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洪昌 潘 堃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8）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法院主要是一种“事务型”的国家机关，其引人注目的功能往往会被认为局限在“案件”范围，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其解决纠纷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遮盖了法院最初的公共政治功能[1]。一些司法政策，包括司法机关的指导性意见、会议纪要、决定、通知等，对案件的立案、审判、执行等工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甚至影响了社会规则的树立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有的学者对法院的政策性功能持消极态度，认为法院一旦通过创制公共政策表现出一定积极干预的特征，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法院既是立法者又是裁判者，在事实上对民意可能形成一种垄断，民意要么被扭曲，要么被抛弃[2]。但也有学者认识到这一功能，苏力教授指出法院不仅适用法律，而且有必要行使较大程度的裁量权限，以谋求案件的解决获得明显的政策性效果[3]。侯猛教授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影响力，认为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定公共政策的法院，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判法院[4]。那么司法政策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是否与司法体系结构相符合？是否构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和扩张？司法政策功能的拓展是否会影响到法律体系的稳定？司法政策是否会影响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这些问题至今未得到充分解释，也缺乏系统性论证，以致在学界和社会上还存在认识分歧。基于此，本文从宪法法律文本出发，对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的司法政策展开分析，试图探究司法政策的内在机理，提出建设性意见。……