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柯 张长东

（1.西安邮电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1；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是国家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任务，提出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作为基层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从制度建设层面明确提出，要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和推进社会组织协商等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提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基层治理改革的持续深入，国内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创新探索，表现出了独有的治理特征与差异化的参与模式，丰富了协商治理的内涵。

回顾既有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文献主要呈现为三个视角：一是功能视角，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组织参与协商对于实现其自主性以及获得政策支持，提升参与的经验手段，最终实现相互平等意义上的协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二是行动视角，作为有效的组织化载体，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构成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基础，其参与基层民主协商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