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关键词】獬豸补服；墓葬出土；官服制度；明代

【摘要】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獬豸因具善辨曲直的象征属性被应用于古代执法者冠服之中。元代以前，獬豸造型多见于冠饰，明代始用于补服。通过对目前明墓中所出獬豸补服进行梳理，并结合文献资料，对獬豸补与狮子补、麒麟补形象进行了辨识，认为原考古报告中认定的4例“麒麟补”图案实际具备獬豸的基本特征，应为“獬豸补”。獬豸补服的穿用人群主要是各级执法官员及获得封赠的家属，同时，獬豸补子不仅应用于常服，在忠静服、赐服及礼服中也有所体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8ZD20）的阶段性成果

獬豸形象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已存续两千余年。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1]由于獬豸具有明忠奸、识善恶的特性，故被当成“法”的化身，象征司法廉明、监察公正，成为监察御史和司法官员等的身份标志。自先秦始，历代执法者多以獬豸为冠饰，相关研究已有不少[2—4]，明清之际，獬豸又以补子的形式列入执法者的官服规制中。

补服是明代官服的一种，其胸前和背后各缀有一块不同图案、或圆或方的织物，即补子，具有标识身份等级的作用。按照洪武二十四年（1391）对文武官员常服补子内容的规定，公、侯、驸马等用麒麟、白泽，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风宪官用獬豸[5]。同时，还绘制了补子的图式，以便于参照执行。除了常服之外，獬豸补子在其它官服中也有应用，如忠静服、赐服及礼服等，本文将这些服饰也纳入讨论范围。

迄今为止，已有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了獬豸补服，有学者从獬豸补子的形象、工艺以及复原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分析[6，7]，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资料为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对獬豸补服的出土概况、形制类别及穿用对象等问题作简单辩述。

一、明代墓葬出土獬豸补服概况

截至目前，明代墓葬出土的獬豸补服有以下11件：

1.江西玉山县明墓，墓主夏浚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8，9]。出土獬豸补服5件，分别为：

①藏青色绢圆领大袖褶，3件。考古报告中仅提供了一种尺寸信息，说明这3件补服形制可能相同。衣长120厘米，袖长90厘米，袖宽48厘米，袖口宽18厘米。琵琶襟，领边一枚布纽扣。小襟处缝有一根布带与左腰系结，腰部左右各有布带圈一個，以系布带。前胸和后背各有獬豸补子一方（图一），图案为獬豸纹和云纹，采用刺绣工艺，尺寸不详。

②黄绫圆领大袖褶，1件。衣长122厘米，袖宽54厘米，腰宽56厘米，下摆宽90厘米。内有衬里。绫嵌金黄色线，似用织金。前胸和后背各缀有獬豸补子一方，长38厘米，宽34厘米，补子图案为獬豸纹和云纹，采用刺绣工艺。

③藏青纻褶，1件。袖长62厘米，下摆宽90厘米，贴边宽10厘米。大领大袖，袖口和衣周均贴绿色边。腰部用布带系结，领部有布扣一枚。有獬豸补子一方，补子尺寸及制作工艺不详。

2.江西上饶县白岭村明墓，出土獬豸补服4件。该墓出土的部分文物曾在上饶市博物馆展出，其中和服饰相关的文物包括头箍、衫、裙、补服、霞帔、鞋、背袋等，具体数据信息尚未发表。据观展所见，4件獬豸补服分别为：

①石青绸补服（图二，1），1件。圆领，大襟，宽袖，右领边有一枚纽扣。腋下和大襟处各有两副系带，腰间左侧有布带圈一个。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獬豸补子一方。

②黄色杂宝花卉纹绸大袖衫（图二，2），2件。形制近同，只是一件衣长略短。圆领，大襟，阔袖。腋下和衣襟处各有两副系带。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獬豸补子一方。

③黄色四季花蜂纹缎大袖衫（图二，3），1件。交领，右衽，宽袖。右腋下和大襟原应各有两副系带，已残损。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一方獬豸纹补子。

3.宁夏盐池县深井明代墓地，出土深棕色四合云纹缎织金獬豸补服1件（图三，1），现存盐池县博物馆。据该馆提供的资料，补服整体保存较好，只是后衣身和左袖处稍有破损。衣长134厘米，通袖长226.5厘米，袖宽55厘米，袖口宽17厘米。交领，右衽，宽袖。领外有护领，腋下和大襟处各有两副系带。前胸和后背各有一方宽41厘米、高38.5厘米的獬豸补子，补子图案用金线织成。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介绍，该墓地属于王氏家族墓群，年代基本贯穿有明一代，重点发掘清理的7座墓葬共出土文物210余件，和服饰相关的有19件[10]，但具体内容未明。

4.宁夏盐池县冯记圈墓M3，出土四合云纹缎刺绣獬豸补服1件（图三，2），现存盐池县博物馆。据考古报告介绍，补服保存较完好，仅腋下及侧摆有少许残损。衣长154厘米，通袖长246厘米，圆领宽4厘米，领深17厘米。胸、背处各钉缝刺绣獬豸补子一方。补子宽39.5厘米，高39厘米，以平纹织成，图案以捻金线盘绣而成。同时发掘的共3座墓葬，应为同一家族墓地，依次编号为M1—M3：M1、M2并列，M3距离二者稍远，位置也略靠后。关于墓葬的年代，M2墓志铭记下葬时间为嘉靖十四年（1535），M3出土大量“万历通宝”，下葬时间可能不早于万历年间（1573—1620）。此件补服在考古报告中的定名前后不统一，结论中又称其为“盘金绣狮子补服”[11]。

《大明会典》[12，13]及《三才图会》[14]中均绘有补子图式（表一），其中獬豸与狮子、麒麟的形象比较接近，不易辨识，但仔细观察，仍可找出各自的特征：獬豸均为昂首观望状，头顶独角，前足直立，后足蹲坐，鬃毛上扬，腿部或有鳞状片甲，足为爪趾；狮子为略微回首状，前足直立，后足蹲坐，鬃毛卷曲，身体无鳞，足为爪趾；麒麟则为回首观望状，头顶双角，前左足跪地，右足撑地，身体布满鳞甲，足为偶蹄。盐池冯记圈M3所出补子中间的兽为仰首蹲姿，头顶无角，嘴巴微张，鬃毛卷曲，身体无鳞，兼具獬豸的体态、嘴形和狮子的鬃毛、无角等特征，确实不易区分，反映出明晚期补子制作标准执行不甚严格。但该墓出土有墓主杨氏的铭旌，上书“明敕封骠骑将军先□之柩”，按骠骑将军为正二品武官散阶，依据补子图案“文职以鸟、武职以兽”的规定，武官二品恰好对应狮子补[13]，因此该补子为狮子补的可能性更大。故本文不将此件补服列为讨论对象。

依据上述对补子图式的分析，笔者又对目前考古报告中定名为“麒麟补”的补服资料进行了梳理和鉴别，发现下列4件补服上补子图案中的“麒麟”均有明显的独角、爪趾特征，具备獬豸的基本特征：

1.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杨青墓出土四合如意云纹缎獬豸绣补袍1件，出土时穿在墓主身体的最外层，整体保存情况尚好。身长135厘米，通袖长230厘米，袖长81厘米，袖宽27厘米，袖口宽15厘米，领边宽3厘米。盘领，大襟，袖口渐收。胸、背部各有一方獬豸补子，边长34厘米，采用刺绣工艺（图四，1）[15]。墓中出土文书内容记有“天顺五年（1461）”，似对应杨青为官时间。

2.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M4出土云鹤团寿纹绸獬豸绣补大袖衫1件，出土时已腐烂，只保留部分残片，后经修复，现藏中国丝绸博物馆。据展陈信息得知，衣长120厘米，通袖长224厘米。衣料华丽，为遍地云鹤团寿纹[16]。考古报告记载，其背部缀有补子一方，边长35厘米，采用环编绣、盘金绣等工艺（图四，2）[17]。李家坟明墓为四室合葬墓，主室为双室（M2、M3）合葬，墓主分别为李湘及其正妻，南北各一边室（M1、M4），分别葬李湘之妾陈氏和徐氏，补服出土于徐氏墓室。根据M1出土墓志铭，可知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其子李芳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M4棺盖上有“明故庶母徐孺人灵柩”，徐氏既获封号，其墓葬年代应在李芳入仕之后。

3.广东广州戴缙夫妇墓，墓主戴缙仅上身敛装就有10件衣服，外面第二层为绸袍，胸、背用金线绣獬豸补子各一方，边长分别为32厘米、36厘米（图四，3）[18]。据墓志铭，夫人周氏下葬于弘治十八年（1505），戴缙于正德八年（1513）合葬其右。

4.江苏泰州刘鉴家族墓M4出土浅黄色素绸獬豸绣补长衫1件，出土时穿在墓主身上最外层。衣长146厘米，通袖长235厘米，胸宽60厘米，下摆宽115厘米。圆领，右衽，大袖。领口以扣襻系扣，腋下有双系带。胸、背部各有一方獬豸补子，宽29厘米，高26.5厘米，为先绣好后再缝制到袍服上（图四，4）[19]。该家族墓包括两座夫妇合葬墓，M1、M2墓主为刘鉴及其妻田氏，分别卒于正德十五年（1520）和嘉靖三年（1524）；M3、M4墓主为刘鉴之子刘济及其妻储氏，分别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和嘉靖十一年（1532）。

至此，本文共收集到7座明代墓葬出土的14件獬豸补服。这些补服的年代分布如下：杨青墓在天顺五年（1461）或稍晚，戴缙下葬于正德八年（1513），储氏墓、夏浚墓及徐氏墓的年代均在嘉靖年间或以后，白岭村明墓及深井明墓无明确纪年，但与明代其它出土有风格相近补服的墓葬（如四川新都县明墓[20]、江苏武进王洛家族墓[21]及泰州森森庄明墓[22]、刘湘夫妇墓[23]、徐蕃夫妇墓[24]，贵州玉屏县城关明墓[25]、惠水县城关明墓[26]等）相对照，可推知其年代应均在嘉靖至天启年间、。故目前发现的獬豸补服时代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二、出土獬豸补服的形制类别

上述獬豸补服中形制清晰可考的有12件，另外2件形制不甚明确：

其一，夏浚墓出土的藏青纻褶，可能是服装保存较差，结构不完整，考古报告仅提供了部分尺寸信息，介绍其款式为大袖大领，似乎区别于该墓出土的其他圆领衣服。另外，从文字表述来看，此件补服可能是忠静服。忠静服即古玄端服，为交领，颜色用深青，以纻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饰，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衣身前后饰本等补子[13]，藏青纻褶的材质、款式、图案、色彩及装饰等方面皆符合此制，故推测其领式应为交领。

其二，戴缙墓出土的包括獬豸补服在内的绸料、绢料衣服多已破碎，只能从敛装的搭配作大致判断：戴缙上身穿10层衣服，由外到内分别为绢袍、獬豸补绸袍，第三层开始依次为长衫3件、袍2件、贴里1件、长衫1件及短衫1件，多为交领样式。按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保存完好，墓主徐蕃上身穿8层衣服，最外层的孔雀补服为圆领，其内皆为交领衣[24]。戴缙所穿补服在外第二层，故推测其為圆领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考古出土的明代獬豸补服包括圆领袍9件，交领袍2件，圆领衣2件，交领衣1件（表二）。

从目前出土情况看，14件中獬豸补服中，圆领袍9件，占比64%，且男女服均有。形制特征为圆领，右衽，上下通裁。侧面可见褶摆，腋下有系带。不同时期的袖型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由窄瘦合体渐趋疏阔宽松。洪武二十三年（1390）颁布的常服制度，对圆领袍的规格尺寸有明确规定：“凡官员衣服宽窄，以身为度，文官衣长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椿广一尺，袖口九寸。”[27]即文献记载的袖宽和袖口宽分别约为32厘米和28.8厘米。上述9件圆领袍中，仅年代稍早的杨青墓所出圆领袍相对接近这一尺寸，为袖宽27厘米，袖口宽15厘米，其余8件，除戴缙墓和白岭村明墓出土的补服尺寸信息不详外，依据袖宽数据或参照已知补子尺寸进行推算，袖宽均超过“一尺”，结合明中叶以后僭拟越制、追逐时髦的服饰风尚来看[28]，这种阔袖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交领袍不如圆领袍应用广泛，仅见2件，1件为夏浚墓所出藏青纻褶，另1件为王氏家族墓出土的四合云纹缎补服。后者整体造型严整，交领，右衽，领部缀有白色护领。大袖收口，袖身有接缝，胸背饰以方补，大襟用系带两对。衣身两侧开衩，有内摆，即前襟左右两侧各接一幅折回缝于后襟，后襟为单独的一整片，似明代道袍。

圆领衣和交领衣皆为单层无衬里，又可称其为“衫”，3件上衣均出自江西上饶白岭村明墓。除领式不同外（2件为圆领大襟式，1件为交领右衽式），形制近同。袖身肥阔，衣袖有接缝。衣身较短，大襟处用两对系带系扎，胸背缀有方形补子。此类上衣通常为女性穿用，搭配裙子，称为“衫裙”，如果内有衬里或絮绵，则称“袄裙”。

从样式来看，夏浚墓出土的藏青纻褶属于忠静服补式。忠静服为官员燕居时所穿服装，创制于嘉靖七年（1528），阁臣张璁建议，效法古玄端服制品官燕居之服，更名“忠静”，以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忠静服由忠静冠、忠静服、带、履、袜等组成。忠静冠即古之玄冠，冠顶呈方形，乌纱为之，两山列后，冠前饰梁，压以金线，四品以下官员不用金，改用浅色丝线缘边[13]。苏州虎丘明朝首辅王锡爵墓出土有一顶忠静冠实物，冠上五道梁和两旁如意纹自双侧盘及冠后，各压以金线[29]。即墨博物馆藏有一幅《北泉忠静冠服像》（图五），画中人戴忠静冠，穿忠静服，胸前缀獬豸补[30]76。“北泉”为蓝田的号。蓝田，字玉甫，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他为官时间恰在忠静服制颁布的嘉靖年间[31]。

除夏浚墓出土的交领袍忠静服以外，其余獬豸补服大体都属于常服补式。首先，圆领袍为常服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从文献记载和墓葬出土的补服实物均已得到印证。常服主要由乌纱帽、团领衫、束带等组成。杨青墓在清理时发现墓主头戴黑色乌纱帽，最外层穿獬豸补圆领袍，袍外还系着一条镂雕木腰带，体现了常服搭配的普遍形态。其次，胸背缀补的交领袍、交领衣、圆领衣尚未见相关文献记载，但在故宫博物院藏《徐显卿宦迹图》[32]中绘有穿交领袍、胸背缀补的官员与穿圆领补服的官员同时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33]及传世的明代容像[34]中也有分别穿交领衣裙或圆领衣裙的贵族女性，因此这类服饰应该也具有常服的性质。

獬豸补服的衣料有绸、缎、绢、绫、纻等，绸制品最多，其中又有一半为提花绸。纹饰题材多样，图案风格较写实，多含有吉祥寓意，有四合如意云纹，古钱、银锭、方胜、金铤、莲花等杂宝花卉纹，蜜蜂、梅、莲、菊、牡丹等四季花蜂纹，流云、仙鹤、团寿等吉祥如意纹等。补子多采用环编绣、锁线绣、绒线绣、盘金绣等刺绣工艺，白岭村明墓和深井明墓的补子则采用了织金工艺。补子与服装的关联方式或为绣成后缝缀，或直接织成。相较官方文献中记载的品官常服令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35]，忠静服以纻丝、纱罗[13]，出土实物的衣料纹质更显丰富和精彩。

三、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

通过对墓主身份的分析，可对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进行探讨。

据戴缙墓志载，其历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等职，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同年被罢职返乡。戴缙的落马与宦官汪直关系密切，受政治斗争的牵连，史志对其褒贬不一[36]，而墓志却说“公论多为不平，而公独泰然不介意。继以恩诏，许复冠带”，此说或许是其子孙的溢美粉饰之词，但至少给其死后仍穿着官服下葬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夏浚墓中殉葬品清单抬头虽写明墓主为“明故会稽郡贵□□广西参政讳名夏浚”，但《明世宗实录》有载：“辛丑，升礼部郎中夏浚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37]。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按察使负责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副使和佥事负责分道巡察，如分领提学、驿传、清军、分巡、兵备等各项事务[38]。按察副使，为正四品，以提督学校为己任，又称“提学道”。

杨家桥明墓未发现墓志铭，但据墓葬位置和出土文书内容，发掘简报考证墓主为河南道按察使佥事杨青。按察使佥事，为正五品，隶属按察司系统。

李家坟明墓M4的墓主为李湘之妾徐氏。李湘一生并未建功立业，在其子李芳考取进士以后家族开始发达，成为嘉兴一大望族[39]。《万历嘉兴府志》载：“李湘，以子芳贵，封文林郎。”[40]文林郎为文职散官，秩正七品。徐氏为李芳庶母，按明制封赠七品官职母妻为孺人。

刘鉴家族墓M4墓主为刘济继室储氏。据刘济墓志铭载，其为鲁府引礼舍人，属九品官之外的未入流官，储氏如从夫之品则无封号。

还有两座墓葬缺少墓志信息，墓主身份暂难断定：其一，深井明墓M7出土一方墓志砖，有部分字迹看不清，從内容仅能得知该墓地属于王氏家族墓；其二，白岭村明墓出土的服装中包括一件孔雀纹霞帔，墓主可能是三品或四品命妇。

上述明墓中，墓主身份既有官员、命妇，又有未入流者，品秩高低不一而足。这种差异可以从史料所反映的历史演进中找到原因。

明代常服制度规定，风宪官补服用獬豸。关于风宪官的设置，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年（1377）十二月，朱元璋对回朝的各道按察使说：“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风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谬，此其职也。”[41]可知风宪之职是为服务明代专制皇权所设，主要职责是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务。明代监察机构有都察院及提刑按察司，也称风宪衙门[42]。戴缙、夏浚、杨青三人皆曾供职于都察院或按察司，身穿獬豸补服与其风宪官身份相符。

命妇服饰是明代官服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服饰等级一般随丈夫或儿子的官品而定。徐氏封为七品孺人，随葬獬豸补服或即从子之封赠而来。

未入流属于杂职官一类，而杂职官常服补用练鹊[5]。以储氏未入流官员继室身份，穿用獬豸补服有僭越之嫌，这从补子的形制也能发现端倪——该补子是先单独绣成后，再简单缝合到袍服上，且尺寸小于研究所得“32～40厘米之间”[43]。可以说储氏所穿补服仅为“形似”。这种服饰现象在文献中也不乏记载，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其一为内官……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44]

综上所述，出土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主要是风宪官及获得封赠的官吏家属。明代风宪官一职涵盖面较广，包括都御史、佥都御史、监察御史、按察使、佥事等职衔，这一群体区别于传统文武官员按照品秩服用“本等补”，其补子花样无品级之分，从高位之官到封赠散官，风宪之职合用同一花样。同时，由于明后期僭越之风浓厚，亦有突破制度穿用獬豸补服的情况出现，这在明墓出土各类随葬补服中屡见不鲜，属越制之举，不在讨论范围内。

四、文献所见獬豸在其他服饰上的应用

由文献及图像资料可知，除常服、忠静服以外，明代其它官服系列中也应用到獬豸图案或形象，如赐服及礼服。

赐服是皇帝封赏给有关人员的各类服饰，其形式和种类都十分丰富。蔚州博物馆所藏郝杰画像（图六），其所穿曳撒就属于赐服之列。曳撒的形制为后身不断，两旁有摆，前襟分上下两截，下有马面褶，且腰部两侧各有一组顺褶，穿红色袍服则缀本等补子[45]。常服曳撒与赐服的区别在于服饰图案的不同，前者一般只在胸背位置缀补，而后者则在通袖膝襕饰以赐服图案。郝杰《明史》有传，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职为行人，后任佥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御史等职，为官忠正直言，亦不避权贵[46]。穿着布满獬豸图案的曳撒袍，更加彰显这位监察官员的审慎和严正。

獬豸在礼服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男子朝服冠和女子霞帔上。

朝服是参加重大典礼时使用的礼服，主要由梁冠、赤罗衣裳、白纱中单、赤罗蔽膝、带、佩绶、袜履等组成。梁冠，以梁数区分等级，御史官再加獬豸。穿朝服的御史画像所见不多，即墨博物馆所藏蓝章朝服像为一例（图七）[30]38。蓝章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佥都御史等职[47]，此像可能正是其任职监察御史（正七品）时所绘。画上的他身着朝服，手执笏板，头戴二梁冠，颜题上饰有独角兽头，对应六品或七品官职。明代獬豸冠与前代相比，一方面以冠上梁数体现等差，另一方面，獬豸形象趋于具象化，而非仅凸显独角的抽象化表达，这或许和明代獬豸补子形象的明晰有关。

霞帔原属于命妇朝服配件，与大衫、褙子同穿。明中后期，也常和圆领袍搭配，成为常服的一部分。青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冯惟讷继配魏氏像（图八）[48]。冯惟讷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累官陕西按察佥事、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等职，官终光禄卿[49，50]。画中冯夫人头戴珠翠五翟冠，身穿红色云纹织金孔雀补服，外加獬豸纹霞帔，腰系獬豸纹革带。孔雀补对应等级为文官三品，或与冯惟讷担任按察使（正三品）一职有关。按照服饰制度规定，三品命妇使用云霞孔雀纹霞帔，冯夫人霞帔却装饰獬豸纹。由此可见，明后期命妇服饰所受制约较少，无论是穿着方式还是纹样搭配，都有很多细节上的变化。

五、结论

目前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獬豸补服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江苏、宁夏、广东等地区，时代集中在明中晚期，墓主人多是负责监察及执法的七品以上官员及家属。出土獬豸补服或穿于墓主身上，或随葬于棺内。其形制以圆领袍为主，体现了明代官服制度的有效执行；另外还有交领袍及圆领衣、交领衣等样式，补充了官服制度之外的服装形制。

從先秦至明代，獬豸具备的政治象征功能一直延续下来，但表现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不仅从发冠延伸至服装，还从造型转变为图案，应用于各级执法官员们的常服、忠静服、赐服及礼服中。獬豸冠服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象征，与爵位服等明代其它特殊服装一样，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稍显特别，但实际发挥的作用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封建国家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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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