始降温。

(二)热点关键词集中程度分析

利用CNKI数据库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检索，将“朋辈教育”领域相关主题整合和排序，排名前五的高频主题分别为：朋辈教育(498篇)、思想政治教育(85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42篇)、朋辈辅导(28篇)、实践探索(26篇)。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内学术界在“朋辈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概貌。画出以“朋辈教育”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线网络(见图2)。为保证图谱数据的科学性和参考价值，节点过滤设定为3，聚类分析设定为3并显示中心点，其中，实心圆点代表关键词，圆点越大，说明该词出现频次越高。圆点之间的线条表示词对的共现次数，线条愈粗，说明关键词联系越紧密，相关性越强，粘粘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由图2可知，关键词“大学生”的圆点最大，即其出现频次最高，然后依次为“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朋辈”等。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与“朋辈教育”的线条较粗，说明其联系最为密切，也是研究最多的问题。“朋辈辅导”“高校”“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等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线条密集，说明“朋辈教育”被应用于诸多领域，且有相关研究和文献支撑。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朋辈思想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图2 “朋辈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二、“朋辈教育”研究的热点呈现

对文献梳理汇总后发现，目前学界关于“朋辈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路径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等四重维度上。

(一)关于“朋辈教育”内涵的研究

关于“朋辈教育”内涵的研究，即厘清朋辈教育“是什么”的内涵解读。探究“朋辈教育”的内涵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对其内涵的界定较为宽泛，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是将“朋辈教育”定义为教育方法或方式。以张勇、王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朋辈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教育方式或方法，即具有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经验、观念或者技能，以实现相互影响、优势互补和共同成长的教育方法。[4]这一观点有较强的代表性，是学界目前引用较多的表述。二是将“朋辈教育”视为一种教育活动。以王利敏、李永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朋辈教育”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组织的一种“教育活动”，[5]通过朋辈之间相互交流和彼此激励，以促使大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是这一教育活动的旨归。还有学者指出，“朋辈教育”实则是基于同辈群体文化的接近性、心理的亲密性等特征，而形成的隶属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教育理念。[6]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提出第三种观点，即将“朋辈教育”定义为一种影响行为。在他们看来，朋辈教育是利用朋辈群体中的道德典型、优秀学生对其进行示范影响，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影响行为。王倩和李辉在《中学生生命价值观与朋辈影响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打破以往学界用“朋辈教育”统称朋辈资源的思维定式，阐明朋辈间不仅有积极影响，而且有消极影响，而这一点恰恰被“朋辈教育”所遮蔽和掩盖。以陈万柏、张耀灿为代表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15～20岁期间，同辈群体的影响最为普遍深入，对同辈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7](P114)不难发现，几位学者侧重于研究朋辈之间的“影响”，而非“教育”，他们从“朋辈”的本义出发，将朋辈间微妙的关系视为影响行为来探究，这无疑为进一步探究“朋辈教育”的开发和运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范式。

(二)关于“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研究

关于“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研究，即澄明高校为什么实施“朋辈教育”的价值逻辑。国内学者关于“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研究，大致可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从教育实效性层面阐述。袁慎之、张勇认为，深入推进朋辈教育理念，开展朋辈教育活动，无论是从受教育者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而言，还是从接受效果来看，无疑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一环。[8]潘爱华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并无二致，他认为朋辈群体在年龄、生活经历和成长条件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引导他们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纾困之举。[9]二是从实践工作开展层面探讨。王永会认为在高校开发朋辈思想资源，利用朋辈群体的信任、情感、时空等固有优势开展大学生“朋辈教育”，不仅实现了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也打通了“理论”与“实践”的壁垒，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的开展。[10]三是从教育队伍层面分析。朱小茴等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手段难以有效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加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手紧缺之缺陷，开展“朋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弥补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缺失。[11]由此可见，开发朋辈思想资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朋辈教育”的观念误导，致使这种作用弱化和式微，而难以发挥最优效果。

(三)关于高校实施“朋辈教育”的路径研究

关于高校实施“朋辈教育”的路径研究，即回应实施“朋辈教育”应怎么办的实践进路。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多重思考。一是从发挥作用的“人”着眼。宋强玲认为，朋辈教育者不仅需要具备敬业、细致的态度，还需具备一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与技能，而这就需要学校精心选拔并组织培训。[12]张勇提出在“朋辈教育”队伍的前期组建中，应分类树立典型，面向不同群体、不同领域评选优秀学生，根据“优中选优”原则挑选朋辈骨干。二是从发挥作用的“平台”出发。在“朋辈教育”平台的搭建方面，有学者提出要适时举办“事迹报告会”“考研经验报告会”等，以此为“朋辈教育”发挥作用提供平台。[13]段惠方则提出要充分利用微媒体的优势和特色，多角度、全方位地构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微互动”。[14]三是从制定“朋辈教育”制度出发。有学者提出了高校实施“朋辈教育”应遵循的原则，如系统谋划与分项实施相结合，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相结合，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等。[15]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定期报告制度、工作规程等，再如建立选拔制度、测评制度和组织管理制度等，这些为“朋辈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方法和建议。

三、“朋辈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朋辈教育”作为开发和利用朋辈思想资源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学界的积极努力和推进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相关研究达到以飨后人的目的。但不可否认，“朋辈教育”研究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认知、深耕和总结。

从目前看，学界对“朋辈教育”的认识已形成基本共识，但此“共识”较为模糊而笼统。第一，定义不准。从笔者梳理的“朋辈教育”定义来看，既有称之为“教育行为”，也有定义为“影响行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若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用“教育”定义朋辈之间分享经验、观念等的“感染”和“影响”行为，与大学生朋辈思想资源的利用并不吻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生朋辈之间的善意帮助，不仅没有用好资源，反而伤害了朋辈间的友情。关于定义和内涵的澄明与区辨本应成为学界共同致力的重点，但学者对“朋辈教育”定义是否周延、定位是否准确及构词是否恰当等问题考虑甚少。第二，视角偏窄。从图2可知，多数学者把视角集中于“朋辈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宏观层面，而对于近几年“朋辈教育”作用式微的原因却极少探究和揭示。此外，学者们在实施路径研究上偏向于“队伍建设”“平台搭建”“制度制定”等中间环节，而对于“朋辈教育”的效果评价及长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

综上分析，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在研究内容上，注重相关概念的深耕和辨正。一方面，对“朋辈教育”的概念和内涵深入剖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克服“在朋辈教育中国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过分依赖、仰仗国外朋辈教育理论鼻息的寄生现象”；[16]另一方面，对“朋辈教育”进行意涵澄明与廓清，只有概念统一、内涵明晰、定位精准的“朋辈教育”才能真正被开发和利用。其二，在研究视角上，注重研究视野的多维度和多层面。一方面，转变传统研究视角，尝试从“效果评价”“有效激励”等视角，为“朋辈教育”的开发创新进路；另一方面，跳出同质化研究模式，拓展研究视野，摆脱研究“朋辈教育”势必探讨与“大学生”或“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单一模式，坚持从多方面、多维度探讨，如从心理学、教育学阐述“朋辈教育”的可能性。其三，在研究思路上，从“我认为”向收集“学生认为”转变。“朋辈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学生对“朋辈教育”开展和利用的意见和建议是核心“指标”，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因此，研究应多以问卷调研形式，在科学分析和总结“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朋辈教育”效果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