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芬

摘要 2014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作。此部北藏共计607函6053册，主体为正统五年原版刻本，另有万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抄配本，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印玺。这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版本特征，并折射出北藏刻印及流传过程中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的整理，为佛教经典增添了极佳的善本，亦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镇馆之宝”。

关键词 永乐北藏 大藏经 明代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B94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4.013

2014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作。此部佛典巨著尘封于未编古籍书库多年，由于卷帙浩繁、整理匪易，一直无序地堆放，其中掺杂不少外观相似的其他版本佛经甚至道经。此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多次下决心整理，终因困难重重而放弃。从2014年6月初开始，经过充分部署及准备，古籍编目组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

《永乐北藏》的全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始刊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正统五年（1440）完成，历时20年。全藏636函，收经1621部6361卷，内容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籍、戒律及各宗派论藏等。以千字文“天”至“石”字编次，每字一函，每函10册。明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遂其生母慈圣皇太后之愿，下敕雕造《续入藏经》。续藏共41函，函号为千字文“钜”至“史”，收经36部410卷，加上正藏共计677函，收经1651部6771卷。

《永乐北藏》经版刻成后，藏版于宫中，仅由朝廷印刷并下赐各地寺院，私人不得请印，因而在当时已十分稀少，得以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且全帙难求。2000年线装书局影印此书，选当时所知保存最完整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作底本，已阙其中的500余卷。经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北藏》共计607函6053册，是现存较为完整的一部，也是目前馆藏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整部藏经品相极佳、纸墨精良、鲜有虫蛀。从其纸墨品相判断，当印制于明嘉靖之前，因此其中未包括续藏部分。在这607函中，有9函为明万历间印补，20函为清初抄补。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大方朱印，更显皇家赐本身份，弥足珍贵。以下详述馆藏《永乐北藏》版本状况，并努力从中发掘其刻印及流传过程中更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

1 正统五年内府刻本

明代有三次官刻大藏经，而且彼此有着密切的传递关系。首先是明洪武五年（1372）开雕的《洪武南藏》，亦称“初刻南藏”，只可惜永乐六年（1408）发生火灾，版片被毁，朝廷因予重刊，便是成于永乐十年（1419）的《大明三藏圣教南藏》，亦称《永乐南藏》。《永乐南藏》经版藏于南京报恩寺，允许各大名山寺院及私人请印，后经多年刷印，版片损坏严重，多次补版。据《嘉兴藏》“刻大藏经缘起”云：“南版印造虽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永乐北藏》是明代第三次官刻大藏经，其品质较高，收经最多，至今保存最完整，也是现存官修官刻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此部《永乐北藏》中，正统五年内府刻本“正藏”现存581函，以白棉纸刷印，质地结实，保存甚佳。其外装四合套，以一绳缠绕，再插笺系住。函套分蓝、黄绸二种，上有大朵莲花或菊花等图案；函上粘笺书函名，其下有圈形符，内书千字文字号。函内各册均以蓝绸作封面封底，上粘黄绸书签，书签题名下亦有圈形标记千字文及册次。从整体装帧看，蓝黄相配，纹饰大气，具有素雅庄重的佛家气质，亦显出别致大方的皇家风格（见图1-图3）。

与以往的大藏经相同，《永乐北藏》亦为“经折装”；在版式行款上，它与之前的《南藏》相比，进一步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更体现出宫廷版本的气派。原《永乐南藏》为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永乐北藏》则为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面，每半叶五行，行十七字。外观尺寸高约36.5厘米，半叶宽约13厘米；版框尺寸高约28厘米，半叶宽约13厘米。其天地疏朗，上下双边，版心部分镌刻千字文及册号。字体为赵孟頫之楷体，隽秀浑圆，柔中带刚，且字大如钱，墨印清润，持诵极佳（见图4）。

正统五年《永乐北藏》每函首册卷前镌“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发愿词在前，讲经图在后。发愿词镌于飞龙盘绕碑上，其上镌“御制”二字，框内发愿文为：“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统熙嗥，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末题“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佛祖讲经图共有五个半叶，中间佛祖坐于法座高台上，四周菩萨僧众等海会围绕。佛祖双目微敛，神色安定，静坐冥思；听法菩萨形端表正，神色庄严，每一尊都各具韵味。整体而言，版画镌刻精细，线条流畅，层次丰富，墨印均匀。每函末册卷末镌有“韦陀护法像”，其身着法衣，双手合十，线条厚重而饱满，立体而有层次，表现出韦陀的威猛气象。故宫博物院殿版研究专家翁连溪先生论其“所刻版画，画风古朴浑厚，线条粗犷劲挺富于变化，其他明代佛经扉页的版画绘镌大不如此。”（见图5-图6）

首函“天”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前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御制大藏经序”，其上日：“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讲经图后附唐太宗《三藏圣教序》、唐高宗《三藏圣教记》。每函各册卷首题名下镌有千字文及册次，如“天一”。各卷卷后多附有“音释”（见图7-图11）。

另外，馆藏正统五年版《永乐北藏》之第155“莫”字函出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其装帧外观、印纸质地、字体风格及版式都与正统五年版基本一致，唯有卷前“御制发愿词”部分，虽内容亦同，但缺少了最后一行“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从印叶上仔细辨认，在落款时间原有位置上并未见任何挖改的痕迹，其被剜除的可能性非常小；由此可以判定，北藏发愿词应是先前镌刻而成，留下最末一行，直至整部经板刊刻竣工之时，才补入刻成时间。“莫”字函缺正统五年等落款，很可能是当时误装了原未镌补时间的版片印叶，而其余各方面特征皆与正统五年版相同。这个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大型佛藏刻经镌板的过程（见图12-图15）。

2 万历四年皇太后印造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7函为万历四年（1576）印补，分别为：第230“竭”字函、第238“履”字函、第242“温”字函、第262“若”字函、第397“邙”字函、第558“何”字函、第560“约”字函。在此7函末册“韦驮护法像”前，增加了两张印叶：第一个印叶为大字刻印：“大明万历四年七月吉旦慈圣皇太后印造”，其上钤大方朱印“慈圣宣文皇太后宝”；第二个印叶为盘龙环绕碑，上额镌“御制”二字，碑内镌：“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同时此7函首册卷端右上角均钤有“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印玺（见图161图17）。

据此推知，此部北藏由朝廷颁赐后至万历初年，因已有残缺，特向朝廷请印，并得到皇太后的支持，故有“慈圣皇太后印造”牌记。“慈圣皇太后”即明神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她信奉佛教，《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以太后尊号为线索：万历元年（1573年）其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1578）三月，加尊号曰“慈圣宣文皇太后”；万历十年（1582），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因牌记所镌太后尊号与钤印尊号不同，便可推知此7函请印开造在万历四年，印毕颁行应已在万历六至十年之间。

所谓“印造”，是以宫廷藏版重新刷印，还是另镌新版印行？从7函的版印上看，经藏正文字体清朗，与正统五年版风格统一。卷前发愿词内容与正统五年版相同，亦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款时间；而其中部分印叶“清”字缺末笔，另有部分印叶则墨印较黑。佛祖讲经图亦可分出两个版刻，一为与正统五年“天”字函相近，而墨印较深；一为墨印清朗，而图像线条有所变化，如佛祖双目从微敛变为睁开，眉线由短而变长。另此7函卷末韦陀像与“天”字函对比，人物轮廓层次亦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问题：此大型佛藏因每函都配有讲经图、发愿词与韦陀像，这三个部分的版片刷印量最大，最易磨损，因此它们应当镌刻有多个版片以备使用，就出现了这部分内容版刻上细微的不同。而墨印较深者，亦显示出是以旧版刷印所致。此7函的版印现象，也进一步印证了北藏为官赐藏经，民间受赐后，数年后若经卷残缺，需向朝廷请印，由朝廷印补颁行（见图18-图21）。

此外，此七函在装帧上略有不同：各册以黄绸为封，绸上镶暗纹金色小团花，封上配蓝绸细条书签；外装函套则与正统五年版大致相同，由镶嵌大葵花纹的蓝色或黄色绸布所制（见图22-图24）。

3 万历二十六年印造施行

除皇太后印造7函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中，另有2函为万历中期印补：即第211“善”字函、第212“庆”字函。此2函卷末韦陀像前增刻一立碑牌记，其上镌：“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综而观之，此2函卷前发愿词及佛祖讲经图、卷末韦陀像系据正统五年版重刻，镌刻水平较原版已逊色较多。发愿词内容与原版相同，而略去了“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其笔力刀法缺少原刻的劲挺俊秀，风骨不足。讲经图与原作相比，仿刻原画勾勒了框架，而发髻、眉目、衣纹等细节的修饰，都欠缺细致的描摹，线条较粗糙，缺少层次。再从卷末韦陀护法像看，其线条亦混杂不清，不如原作精细。而且这几个部分的墨印偏黑，浑而不匀，效果不佳（见图25-图27）。

从“善”字、“庆”字2函的正文内容来看，其字体风格虽与正统五年版相近，但仔细观其细节，不如原刻饱满有力。由此，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可以推断此2函当系万历二十六年重新镌版印行。故其发愿词会略去正统五年的时间，并补刻万历牌记。

此2函印纸较薄，其色偏黄。装帧上，各册上下夹板为黄绸，其上无暗花，有别于皇太后印造诸本；外观高度尺寸与正统版相比，略低2厘米，约为34.5厘米（见图28-图31）。

4 抄配本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部分函册为抄配本，其中17函为整函抄写配补，分别为：第8“荒”、第58“咸”、第86“虞”、第88“唐”、第190“建”、第192“立”、第194“端”、第216“宝”、第224“君”、第24.5“兰”、第263“思”、第280“籍”、第288“摄”、第576“沙”字函、第587“郡”、第595“云”、第607“石”；3函为函内单册配补，分别为：第182“行”字函第四册、第520“公”字函第一册、第567“翦”字函第二册。单册配补本前后保持正统五年刻本的特征，只依原版式补抄了经文内容；17函抄配本则因前后所附印叶不同，及其卷末墨书题款，形成了较明显的特征。以下详述。

4.1 清顺治间抄配的15函

以抄配本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为线索，此17函中，除了第576“沙”字函、第587“郡”字函外，其余15函则具有相近的特征。其一，从卷前御制发愿词与讲经图部分来看，讲经图在前，发愿词置后。与正统五年版相比，讲经图的人物造像、手持法器及构图等都完全不同，如佛祖发髻、手势结印、衣纹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御制发愿词”内容改为：“六合清宁，七政顺序，雨旸时若，万物阜丰/亿兆康和，九幽融朗，均跻寿城，溥种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释，家崇忠孝，人崇慈良/官清政平，讼简刑错，化行俗美，泰道咸亨/凡厥有生，俱成佛果”，末镌“万历二十八年吉日”。其二，从卷末版刻印叶来看，韦陀护法菩萨像相较于正统五年版画，其线条勾勒简单粗陋，仅刻画了大体轮廓，省略了很多细节的润饰。在韦陀像前增刻了一叶“荷叶莲花龙凤玄武龛”牌子，其内用以供墨笔题写施功德者姓名、时间等相关信息（见图32-图33）。

这两个部分的版刻印叶，正好与馆藏另一部万历刊本的大藏经相同。也正是在此次整理北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另一部万历间刊本与此套北藏混杂一起，此刊本外观装帧与正统五年版非常相似，但开本较小。经分辨，挑出“天”、“黄”、“荒”、“日”、“月”等数函。它们的卷前发愿词即是上述抄配本所附的这一版内容，卷后亦有莲花龛和韦陀像。仅这几函中，卷前卷后则又包含了不同年份的版刻。如“天”字、“荒”字函卷前发愿词末镌“万历丁酉季秋重刊”（丁酉，即万历25年，1597年），“黄”字函镌“万历九年仲春吉旦重刊”，“日”字函则无落款时间，各函讲经图及韦陀像也各有异同。上述北藏中的15函抄配本前后印叶正好与这套万历刊本中的“月”字函一致（见图34-图35）。

据此可知，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并不是专为抄配而制，而是利用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的版片刷印而成。而且从其版印效果上比较，如发愿词中“宁、和、臻、平、生”各字下半部基本都缺笔模糊，抄配诸本中字迹模糊显得更加严重；另见末尾“万历二十八年吉日”后本有“刊”字，在抄配诸本中则已完全磨损不见。再从讲经图与韦陀像上看，“月”字函刊本线条清晰干净，而抄配诸本中整体墨印较深，混而不清。综合这几个方面的状况，可以进一步推论，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当为万历二十八年刊本的后印本，其距万历二十八年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版片有较大程度的磨损。

除了卷前后印叶提供了版本线索外，此15函卷末莲花龛内多有墨笔题款，多为墨书施功德者姓名，及发心捐资补写藏经，祈愿吉祥如意等；也有数函龛内空缺。这其中共有5函题写了明确的时间，可见于：第58“咸”字函题“大清顺治六年六月初六日造”；第216“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完”；第245“兰”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补完”；第280“籍”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完”；第263“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完”（见图36-3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题有“顺治七年”的“宝”、“思”2函中，卷末墨书相同，仅有“宝”与“思”一字之别。此2函都是由“信官祖永勳、祖永烈、祖永杰、祖永熙”四人共同发心捐资补写，并在同一时间完成。其中“祖永烈”之名见于第190“建”字函，其末牌子墨书“信官祖永烈施银补写”；“祖永杰”之名还可见于第595“云”字函，其末牌子墨书“信官祖永杰诚心捐资补写藏经一函，永远流通。”这些施功德者字名的呼应对照，进一步暗示了无落款时间的诸抄配本，亦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抄配完成。它们在纸张、外观装帧上，也有彼此的共通之处。如各册上下夹板有黄色、蓝色，上绣金丝花纹，也掺杂有其他多样的颜色和花样（见图40-44）。

综合上述分析，除“沙”、“郡”2函外的15函抄配本，很可能主要集中于清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抄写配补。卷前后所附万历二十八年刊本的后印本，其时间推算恰好也能与清初相衔接。另观其抄补正文，基本不见避清讳，故推论其不晚于清初。

4.2 “沙”“郡”二函的特殊之处

抄配本中第576“沙”与第587“郡”是较为特殊的两函，最明显地体现在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之不同。这一版卷前没有御制发愿词，仅有佛祖讲经图。而且讲经图出现全新的图样，佛祖坐于右侧莲花高台上接受礼拜，菩萨僧众依次列于左侧，人物造像与此前诸版均有不同。卷末虽同样有莲花龛与韦陀像印叶，但刻板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印叶比较，有明显的差异。如韦陀像面容较为修长，其上端环绕着波状图纹，莲花龛顶端框内有精致的装饰图案等。整体看来，“沙”、“郡”2函的前后印叶版刻较新，线条清晰，细节精细（见图45-46）。

从纸张上看，此二函纸张较白，质地较厚，另15函抄本纸张则多偏黄偏薄。在装帧上，函内各册夹板颜色多样，有黄、红、蓝、绿等多色，函套装帧色泽图案亦与众不同，甚至有一种异域风格。此外，在“郡”字函内还隐藏着一个更细微的符号，即在各卷卷端题名下，均有朱笔题写的三个梵文小字，各处所书均同，疑是某人之名的梵文书写（见图47-52）。

综合上述各项特征，可以推测“沙”、“郡”2函是另一时期的抄配本，从用纸与版刻较新来判断，应当晚于清顺治六、七年。只可惜莲花龛内没有墨笔题记，难以有更具体的线索。

4.3 抄配本中更多潜在信息的解读

馆藏《永乐北藏》所含抄配本使此部北藏独具特性，并有很多潜在信息需要解读。一是关于抄配本版本的考证，除了上述所析的两个系统外，背后同时暗含了一个问题，即抄配现象的出现与宫廷藏板刷印的关系。据翁连溪先生所言：“《永乐北藏》刊成后，藏版于宫中，供宫廷供奉，请印不易，至清康熙年间仍有刷印的记载，后版片不知毁于何时……”他还查到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乾隆三年十一月”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皇上的内容，其言王朝已经刻有了《龙藏》，而《永乐北藏》已经使用了近300年，刻板损坏，不堪使用，建议运到琉璃厂去作木柴烧琉璃瓦。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现清顺治间的抄配本，则从另一侧面预示入清以后，由于改朝换代，民间的抄写配补已经成为可能，再加之宫廷藏板已逐渐损坏，故从清初以来请印渐少，乃至康熙以后不见记载。

另一方面，抄配本中关于施功德者的记录也潜藏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了解《永乐北藏》及佛教文化传播的更多背景。其一，关于捐资补写者的信息，可见其覆盖面较广，上至官员“刑部周天成”（第224“君”字函题“信官刑部启心郎周天成施经一函”，见图53），下至普通百姓，都是信男信女，尤以女众居多。如第58“咸”字函题“施财信女祖门潘氏、祖门史氏、祖门汤氏……”等十八人共同发心书写（见图36）；第88“唐”字函题“信女会首刘氏法名慧福、张门赵氏、齐门刘氏……”等七人共同发心施财书写（见图54）。另有一家人共同请经，如第245“兰”字函题“徐达子、佛信心弟子郑信圆徐氏、男郑启文，洎众善人等施财书补藏经兰字一函，功德圆满”（见图38）；第280“籍”字函题“……信士张守礼、室人邹氏、长男张国彦、张氏女三姐、四姐、五姐、六姐，洎合家善眷人等吉祥如意”（见图39）。

其二，在第280“籍”字函墨书中还有一个信息，其首题“京都顺天府大兴县打磨厂居住”，可见捐资补写者居住地为北京，据此判断此部《永乐北藏》应原藏京城某个寺院。由于馆藏未编书来源复杂，此前并无记载，这一线索为调查此部《永乐北藏》来源提供了依据，可知其为京城某寺院流出而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5 结语

馆藏《永乐北藏》包含了正统五年原版刻本、万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抄写配补本，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大型佛藏经典在其传承过程中，由于卷帙繁大，经后代印补抄配，使其带上了更多历史时代的印记。由此可以说，存世的每一部《永乐北藏》很可能都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馆藏此部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它不仅是明代大藏经的宝贵文献与明代官版佛经的珍稀版本，而且承载着《永乐北藏》刻印传承过程中的诸多故事，折射出相关的中国佛教历史文化。这样一部大藏经还需要开展更多维度的研究，如关于佛教造像版画艺术、佛经装帧艺术，以及抄配本背后更广泛的民间佛教文化背景的探索等。

此外，在此次整理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套《永乐北藏》的散册（见图55-57）。这一部目前所见都是以黄绸为封，印纸质地较薄，颜色较黄。与故宫藏本图片比较，基本一致。然而与馆藏607函比较，正统五年刻本多是以蓝绸为封，纸张较白较厚，更显质量之上乘。由此，关于存世《永乐北藏》之间横向的比较，以及《永乐北藏》请经制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调查，又可展开更深更广的研究课题。

目前，馆藏607函《永乐北藏》在保存原装函套的前提下，装入新制精美的锦面六合套，移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见图58-60）。然而，馆藏《永乐北藏》的整理工程其实尚未真正告竣。由于馆藏未编古籍仍在整理中，未编库中还很可能会继续发现此部书目前残缺的部分；且已编古籍中也很可能存有此部北藏的零种，需要后续详细地进行比较与核对。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目前所存607函北藏只是现阶段的整理状况，希望将来有可喜的发现，进一步补充完善此部经藏。北京大学藏《永乐北藏》将为佛教经典增添极佳的善本，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增添了又一镇馆之宝，可谓“佛典重现，宝藏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