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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重现 宝藏增辉

2017-01-03杨芬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明代

杨芬

摘要 2014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作。此部北藏共计607函6053册,主体为正统五年原版刻本,另有万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抄配本,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印玺。这其中包含多方面的版本特征,并折射出北藏刻印及流传过程中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的整理,为佛教经典增添了极佳的善本,亦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镇馆之宝”。

关键词 永乐北藏 大藏经 明代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B94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6.04.013

2014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大型佛教古籍丛刊《永乐北藏》的全部整理编目工作。此部佛典巨著尘封于未编古籍书库多年,由于卷帙浩繁、整理匪易,一直无序地堆放,其中掺杂不少外观相似的其他版本佛经甚至道经。此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曾多次下决心整理,终因困难重重而放弃。从2014年6月初开始,经过充分部署及准备,古籍编目组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

《永乐北藏》的全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始刊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至正统五年(1440)完成,历时20年。全藏636函,收经1621部6361卷,内容自大乘般若经起,至明三藏法数,集佛教经籍、戒律及各宗派论藏等。以千字文“天”至“石”字编次,每字一函,每函10册。明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遂其生母慈圣皇太后之愿,下敕雕造《续入藏经》。续藏共41函,函号为千字文“钜”至“史”,收经36部410卷,加上正藏共计677函,收经1651部6771卷。

《永乐北藏》经版刻成后,藏版于宫中,仅由朝廷印刷并下赐各地寺院,私人不得请印,因而在当时已十分稀少,得以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且全帙难求。2000年线装书局影印此书,选当时所知保存最完整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作底本,已阙其中的500余卷。经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北藏》共计607函6053册,是现存较为完整的一部,也是目前馆藏善本古籍中部帙最大的一部。整部藏经品相极佳、纸墨精良、鲜有虫蛀。从其纸墨品相判断,当印制于明嘉靖之前,因此其中未包括续藏部分。在这607函中,有9函为明万历间印补,20函为清初抄补。万历印补诸本中多钤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大方朱印,更显皇家赐本身份,弥足珍贵。以下详述馆藏《永乐北藏》版本状况,并努力从中发掘其刻印及流传过程中更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

1 正统五年内府刻本

明代有三次官刻大藏经,而且彼此有着密切的传递关系。首先是明洪武五年(1372)开雕的《洪武南藏》,亦称“初刻南藏”,只可惜永乐六年(1408)发生火灾,版片被毁,朝廷因予重刊,便是成于永乐十年(1419)的《大明三藏圣教南藏》,亦称《永乐南藏》。《永乐南藏》经版藏于南京报恩寺,允许各大名山寺院及私人请印,后经多年刷印,版片损坏严重,多次补版。据《嘉兴藏》“刻大藏经缘起”云:“南版印造虽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永乐北藏》是明代第三次官刻大藏经,其品质较高,收经最多,至今保存最完整,也是现存官修官刻大藏经中最为精美的一部。

此部《永乐北藏》中,正统五年内府刻本“正藏”现存581函,以白棉纸刷印,质地结实,保存甚佳。其外装四合套,以一绳缠绕,再插笺系住。函套分蓝、黄绸二种,上有大朵莲花或菊花等图案;函上粘笺书函名,其下有圈形符,内书千字文字号。函内各册均以蓝绸作封面封底,上粘黄绸书签,书签题名下亦有圈形标记千字文及册次。从整体装帧看,蓝黄相配,纹饰大气,具有素雅庄重的佛家气质,亦显出别致大方的皇家风格(见图1-图3)。

与以往的大藏经相同,《永乐北藏》亦为“经折装”;在版式行款上,它与之前的《南藏》相比,进一步加大了字体和版心,更体现出宫廷版本的气派。原《永乐南藏》为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永乐北藏》则为每版二十五行,折为五面,每半叶五行,行十七字。外观尺寸高约36.5厘米,半叶宽约13厘米;版框尺寸高约28厘米,半叶宽约13厘米。其天地疏朗,上下双边,版心部分镌刻千字文及册号。字体为赵孟頫之楷体,隽秀浑圆,柔中带刚,且字大如钱,墨印清润,持诵极佳(见图4)。

正统五年《永乐北藏》每函首册卷前镌“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发愿词在前,讲经图在后。发愿词镌于飞龙盘绕碑上,其上镌“御制”二字,框内发愿文为:“天清地宁,阴阳和顺,七政明朗/风雨调均,百谷常丰,万类咸畅/烽警不作,礼教兴行,子孝臣忠/化醇俗厚,人皆慈善,物靡害灾/外顺内安,一统熙嗥,九幽六道/普际光明,既往未来,俱登正觉”,末题“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佛祖讲经图共有五个半叶,中间佛祖坐于法座高台上,四周菩萨僧众等海会围绕。佛祖双目微敛,神色安定,静坐冥思;听法菩萨形端表正,神色庄严,每一尊都各具韵味。整体而言,版画镌刻精细,线条流畅,层次丰富,墨印均匀。每函末册卷末镌有“韦陀护法像”,其身着法衣,双手合十,线条厚重而饱满,立体而有层次,表现出韦陀的威猛气象。故宫博物院殿版研究专家翁连溪先生论其“所刻版画,画风古朴浑厚,线条粗犷劲挺富于变化,其他明代佛经扉页的版画绘镌大不如此。”(见图5-图6)

首函“天”字函“御制发愿词”与“佛祖讲经图”前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御制大藏经序”,其上日:“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讲经图后附唐太宗《三藏圣教序》、唐高宗《三藏圣教记》。每函各册卷首题名下镌有千字文及册次,如“天一”。各卷卷后多附有“音释”(见图7-图11)。

另外,馆藏正统五年版《永乐北藏》之第155“莫”字函出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其装帧外观、印纸质地、字体风格及版式都与正统五年版基本一致,唯有卷前“御制发愿词”部分,虽内容亦同,但缺少了最后一行“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从印叶上仔细辨认,在落款时间原有位置上并未见任何挖改的痕迹,其被剜除的可能性非常小;由此可以判定,北藏发愿词应是先前镌刻而成,留下最末一行,直至整部经板刊刻竣工之时,才补入刻成时间。“莫”字函缺正统五年等落款,很可能是当时误装了原未镌补时间的版片印叶,而其余各方面特征皆与正统五年版相同。这个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大型佛藏刻经镌板的过程(见图12-图15)。

2 万历四年皇太后印造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7函为万历四年(1576)印补,分别为:第230“竭”字函、第238“履”字函、第242“温”字函、第262“若”字函、第397“邙”字函、第558“何”字函、第560“约”字函。在此7函末册“韦驮护法像”前,增加了两张印叶:第一个印叶为大字刻印:“大明万历四年七月吉旦慈圣皇太后印造”,其上钤大方朱印“慈圣宣文皇太后宝”;第二个印叶为盘龙环绕碑,上额镌“御制”二字,碑内镌:“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同时此7函首册卷端右上角均钤有“慈圣宣文皇太后宝”印玺(见图161图17)。

据此推知,此部北藏由朝廷颁赐后至万历初年,因已有残缺,特向朝廷请印,并得到皇太后的支持,故有“慈圣皇太后印造”牌记。“慈圣皇太后”即明神宗朱翊钧生母李太后,她信奉佛教,《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以太后尊号为线索:万历元年(1573年)其尊号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1578)三月,加尊号曰“慈圣宣文皇太后”;万历十年(1582),加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因牌记所镌太后尊号与钤印尊号不同,便可推知此7函请印开造在万历四年,印毕颁行应已在万历六至十年之间。

所谓“印造”,是以宫廷藏版重新刷印,还是另镌新版印行?从7函的版印上看,经藏正文字体清朗,与正统五年版风格统一。卷前发愿词内容与正统五年版相同,亦有“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款时间;而其中部分印叶“清”字缺末笔,另有部分印叶则墨印较黑。佛祖讲经图亦可分出两个版刻,一为与正统五年“天”字函相近,而墨印较深;一为墨印清朗,而图像线条有所变化,如佛祖双目从微敛变为睁开,眉线由短而变长。另此7函卷末韦陀像与“天”字函对比,人物轮廓层次亦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问题:此大型佛藏因每函都配有讲经图、发愿词与韦陀像,这三个部分的版片刷印量最大,最易磨损,因此它们应当镌刻有多个版片以备使用,就出现了这部分内容版刻上细微的不同。而墨印较深者,亦显示出是以旧版刷印所致。此7函的版印现象,也进一步印证了北藏为官赐藏经,民间受赐后,数年后若经卷残缺,需向朝廷请印,由朝廷印补颁行(见图18-图21)。

此外,此七函在装帧上略有不同:各册以黄绸为封,绸上镶暗纹金色小团花,封上配蓝绸细条书签;外装函套则与正统五年版大致相同,由镶嵌大葵花纹的蓝色或黄色绸布所制(见图22-图24)。

3 万历二十六年印造施行

除皇太后印造7函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中,另有2函为万历中期印补:即第211“善”字函、第212“庆”字函。此2函卷末韦陀像前增刻一立碑牌记,其上镌:“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综而观之,此2函卷前发愿词及佛祖讲经图、卷末韦陀像系据正统五年版重刻,镌刻水平较原版已逊色较多。发愿词内容与原版相同,而略去了“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其笔力刀法缺少原刻的劲挺俊秀,风骨不足。讲经图与原作相比,仿刻原画勾勒了框架,而发髻、眉目、衣纹等细节的修饰,都欠缺细致的描摹,线条较粗糙,缺少层次。再从卷末韦陀护法像看,其线条亦混杂不清,不如原作精细。而且这几个部分的墨印偏黑,浑而不匀,效果不佳(见图25-图27)。

从“善”字、“庆”字2函的正文内容来看,其字体风格虽与正统五年版相近,但仔细观其细节,不如原刻饱满有力。由此,综合以上各方面因素,可以推断此2函当系万历二十六年重新镌版印行。故其发愿词会略去正统五年的时间,并补刻万历牌记。

此2函印纸较薄,其色偏黄。装帧上,各册上下夹板为黄绸,其上无暗花,有别于皇太后印造诸本;外观高度尺寸与正统版相比,略低2厘米,约为34.5厘米(见图28-图31)。

4 抄配本

馆藏《永乐北藏》中,有部分函册为抄配本,其中17函为整函抄写配补,分别为:第8“荒”、第58“咸”、第86“虞”、第88“唐”、第190“建”、第192“立”、第194“端”、第216“宝”、第224“君”、第24.5“兰”、第263“思”、第280“籍”、第288“摄”、第576“沙”字函、第587“郡”、第595“云”、第607“石”;3函为函内单册配补,分别为:第182“行”字函第四册、第520“公”字函第一册、第567“翦”字函第二册。单册配补本前后保持正统五年刻本的特征,只依原版式补抄了经文内容;17函抄配本则因前后所附印叶不同,及其卷末墨书题款,形成了较明显的特征。以下详述。

4.1 清顺治间抄配的15函

以抄配本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为线索,此17函中,除了第576“沙”字函、第587“郡”字函外,其余15函则具有相近的特征。其一,从卷前御制发愿词与讲经图部分来看,讲经图在前,发愿词置后。与正统五年版相比,讲经图的人物造像、手持法器及构图等都完全不同,如佛祖发髻、手势结印、衣纹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御制发愿词”内容改为:“六合清宁,七政顺序,雨旸时若,万物阜丰/亿兆康和,九幽融朗,均跻寿城,溥种福田/上善攸臻,障碍消释,家崇忠孝,人崇慈良/官清政平,讼简刑错,化行俗美,泰道咸亨/凡厥有生,俱成佛果”,末镌“万历二十八年吉日”。其二,从卷末版刻印叶来看,韦陀护法菩萨像相较于正统五年版画,其线条勾勒简单粗陋,仅刻画了大体轮廓,省略了很多细节的润饰。在韦陀像前增刻了一叶“荷叶莲花龙凤玄武龛”牌子,其内用以供墨笔题写施功德者姓名、时间等相关信息(见图32-图33)。

这两个部分的版刻印叶,正好与馆藏另一部万历刊本的大藏经相同。也正是在此次整理北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另一部万历间刊本与此套北藏混杂一起,此刊本外观装帧与正统五年版非常相似,但开本较小。经分辨,挑出“天”、“黄”、“荒”、“日”、“月”等数函。它们的卷前发愿词即是上述抄配本所附的这一版内容,卷后亦有莲花龛和韦陀像。仅这几函中,卷前卷后则又包含了不同年份的版刻。如“天”字、“荒”字函卷前发愿词末镌“万历丁酉季秋重刊”(丁酉,即万历25年,1597年),“黄”字函镌“万历九年仲春吉旦重刊”,“日”字函则无落款时间,各函讲经图及韦陀像也各有异同。上述北藏中的15函抄配本前后印叶正好与这套万历刊本中的“月”字函一致(见图34-图35)。

据此可知,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并不是专为抄配而制,而是利用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的版片刷印而成。而且从其版印效果上比较,如发愿词中“宁、和、臻、平、生”各字下半部基本都缺笔模糊,抄配诸本中字迹模糊显得更加严重;另见末尾“万历二十八年吉日”后本有“刊”字,在抄配诸本中则已完全磨损不见。再从讲经图与韦陀像上看,“月”字函刊本线条清晰干净,而抄配诸本中整体墨印较深,混而不清。综合这几个方面的状况,可以进一步推论,抄配本所附版刻印叶,当为万历二十八年刊本的后印本,其距万历二十八年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版片有较大程度的磨损。

除了卷前后印叶提供了版本线索外,此15函卷末莲花龛内多有墨笔题款,多为墨书施功德者姓名,及发心捐资补写藏经,祈愿吉祥如意等;也有数函龛内空缺。这其中共有5函题写了明确的时间,可见于:第58“咸”字函题“大清顺治六年六月初六日造”;第216“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完”;第245“兰”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补完”;第280“籍”字函题“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完”;第263“思”字函题“顺治七年三月二十日补完”(见图36-3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题有“顺治七年”的“宝”、“思”2函中,卷末墨书相同,仅有“宝”与“思”一字之别。此2函都是由“信官祖永勳、祖永烈、祖永杰、祖永熙”四人共同发心捐资补写,并在同一时间完成。其中“祖永烈”之名见于第190“建”字函,其末牌子墨书“信官祖永烈施银补写”;“祖永杰”之名还可见于第595“云”字函,其末牌子墨书“信官祖永杰诚心捐资补写藏经一函,永远流通。”这些施功德者字名的呼应对照,进一步暗示了无落款时间的诸抄配本,亦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抄配完成。它们在纸张、外观装帧上,也有彼此的共通之处。如各册上下夹板有黄色、蓝色,上绣金丝花纹,也掺杂有其他多样的颜色和花样(见图40-44)。

综合上述分析,除“沙”、“郡”2函外的15函抄配本,很可能主要集中于清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抄写配补。卷前后所附万历二十八年刊本的后印本,其时间推算恰好也能与清初相衔接。另观其抄补正文,基本不见避清讳,故推论其不晚于清初。

4.2 “沙”“郡”二函的特殊之处

抄配本中第576“沙”与第587“郡”是较为特殊的两函,最明显地体现在卷前卷后所附版刻印叶之不同。这一版卷前没有御制发愿词,仅有佛祖讲经图。而且讲经图出现全新的图样,佛祖坐于右侧莲花高台上接受礼拜,菩萨僧众依次列于左侧,人物造像与此前诸版均有不同。卷末虽同样有莲花龛与韦陀像印叶,但刻板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印叶比较,有明显的差异。如韦陀像面容较为修长,其上端环绕着波状图纹,莲花龛顶端框内有精致的装饰图案等。整体看来,“沙”、“郡”2函的前后印叶版刻较新,线条清晰,细节精细(见图45-46)。

从纸张上看,此二函纸张较白,质地较厚,另15函抄本纸张则多偏黄偏薄。在装帧上,函内各册夹板颜色多样,有黄、红、蓝、绿等多色,函套装帧色泽图案亦与众不同,甚至有一种异域风格。此外,在“郡”字函内还隐藏着一个更细微的符号,即在各卷卷端题名下,均有朱笔题写的三个梵文小字,各处所书均同,疑是某人之名的梵文书写(见图47-52)。

综合上述各项特征,可以推测“沙”、“郡”2函是另一时期的抄配本,从用纸与版刻较新来判断,应当晚于清顺治六、七年。只可惜莲花龛内没有墨笔题记,难以有更具体的线索。

4.3 抄配本中更多潜在信息的解读

馆藏《永乐北藏》所含抄配本使此部北藏独具特性,并有很多潜在信息需要解读。一是关于抄配本版本的考证,除了上述所析的两个系统外,背后同时暗含了一个问题,即抄配现象的出现与宫廷藏板刷印的关系。据翁连溪先生所言:“《永乐北藏》刊成后,藏版于宫中,供宫廷供奉,请印不易,至清康熙年间仍有刷印的记载,后版片不知毁于何时……”他还查到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乾隆三年十一月”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皇上的内容,其言王朝已经刻有了《龙藏》,而《永乐北藏》已经使用了近300年,刻板损坏,不堪使用,建议运到琉璃厂去作木柴烧琉璃瓦。那么,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现清顺治间的抄配本,则从另一侧面预示入清以后,由于改朝换代,民间的抄写配补已经成为可能,再加之宫廷藏板已逐渐损坏,故从清初以来请印渐少,乃至康熙以后不见记载。

另一方面,抄配本中关于施功德者的记录也潜藏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了解《永乐北藏》及佛教文化传播的更多背景。其一,关于捐资补写者的信息,可见其覆盖面较广,上至官员“刑部周天成”(第224“君”字函题“信官刑部启心郎周天成施经一函”,见图53),下至普通百姓,都是信男信女,尤以女众居多。如第58“咸”字函题“施财信女祖门潘氏、祖门史氏、祖门汤氏……”等十八人共同发心书写(见图36);第88“唐”字函题“信女会首刘氏法名慧福、张门赵氏、齐门刘氏……”等七人共同发心施财书写(见图54)。另有一家人共同请经,如第245“兰”字函题“徐达子、佛信心弟子郑信圆徐氏、男郑启文,洎众善人等施财书补藏经兰字一函,功德圆满”(见图38);第280“籍”字函题“……信士张守礼、室人邹氏、长男张国彦、张氏女三姐、四姐、五姐、六姐,洎合家善眷人等吉祥如意”(见图39)。

其二,在第280“籍”字函墨书中还有一个信息,其首题“京都顺天府大兴县打磨厂居住”,可见捐资补写者居住地为北京,据此判断此部《永乐北藏》应原藏京城某个寺院。由于馆藏未编书来源复杂,此前并无记载,这一线索为调查此部《永乐北藏》来源提供了依据,可知其为京城某寺院流出而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5 结语

馆藏《永乐北藏》包含了正统五年原版刻本、万历年间补印本,及入清以后抄写配补本,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大型佛藏经典在其传承过程中,由于卷帙繁大,经后代印补抄配,使其带上了更多历史时代的印记。由此可以说,存世的每一部《永乐北藏》很可能都是不同的。北京大学馆藏此部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它不仅是明代大藏经的宝贵文献与明代官版佛经的珍稀版本,而且承载着《永乐北藏》刻印传承过程中的诸多故事,折射出相关的中国佛教历史文化。这样一部大藏经还需要开展更多维度的研究,如关于佛教造像版画艺术、佛经装帧艺术,以及抄配本背后更广泛的民间佛教文化背景的探索等。

此外,在此次整理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套《永乐北藏》的散册(见图55-57)。这一部目前所见都是以黄绸为封,印纸质地较薄,颜色较黄。与故宫藏本图片比较,基本一致。然而与馆藏607函比较,正统五年刻本多是以蓝绸为封,纸张较白较厚,更显质量之上乘。由此,关于存世《永乐北藏》之间横向的比较,以及《永乐北藏》请经制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调查,又可展开更深更广的研究课题。

目前,馆藏607函《永乐北藏》在保存原装函套的前提下,装入新制精美的锦面六合套,移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库(见图58-60)。然而,馆藏《永乐北藏》的整理工程其实尚未真正告竣。由于馆藏未编古籍仍在整理中,未编库中还很可能会继续发现此部书目前残缺的部分;且已编古籍中也很可能存有此部北藏的零种,需要后续详细地进行比较与核对。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目前所存607函北藏只是现阶段的整理状况,希望将来有可喜的发现,进一步补充完善此部经藏。北京大学藏《永乐北藏》将为佛教经典增添极佳的善本,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增添了又一镇馆之宝,可谓“佛典重现,宝藏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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