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融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引言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下社会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信息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下存在诸多利用个人信息的场景，特别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掌握与利用是其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例，它实际是以国家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利用为前提的。为满足国家治理的基本需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个人信息利用遵循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并在实践中呈现出信息利用的“最大化”特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开展信用规制，但在客观上却带来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问题，即个人信息利用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张力。

2021年8月20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这为“信息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提供了规范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适用该法的基本要求，并在第6条确立了处理个人信息的“最小化”原则，即信息处理应“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信息收集应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这意味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信息利用需遵循个人保护的逻辑，以个人权益保护为重心。可以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信息利用正发生着逻辑传递，即从国家治理逻辑到个人保护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